《大河报》“先生”张效房

01.03.2015  19:09

 

张效房给学生修改英文病例

年轻时的张效房“秒杀”今天天的“都教授”(翻拍)

生活中的张效房平易近人,下班回家时提着论文和饭菜。

  张效房办公室的书柜里放满了荣誉证书及纪念照

      2月26日,正是“七九八九,抬头看柳”的时节。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南侧金水河畔的柳树,已是嫩绿初绽。

  中午12点多,95岁的张效房教授,手提一个装论文的白色布袋子,离开门诊楼,穿越病房楼,走出医院侧门,跨过一座小桥,回河对岸位于16楼的家。

  路,不足千米,但满头华发的老先生,得走20多分钟。这条路,从1958年河南医学院从开封迁郑开始,他已走过57个柳丝枯了又绿的春秋。

  从1945年他于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算起,在眼科医学这条历史长河中,他已行走了整整70年,并终成眼科学界一代宗师——我国眼外伤和眼内异物摘出的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

  生于1920年的张效房,求学于“河南大学在潭头”的艰难抗战时期,受教于“济济多士,风雨一堂”的诸位学术大家,磨砺于风雨如磐的动荡年代,收获于新中国的蓬勃发展时期。

  他的人生只有两个章节:“先生”与“先生”。一为师,一为医。

  而他所在的这家教学医院,80岁以上依然还在坐诊的大夫,有18位。张效房,是最年长者。

  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文化基因,在他们的血液中流动,内化为他们所坚守的人文情怀,外化成他们所遵循的学术规范。

  一个月内,大河报记者5次探访,深深感受到这种“先生”气韵,是如此令人高山仰止。

  

  张效房堪称河南眼科医学发展史上的“活化石”。在了解他的年轻人心中,其形象却是一枚“萌萌哒”新青年——

  青少年时,他是著名爱国音乐家冼星海“黄河歌咏队”队员,学校话剧社社长,篮球队队长;年轻时,他剑眉星眸的帅照,分分钟“秒杀”今天的“都教授”;95岁高龄了,他不仅会上网,还有自己的QQ、微信、飞信,同时还在用纯熟的英文查房、为研究生批改英文病例、修改来自全国各地的眼科论文……

  2月26日上午,周四。张效房每周一次的查房时间。

  这次查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看病人”,而是听研究生汇报英文病例。

  8点55分,张效房走进了郑大一附院1号病房楼23楼眼科三病区医生办公室。办公室内,医生们已在忙碌。

  一看见张效房进屋,25岁的杨小笛立马起身,拿出两份病例,一份恭敬地送给张效房,一份自己拿着。

  这一天,张效房要考察的研究生就是杨小笛。

  换上白大褂、戴上老花镜,张效房做完这一切时,“查房”正式开始。

  病例是全英文的,杨小笛开始大声用英文汇报。

  “这个City的第一个字母应该大写,Zhengzhou一词中的第二个z应该小写……”一边听汇报,张效房一边不时为小笛纠正。

  一切还算顺利,10点30分,汇报正式结束。

  “张老师做学问非常严谨,从他身上,我学到的不仅是专业知识,还有学习态度、做人的道理。”杨小笛说,这是她第三次向张老师汇报,机会很难得,因为每次查房,只有一位学生才有机会享受张老师“一对一”的指导。

  不过,也有学生不认真的时候,每到此,张效房就“不客气”了。

  羊年春节前有一次查房,一位研究生报告病例时,张效房批评了她:“你这个英文病例,从文字上我可以给你七八十分。不过这前几行,我给你找出十个错误都不止了吧?”姑娘羞赧地低下头。

  “我就是要求严,但是不苛刻。我批评人,但都是从帮助角度出发。”张效房解释。

  他坚持和学生用英语交流,是因为他认为医学的国际交流非常重要,不可局限于国内。很多学生的英语尽管过了六级八级,但那不是专业英语。更何况,医学专业英语中还有眼科专业,需要不断钻研。

  而他自己,从初中、高中到大学,到实习到工作,一直都坚持学英语,好让自己可以“开阔地观世界”。

  

  2月3日,周二。张效房每周一次的门诊时间。

  “你也是来找他看病的吧?这可是老专家,全国都有名,看病看得可好!”当天上午9点,刚走到郑大一附院眼科6诊室门口,一位大爷就主动向记者推荐起正在坐诊的张效房。

  大爷是陪老伴儿吴女士来看病的。吴女士今年68岁,是周口一所学校的退休教师。

  张效房仔细询问了吴女士的病情,并认真给她做了检查,花了10多分钟。“我这个右眼总是磨,好几个月了,找了六七个医生都没看好,这次来找大专家看看。”

  其实,吴女士的病情不复杂,就是“点状角膜炎”。张效房不断安慰她“没事儿”,为她解释这种病的病因及发病情况等,并详细叮嘱她一定要遵医嘱用药。

  “这下可算放心了。”临走时,吴女士忍不住抹起了眼泪。

  “她就是心理负担重,天天想着自己是不是要瞎了。”吴女士的老伴儿一再向张效房表示感谢。

  “很多疾病,其实心理很重要,如果病人能先卸去心理负担,那对治病就很有帮助。”张效房说。

  长眠在纽约东北部撒拉纳克湖畔的特鲁多医生,墓志铭上刻着他一辈子行医生涯的概括与总结——ToCureSometimes,ToRelieveOften,ToComfortAl-ways。

  其中文翻译很简洁:“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医学之功,“治愈”有时,安慰无限。说到底,医学是一门饱含人文精神的科学。仅仅盯着功利,而抽去医学的人文性,其本质属性将如何存在?

  像2月3日的这次坐诊,只是1945年进入河南省立医院工作以来,张效房再普通不过的一次门诊。70年来,他没有离开过眼科临床一线。这位“光明使者不老松”,用精湛的医术和耐心的诊疗,为无数病人解除了病痛。

  

  每周一、三、五,张效房到郑大一附院门诊楼18楼的《中华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编辑部上班。

  这本杂志,由张效房和上海眼病防治所副所长杨敬文、电子工业部四一四医院(驻贵州省)主任楼苏生一起,始创于1979年。

  经过36年发展,它已成为我国篇幅多、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学术水平高的眼科期刊之一,是国家核心中文期刊。

  2月6日,周五。张效房从随手提着的布袋子中拿出一沓论文:“红色的笔迹是第一次改的,绿色的是第二次。”

  这份来自上海的文稿共25页,每一页上都写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大到学术理论探讨,小到英文拼写错误。

  “有的文章,我在上边写的字数跟作者写的都差不多了。”张效房笑道。

  改一篇稿子,短则需要一两个小时,长则六七个小时。有些学术问题,他还需要查很多资料,花费时间就更长了。在扶持眼科新生力量方面,张效房一直都非常有耐心。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出差时总要带一个竖形的手提包,“因为这个包正好能将A4纸大小的书籍和文稿装进去,一有空,就能随手把它们抽出来阅读,非常方便。”

  不过,也有囧事。有一次他到菲律宾去开会,下飞机时慌慌张张把4篇文章忘在飞机上了。幸好还有登记,知道是哪几篇,他赶快给作者写信道歉,让他们把文章再寄来一份。

  95岁的老人,有高血压、冠心病,还因为肾癌和脑梗塞做过手术。如今,对他来说,修改文章还是一剂治病良药、一种精神寄托。

  张效房每天中午下班回家,午休到4点多,开始改文章;晚饭后,看会儿电视,休息一会儿,接着起来改文章,直到次日凌晨一两点。

  常常是,文章改成夜已冷,16楼外月如弓。

  张效房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他和克林顿的合影,1980年拍于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州长办公室。这张照片,见证着张效房作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顶尖医生的成就。

  张效房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眼内异物和白内障简化手术,此外还有沙眼、角膜移植、钩端螺旋体病眼并发症等。

  1945年他刚上班时,开封沙眼的发病率,成年人几乎是100%,是致盲首因。他和同事组成医疗队,得空就到乡下为老百姓看病。

  1955年,新中国工业生产蓬勃发展,但工人眼外伤非常普遍。张效房和同事开始系统地进行眼内异物的定位和摘出的研究。他所设计的薄骨定位法、垂直位校正法、方格定位法、电子计算机定位校正法等,被眼科学界称为“张效房法”。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做长篇报告。会上表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成果。眼科方面的全国只有两项——一是北京医学院汤非凡教授和同仁医院张晓楼教授联合完成的沙眼病原体的研究;另一项就是我们河南的“眼内异物定位和摘出”。

  “这被认为是我国眼科学对世界眼科学的两大贡献。”郑大一附院党委书记张水军说。

  1979年,年近花甲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0年,张效房因为这些成就而被世界眼科基金会邀请赴美参加美国眼科学会年会。学术活动结束后,世界眼科基金会主席罗伊陪同他去参加克林顿的接见。

  1982年,他带着《三千例眼内异物摘出的体会》再赴美国,参加第24届国际眼科学术会议。他讲英文,还有四种语言同步翻译他的报告,引起轰动。张老刚走下讲台,就有两所大学现场邀请他去做学术报告。当地报纸还以《来自中国的经验》为题进行报道。之后,他在8所美国大学、2所日本大学做了学术报告。

  在很多人看来,张效房已经达到事业巅峰,但他向上攀登的步伐却并未停止。

  在发现白内障成为致盲首因后,已经古稀之年的张效房,经过反复试验,引进和改进了“小切口非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术”,并被“视觉第一中国行动”推广应用,造福数百万白内障病人。

  正是因为张效房等一大批医学人士这种近乎痴狂跟学问较真的劲头,才有了河南眼科医学的发展。

  “河南的眼科水平在全国来看,还是比较靠前的,眼科界都知道河南省眼科发展比较均衡,省、市、县三级都有不少的眼科医院或眼科研究所。”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杨培增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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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效房珍藏着一条挂毯,每次搬家,他总会精心地保留着它。因为这条挂毯见证了中原眼科医生与西藏眼科医生的情谊。挂毯上面绣着布达拉宫,还有“张效房”这个名字。

  怎么回事?原来,2007年,为支持“西藏白内障无障碍区”建设,中国残联委托郑大一附院举办进修班,培训了5名西藏眼科医师。

  进修班结业典礼上,5位医师托人用特快专递寄到郑州的这条挂毯,让张效房深深感动。

  从1972年至今,除因年龄原因没去过西藏外,张效房在全国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多座城市办过学习班,做过200多场次学术报告或学术表演,跟随多支医疗队送医上门。

  对于现在的年轻医生,张效房寄予了很高期望,“大部分医护人员还是很积极上进、一心为患者的,当然也有个别医生败坏医生的名誉,比如拿红包拿回扣等。”

  谈及红包现象,张效房显得有点激动,“我坚持一辈子不收红包,更不会拿回扣,一是不会,二是不忍,三是不能。如果让红包遮住了眼睛,心灵之窗有了灰尘,还能把手术做好吗?还能把科研搞上去吗?笑话!”

  在张效房看来,这个世上就没有退不回去的红包,“穿上白大褂,就要让白衣裹着红心,绝不能让白衣裹着黑心。如果让红包装进了白大褂,就玷污了这身神圣的白大褂!”

  这些年,张效房担任了诸多社会职务,但他每次都事先声明,不接受任何馈赠。出外会诊、手术演示,他也从来不要患者或医院的报酬。

  不仅不拿报酬,早在十几年前,张效房还开始主动从家中往外拿钱。

  1998年3月30日,因为眼内异物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张效房被评选为“河南省科技功臣”,拿到了政府奖励的5万元。他不仅全部捐了出来,同时又拿出自己多年省吃俭用积蓄的15万元,其中5万元作为捐款,10万元购买医疗器械,无偿提供给基层医院开展手术。

  这一义举,让诸多同行深受感染,纷纷捐款,建立了“张效房医学学术基金”。2008年,张效房又捐出自己的积蓄100万元,使基金达到了130多万元。

  捐的钱从哪里来的呢?“一个是我吃穿很节俭,花钱很少;二来,1991年时,经学校领导同意,我们曾经与一家美国公司合作,在郑州建立中美合资人工晶状体研究生产公司,后来我退出,公司退给了我一部分‘股金’。”张效房说,目前“张效房医学学术基金”资助的主要范围,一个是国外留学,到国外学习;一个是进行眼科医学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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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在学问上能否有成,大多取决于他早年求学时奠定的根基。正所谓,“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

  张效房在他的自传中,曾多次饱含深情地提及自己的“嵩县求学”。

  1939年到1944年,是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也是中国高教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随着日寇入侵,中国的大学纷纷迁徙。比如,北大、清华、南开迁往云南,组成“西南联大”。河南大学从开封迁往南阳镇平,后又迁至洛阳嵩县潭头(潭头今属栾川县)。

  河大在潭头流亡办学五年,又先后搬迁到南阳淅川、陕西宝鸡。数度迁徙中,河大师生饱经磨难,颠沛流离。但学校在艰难中坚持进取,薪火相传,弦歌不绝。

  1939年夏天,张效房“嵩县赶考”。他和同学搭货车,骑毛驴,过河,爬山,背着行李赶到嵩县参加考试。放榜时,他以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录取。

  河大西迁嵩县时,有文理农医4个学院。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留驻在嵩县县城。校本部和其他三个学院落脚在距县城50公里的潭头。

  嵩县5年,张效房半工半读,努力完成学业。每一个露水盈盈的清晨,他和同学们在宿舍门外的叠翠峰早读;每一个星光灿灿的夜晚,他们仍在柴油灯下苦学。于艰难竭蹶中,为自己找到一张暂时安静的书桌。

  河大由于早期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历史,因此校园内多有留学欧美归来的教师,可谓大家云集。

  河大医学院更是当时北方最好的医学院,拥有一批一流教授,这在战时十分难得。如全国著名的解剖学家李赋京、微生物学家张效宗、眼科学家张季平、神经内科的张静吾、外科的闫仲彝、皮肤科的刘蔚同、病理科的鲁章甫、内科的朱德明等教授。他们大多留德归来,是德国著名大学的医学博士。

  张效房所在的班级,有60人,最后出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专家学者。比如,郑大一附院去年刚刚去世的96岁老教授魏太星,20世纪50年代即被选为全国劳模,是我省心血管的权威、心电图学鼻祖;常泰吉,曾任安徽省人民医院院长,小儿科权威;郑效文,骨科权威,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上海岳阳医院院长等。

  “一是有一批出身名校、师从名家、学识渊博、讲课认真的教授;二是有一群受国家耻、民族恨激励,发愤读书的同学;三是学校和医院各种教学硬件完整齐全;四是小县城中幽静、不被干扰的学习环境。”张效房分析道。

  这一切,正如张清平在《河南大学的青青子衿》一书中描述的一样——

  “‘济济多士,风雨一堂’。一个优秀的学术群体,必定会发散出相互作用的学术精神。如同群星璀璨投射出辉光,映照在寥廓的夜空。”

  当年学生,今已“先生”。如今的张效房,可谓是“桃李芬芳”。

  2月26日17:00,已经临近下班时间,但是郑大一附院门诊楼7楼眼科门诊17诊室外,依然人满为患。

  张效房的“大弟子”张金嵩,正在为患者看病。

  “今天患者比较多,有近80个号。”待把所有病人看完,已是19点30分。

  “您是不是也到退休年龄了?”记者问。

  “早到了,不过我老师还在给病人看病呢,我也不好意思偷懒呀。”张金嵩呵呵地笑了起来,“在我们医院,单是80岁以上还在坐诊的老专家都有18个呢,有好几个都是我的师兄师姐,我还算是‘小不点’呢。”

  今年70岁的张金嵩,1968年毕业于河南医学院,1978年成为张效房的首届硕士研究生以后,被大家称为张效房的“大弟子”。

  张金嵩对老师的印象是,“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而他也正将张老师的这种作风一步步传承。

  每次提起自己的学生,张效房很自豪,满脸疼爱。而一提起张效房,他的众多弟子,则满是敬仰和崇敬——即便他们自己也已经“远近闻名”,在各自的领域内成就非凡。

  十八大党代表中,来自全国医学界眼科的代表只有两位:一位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眼科主任杨培增,一位是河南科技大学副校长雷方。

  而这两人均是张效房的学生。

  一提起张效房,杨培增和雷方两人忍不住侃侃而谈。

  “在张老师90岁生日宴上,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人到中年,最大的幸福是,回到家后,能叫一声爸妈;而作为学生,毕业三十年四十年了,工作中遇到困难,还能有老师给指点,是学生们的幸福。”杨培增说,当时他说完这些话,很多师兄师妹都忍不住眼热,因为这道出了众多学生的心声。

  雷方如今从一个眼科界的“大腕先生”跨到了教书育人行列,成为一个“育人先生”。

  “不管是当医生,还是当老师,张老师对我的影响从来没有断过。”雷方说,张效房老师有一句座右铭:“愿做春蚕、吐丝不已、至死方休;甘当蜡烛、奉献光明、耗尽自身。”

  这种教泽余韵,并不只是影响到“嫡传弟子”。记者偶遇的郑大一附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韩战营,并未直接受教于张效房,但他对张老敬佩有加。更是受教学医院这种氛围的吸引,从上海归来,扎根郑州发展,执着于医学事业。

  旧时红烛犹照人。集大家之成,释荧荧之光,代代相传,烛照人心。

 

   “先生”名片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教授,国际著名眼外伤和眼内异物专家、医学教育家。1945年毕业于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1950年任该院眼科教研室主任、附属医院眼科主任。

  1980年,创建河南省眼科外伤研究所,先后任所长、名誉所长;1988年创建河南省眼科医院,任名誉院长;1983年至今担任世界眼科基金会理事、中国分会会长等。

  1978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1991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7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998年,获河南省政府科技功臣荣誉称号。随后,获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颁发的突出贡献奖等二十几项荣誉。

   记者手记

    “先生”气韵

  今年1月底,一位老新闻工作者到郑大一附院体检时偶然发现,30年前他刚上班时已经名满医学江湖的张效房教授,居然还在坐门诊。老先生的年龄,应该有90多岁了吧。这让他震惊。

  我们一打听,也觉得震撼。这所知名的教学医院中,70岁以上还在坐诊的大夫,居然有95个。这一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密码”?

  我们一家一家医院问过去,基本确定张效房是目前省会医院中还在医院内例行坐诊的最高龄的“先生”。

  1个月内,我们5次前去采访,从门诊到病房到编辑部到他家里。甚至,还偷偷跟拍过他。

  我们“偷拍”那天中午,老先生走得很慢,小心地躲避迎面疾驶而来的电动车,侧身避开急匆匆奔走的人流。他还顺手在路边小摊上买了一份粉浆面条,用塑料袋提着回家了。

  老先生的老伴儿是他大学同学,走得早,儿子和女儿都事业有成不在身边,平时有个保姆照料他的生活。保姆大姐说,老人生活简朴,做啥吃啥,吃得也很少。

  老先生的听力不太好。每一次提问,我们都需要走到他身边,俯在他听力稍好的右耳边,大声说出要问的问题。他会沉思一下,然后再认真作答。

  他沉思最久的,是当我们问到“您是很多人的榜样,谁又是您的榜样”这个问题时。

  他说是毕华德老前辈——眼科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现代眼科学的主要奠基人。毕华德创建了中国最早的眼科学会,并于1950年创刊了《中华眼科杂志》。

  面对这位世纪老人,下笔总觉艰难。为一个又一个细节,我们反复核实,除了当面请教,还多次电话、短信叨扰。老人总是乐呵呵的,从不嫌麻烦。

  采访中,心疼老人一聊就是1个多小时,我们倒了杯温水,请他润润嗓。他微笑致谢,但过了一会儿,却悄悄把水杯轻推到一边。我们才恍然:这是他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为了不耽误门诊病人的时间,他很少在工作时间喝水。

  采访结束告别时,老人执意要送我们到门口,亲切地握手,再见。

  大医精诚,嘉言懿行。从历史深处沉淀下来的“先生”气韵,真真是令人“如坐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