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在龚鹏程作品集座谈会上的发言

来源: img.zynews.com

    2015年10月26日下午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在北大治贝子园参加“龚鹏程作品集出版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内容如下：

    我讲2点体会。我比龚鹏程先生虚长10岁，但对他一直是仰慕的。他是通才，学问称得上渊博通达。他出的几十种书，涉及古典诗词、散文、小说、儒家、道家、佛家等领域，甚至还有从汉唐到晚晴的思潮、文化史、思想史、文艺美学、书法，等等，可谓上下古今，融为一炉。在当代人文学者中，研究领域像龚先生这样开阔广大的，极少。我认真拜读过其中数种，特别注意其所引用的材料和书目，几乎都是博宗古籍，自出新机。龚先生真是读书种子，读过的书太多也太细了，他对中国文化典籍真是了如指掌。据说他写文章从来不依赖词典、索引、互联网等，全靠自己读书积累。这又是非常出奇的。在老一代学者中这种情况是常态，但在当代学界，这就几乎是传奇了。现代学术过于分门别类，分工太细了。每个人抱住一块皓首穷经，搞先秦的不怎么懂唐宋，做陶渊明的不理睬曹雪芹，研究现代的不通古典，每个人都是“打井式”地研究，固然可能深掘，但往往视野狭窄，真正成了“专家”而不是学者了。读龚先生的书，我自己就感到惭愧，想通达，也难了。但我还是认为，当代中国文史学界像龚鹏程这样的通才，是极罕见的，龚先生的学术特色首先就体现在“打通”。因为“打通”，才有开阔的视野，也才有鲜活的个性与创造力。现代学术管理体制的制约之下，“通才”越来越少，视野越来越窄，虽然有互联网帮助，但空疏浮泛的风气越来越厉害，而龚鹏程的存在可以给我们树一个标杆，给一些鞭策与刺激。这是第一点体会。

    第二，龚鹏程先生治学之路，又是非常扎实的。人们看他研究兴趣广泛，而且方法有点“野”，往往就先入为主，怀疑他的根基不实。其实龚先生治学之路非常坚实，也很值得学界去研究和反思。当下培养文史人才的办法是先概论，后立题，再用题目（或者项目）牵引材料做文章，读书、积累、体验和感觉的过程是大大缩短了的。而龚先生是靠大量读书和思考，靠自己对学术的整个生命的投入和体验，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视域和方法，非常稳步扎实。据说龚鹏程大学一年级就注解庄子，大三写《古学微论》，那时他还没有系统学过训诂，但总是带着问题去校勘切磋，虽然所得可能比较稚嫩，但他这是通过自己读书、思考、辨识去摸索学问途径，由实践到认知，有他自己的生命体验浸透其中，为后来学术发展打下基础。这就可以理解，为何龚鹏程做学问的路数和当下台湾或者大陆绝大多数学人都不一样，他的著作总是别具格局，新见迭出。当然，非常庆幸，龚鹏程年轻时碰到许多通达的老师，——六十年代台湾还有这样一批读书种子，延续着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他们并未像现在许多势利的学究那样扼杀了龚鹏程的才情和个性。龚鹏程就像是一条“漏网之鱼”，没有被现代学术的网所罩住，他始终保持有自己的个性、情操和批判意识，他喜欢独辟蹊径，而不太愿意照章办事，陈陈相因。龚先生的著述大都是古典文史方面的，但总能读到那种鲜活、潇洒和跳脱的气息。龚鹏程说他做学问不是一种职业、休闲或者为了某种很实际的目标，很多情况下就是随性的，如同呼吸饮馔。这个“呼吸饮馔”，也就是生活方式，是以学养性，是令人羡慕的境界。龚先生向来看不起学界流行的那些束缚思想个性的规矩，但也因此往往被学界某些人视作异端。他是学界的性情中人，他的才情、学识加上批判眼光，常常能引发学术振动，引起思考和探究的冲动。

    我认识龚鹏程先生大概是在1989年春天，当时龚先生随一个台湾的学术代表团来北京开会，顺便到访北大中文系。那时听说龚先生血气方刚，意气风发，批评大陆很多学者是“草包”，我有些不舒服。后来在一次会上再见到龚先生，果然是挥斥方遒，不过他的批评又都是认真的、能点中问题“穴位”的，只不过我们学界还不太习惯这种真刀真枪的批评罢了。这时，我对龚先生就有了好感。再往后，我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特意邀请龚先生来北大讲学，不是一般讲座，而是一门中国文化史课，一共讲过2学期，大受欢迎。我决定邀请龚先生留在北大中文系担任教职。便去征询古典文学的专家和权威带头人的意见，他们客客气气，说龚鹏程是有争议的人物，未必能融入北大。我心中有数了，不再考虑这些反对的意见，几乎就是“自作主张”，引进了龚先生担任北大教授，不过不是在古典文学，而是安排到文学理论教研室。至今多年过去了，不知龚先生在北大过得怎样？我希望他不要把自己当作外人，你已经是学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一面旗帜，你应当还能和在台湾一样，做真实的有性情的学者，给北大学术增添一种鲜活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