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郑人高拱与明朝海上丝绸之路 推动明朝炼就“白银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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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体娱文创部执行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王珂

改革开放逾40年，中国经济前所未有地与世界相融，相生、开放、包容，成为中国迎接世界的稳固姿态。

时光回放，5个世纪之前，大航海时代开启了世界贸易、经济、政治乃至文明新的格局。闭关锁国中的明王朝迎来了一声紧似一声的密集叩门。

然而，重农抑商、防御内敛的基本国策，绝对皇权与朱子儒学构成的守旧体系，养成了一个封建帝国的封闭惯性，顽强抵抗着西来海商及沿海商民“出海”的焦灼诉求。

直到一个人物——帝师高拱登上历史舞台。

高拱是谁?他是新郑人，字肃卿，号中玄，生于1513年，卒于1578年，明代嘉靖、隆庆时大臣，人称高新郑。明隆庆年间，已入知天命之年的高拱走进帝国权力中心，力主改革，几经沉浮，一手促成了海禁解除，史称隆庆开关。

由此，“海上丝绸之路”在抵达郑和七下西洋的光辉顶点之后，再度重现曙光，东西两路经济体竟能合龙，16世纪世界大经济圈已被中国重新探进半个身子。

时间一次次证明，开放，是进入世界格局的必然途径。今人或多或少闻知这段历史，都不由遐想，假如高拱没有在短短数年后的权力更迭中意外被逐，假如开放的口子被继续撬动，假如有明一朝能够沿着拥抱世界的方向走下去，中国近代的历史会不会被改写?

历史没有假如。思及高拱，能于鼎沸嘈杂中立于时代潮头，为天下之利锐意改革，殊为不易，多多益善。今人循着这束追光回到那个时代，不仅为翻触故纸，也为更好地把握当下。

郭宝平历史小说《大明首相》主角就是高拱

插画李庆琦

隆庆开关，漳州月港兴起，漳州窑瓷器成为重要的输出产品。

明代河南地方官员为高拱所立石坊，位于新郑古县城城门处，摄于上世纪50年代。

□策划体娱文创部执行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王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明代隆庆时期，只有短短的6年，却是一个能臣辈出、风云际会的特殊时期，明史在这里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徐阶、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等人物次第登场，两起两落、仕途曲折的新郑人高拱更是政绩卓然。月港，福建漳州一处原本不很起眼的港汊，因其状似弯月而得名。月港虽不如广州、泉州、宁波这些大港闻名，却在亲手开启隆万改革、为明王朝焕发第二春的政治家高拱的一手推动下，成为明朝唯一合法的海上贸易始发港，“海上丝绸之路”重现曙光。

起点|丝路，流淌的生命之河

高拱的锐意改革，破除海禁，并非空穴来风。中国开放国门、海纳世界的传统，要追溯到2000年前，海陆两路绵长不绝的丝绸之路。

这是一个充满诗意，意向饱满的名词。自汉以降，这条狭长曲折，绵延8000余公里的最美丝路，穿越中国北方山山水水，大漠孤烟，古老驿站，苍茫驼道，上下2000年，历经战乱，竟不曾断绝。东方华丽的丝绸绢帛，细巧莹润的瓷器，饱蕴东方气韵与山水精华的茶叶……源源不绝地运载至中亚、阿拉伯、西欧，成为那里皇室贵族们的奢侈消费品;而西来的马匹、香料，以“胡”与“海”命名的鲜货珍宝——胡椒、胡萝卜、胡琴、胡瓜以至胡姬，海珍珠、琉璃……穿越国境，直抵长安、洛阳，再南下至烟雨江南。东西方货物的繁密互通，文明的交汇撞击，在这一路途，惊艳相遇，华美丛生。

另有海上丝绸之路，自秦汉初辟，经南海，过马六甲，穿越印度洋至非洲东海岸。沿途不仅留下中国精美货物，更有大批华人华商居留，形成早期的华人聚居区。

据许倬云先生《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一书，至宋元时代，东亚诸国已发展了相当密切的经济网络，贸易频密，规模庞大。强大的外贸需求直接带动国内区域产业。五代十国，九个在南方，盖因出口大宗的瓷、铁、茶皆以南方为主要产地，经济力量充盈。

外国客商沿途流转，深入内地，为东方古国的精美工艺品与精致生活方式所倾倒。“刺桐城(泉州)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德化)，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马可·波罗留在游记中的这段话，描述的是在福建德化的见闻。彼时，泉州是全世

界数一数二的国际贸易海港，大批中东胡商在此落户。广州、交州、明州(今宁波)，当时均已是国际海运要港，来自海上的巨型外舶云集，商贾往来，满载了江南的丝帛，景德镇及德化瓷器，再经海道销往东南亚、印度，经波斯湾或红海销往中东、欧洲。

自开启之时，丝路就是一条拥有自主生长与顽强生命力的流动之河，历经战乱、迁徙、改朝换代，从未止息。“丝绸之路”，继而成为一个意象重叠生长的符号化概念，成为国际贸易往来的代名词。

然时序流转，进入14世纪，明朝立国，守势内敛，关闭三处海关市舶司，仅保留广州一地维持基本官方往来，繁华千年的海上商路遂戛然而止。

前奏|七下西洋，海上大秀

大明300年闭关锁国的主旋律中，曾有一段华丽丽的插曲，一场不一样的烟火，一出超级大秀。开放，高调，秀出皇皇国威，秀出大国风范——你一定猜到了，郑和下西洋。

明永乐三年(1405年)七月，200余艘船舶自苏州刘家河下海，开启了一段漫长的航程。这支庞大的船队劈波斩浪，一路南下，经越南、爪哇、苏门答腊、满刺加、锡兰，至古里终点。一路“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凭借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罗盘，仰望天上的星斗方位，及舱底充足的淡水储备，这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超级海上特混编队”(语出英国科学技术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稳稳地航行在巨浪滔天的大洋，满载天朝的华美丝帛、明丽青花，与东方味道的茶叶，一路向南，向西，姿态昂扬。终至古里，“去中国十万余里……刻石于兹，永示万世”。

这是中国人历史上最壮丽的一次出海——郑和下西洋的首航。28年间，郑和七次奉旨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经30多个国家或地区，到达西亚和非洲东岸，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航线。这一系列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

郑和七下西洋，其航程之长，船舶技术之高，吨位之大，航行人数之多，无可匹敌。这场浩浩荡荡的超级航海秀，吊足了西方人的胃口，带来巨大的“广告”效应，是对整个中国以及中国物产的宣传。此后，天朝名声日隆，外商纷至沓来——若以商业思维衡量，这波操作，手笔之大，效果之佳，后续之久，堪称史上营销经典案例。

然而这场华丽高调的海上大秀，如一场璀璨的烟火，只是短暂照亮明帝国的海上商途，却终未能改变封闭内敛的基本国策。直到150年后，鲜明的改革派、帝师高拱入主内阁，朝廷才以官方形式明确宣告——解除海禁。

叩关|关禁不解，乃成倭患

海禁不除，沿海成患。贯穿大明帝国始终，一个特殊的群体不得不提——倭寇。

自明初始，东部沿海便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倭寇，意即日本海盗。骚扰我海岸线，劫掠商船及沿海居民，屡禁不绝。以断绝倭患之名，明朝开始实行海禁政策。

此后，关于海禁，官方的争议与民间力量的撕扯从未消停，时紧时松。而其间民间的走私贸易不仅从未停止，反而更加繁密。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系副主任、副教授吴志远在接受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采访时说，即便是在郑和下西洋的永乐年间，海禁政策也是明松实紧，明成祖固执地继续着“重陆轻海”“重农抑商”的祖训，严重打击了中国私人海洋贸易的发展。

一份《明中后期徽州海商研究》的研究论文指出，明中后期，尤其是嘉靖年间，正是海禁的最高潮时期，也是东亚海域贸易的黄金时期，这期间也是徽州海商的活跃时期，他们迫切地渴望在政府支持下从事正当贸易。

而倭寇群体本身，在明中晚期也发生了实质性的演变。明代学人严从简《殊域蒯咨录》一文详细记述：“近年宠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乱，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黯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之奸细，为之向导;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于是王、徐、毛之徒，皆我华人，金冠龙袍，称王海岛。”这段文字，几乎包括了16世纪中国倭寇海盗群体的所有成员构成。

在海禁政策的压制下，中国沿海商民大规模从事走私贸易，亦商亦盗，甚至绑架人质索取钱财，抢劫杀戮也屡见不鲜，成为倭寇的主体。史家将活跃于明朝嘉靖至万历四十余年间的后期倭寇称作“嘉靖大倭寇”。他们的活动实际上就是中国商人对于海禁政策的反抗，以期迫使明政府开放海禁。台湾学者陈文石明确指出，明中后期倭患的根源在于国民对于海禁政策的不满。

当大明政权坚持闭关自守，安居一隅之时，海外是汹涌的大航海时代与西来的海商与殖民者，海内是活跃贸易刺激下蓬勃发育的产业集群。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唐力行在《论明代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文中描述，从明代中期明万历外销青花瓷开始，徽州商人以乡族关系为纽带，行商、坐贾与海商共同构成覆盖海内外的销售网络。经营范围相当广泛，特别是在丝织、瓷器、木材等行业，贸易之巨，货物之多，令人瞠目。

冯梦龙《醒世恒言》对当时的丝织小镇苏州盛泽有段生动描写：“镇上居民稠广，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机杼声轧轧相闻，日出棉锦千计。”此时苏州已成为丝织专业城市，产品不仅大量出口至马尼拉丝市，美洲很多国家的纺织厂已成为中国生丝的下游加工厂，来自大西洋彼岸的中国生丝，成为其生产命脉所系。

中国已经事实卷入大航海时代的世界经济大网络。中国商货经大西洋径运美洲、欧洲市场，为中国带来大量美洲的白银及持续数百年的贸易顺差。

而这繁华热闹的背后，是海上愈禁愈烈的贸易，以及对于解除海禁愈加热切的渴求，倭寇群体的结构发生着量变，规模与武装发生着质变。

开关|隆庆元年，月港开禁

其实在明朝统治者内部，“严海禁”与“弛海禁”的斗争从来没有中断过，到了明朝中叶，商品经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西方人不断地东来寻求贸易，商民对于海禁政策的反对声浪日益高涨，海禁对经济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愈加彰显;而在雄厚的财富支持下，海商开始组建自己的武装船队，以对抗朝廷和其他海盗的侵扰，势力坐大，不容小觑。

内忧外患，指向同一个诉求——开海禁。

大明历代皇帝谨遵祖训，代代相传，始终不肯给予官方的破除，直到隆庆即位。

此事要从隆庆帝仰赖的帝师高拱说起。1513年，高拱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官宦世家，自幼随父祖在外游历，先后拜多名退休高官大儒为师，17岁中举后到大梁书院求学，遂任书院教习，至30岁中进士、点翰林。

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高拱为皇子裕王朱载垕讲学，深得倚重。14年后的公元1566年，朱载垕即位，年号隆庆，遂召高拱入内阁，辅佐政事。

河南工程学院教授岳天雷考证，隆庆朝虽仅历6年，先后入主内阁的臣僚有九人之多，先后任内阁首辅的有徐阶、李春芳、高拱三人。九人像走马灯一样，进进出出，人事不断变迁，权力不断转移。表面上看，似乎是争权夺位的“混斗”，本质上，却深藏着守旧与革新、保守与改革的根本对立。以高拱、张居正为一方，其政见纲领是变法改革，力图挽救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学术上主张儒法兼宗和经世实学，是谓革新派或改革派。两派营垒对立，阵线分明。

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颁旨在泉州月港开海禁，并以月港为治所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史称“隆庆开关”。

局部解海禁，一入政坛即以鲜明改革立场亮相的高拱实为主导者。从此，

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一个新时期，明朝呈现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

隆庆开关当年，美洲白银不断地输往中国，中国商品则通过太平洋航路输往拉丁美洲。虽然月港开放限制太多，只在海外贸易之门上开了条缝，但仍给明朝政府带来了十分可观的财政收入。史料记载，到1576年，月港的关税收入已超过万两白银;1594年从菲律宾流入的白银超过264000两，月港的关税收入则达到29000多两白银，以至于月港被称作“天子之南库”。明王朝也因此被称为“白银帝国”。

隆庆开关，从此“倭渐不为患”，边患迎刃而解。

隆庆开关，官方的开放使对外贸易局面迅速打开。中国的硬木家具最重要的贸易即从明隆庆开始，贵重木材大致均是在隆庆短短六年间大量进口。

隆庆开关，官方通过西班牙、葡萄牙海商大量购买西方先进的火器如西洋火绳枪、红衣大炮等，大规模装备军队，在后来的对内对外战争中广泛应用。

主政|高拱当国，河海并运

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权斗中下野的高拱再入内阁，迅速主政。

高拱主政期间，撰执政宣言——《除八弊疏》，直陈嘉靖中期以后形成的诸多弊端。此后即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整顿吏治、选储人才、安边强兵，一洗颓风，局面为之一新——此即史家所称“隆庆中兴”，并将高拱誉为“救时贤相”“治安良相”“社稷名臣”。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史学家、郑州大学首任校长嵇文甫评价：高拱是一个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

政治改革，军事整顿，俱仰赖经济振兴、国库充盈。岳天雷指出，高拱整顿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疏通漕运，恢复海运，推行河海“二路并运”的治漕方略。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系副主任、副教授吴志远认为，作为隆万改革的组成部分，以高拱为首的北方官员力主通过海运解决明中期的财政危机，并且取得显著效果。

月港开关的显著成效在前，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初，高拱在与两广总督殷正茂研究绥广善后时，开海禁已被作为重要措施提到了日程。然而未久，隆庆皇帝驾崩，万历帝即位，张居正与宦官冯保联手将高拱逐出内阁，张居正升任首辅。

隆庆六年12月，高拱下野不满半年，张居正即颁旨饬令沿海各省“将商贩船通行禁止，片板不许下海，仍严督沿海官军往来巡哨。”随后即下令罢海运。

尾　声

五百年前，大航海时代轰然开启，东西方远程交互渠道打通，世界经济渐趋一体，直至今天的产业链深度融合。再无一个国度可

以置身“圈”外，偏居一隅。

开放是经济融合，是文化输出，是大国姿态，是全球视野;开放也是接纳，是加入，是竞争，是共同生长。

历史总在重演，机遇伴随挑战。大明首辅大臣高拱的顶层设计未能一以贯之，致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圈的步伐与民间自然生发的现代经济转型戛然而止，错失历史机遇。五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的航船，再度出发，向着那片海，启航。

本文部分资料选自许倬云先生《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并参考了河南工程学院岳天雷教授的四部高拱研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