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职业焦虑” 你有职业危机感吗？
知识更新加速，网络渗透加深，你所在的行业企业，是否受到冲击？
体制门槛打破，身份界限模糊，你所拥有的安定感，还能持续多久？
她、他、他们都转行了、跳槽了，你是否心里犹豫躁动，进退两难？
职业危机感，这个以往多为夕阳行业、中年群体拥有的“焦虑体验”，如今正在不同领域、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中蔓延。实际上，不是你“慢”了，而是这社会变得更“快”了。
职业危机感来袭，怎么办？你还有多少光热可以发散？你所在的机构组织是否依然需要你？该如何引导带领员工走出困惑，适应转变，挖掘潜能，转“危”为“机”？
我们将推出连续报道，与您共同探讨这个话题。
——编者
“不转行，就‘等死’”
●很多人都有职业危机感
一个多月前，36岁的王丽做出一个重大决定——离开自己已经工作了13年的报社。
一切源于一场突如其来的报业整合。
王丽之前所供职的这家都市报纸，在当地虽不算数一数二，但其主打的民生新闻却也做得颇有特色，很受市民青睐。然而，2014年伊始，因为整个城市报业的改革需要，这份报纸不得不接受被关停整合的命运。
关停后，原报社一部分骨干编采人员被分流进其他报纸，王丽也是其中一员。但是，经过再三考虑，她还是毅然选择主动辞职，去了一家医药企业当公关。
“其实，跳槽的想法三四年前就开始萌生了，这次的事件只不过是催化剂，促使我最终做出这个选择。”王丽坦言，近10年内，纸媒发展渐受冲击，都市类报纸更为明显，这一切让她有危机感。
王丽的危机感在于看衰行业发展，而张强的危机感更多源于岗位升迁的瓶颈。
研究生毕业没多久，张强就被一家著名的外企录用。在之后的十年里，他凭借勤奋努力和聪明才智一步步做到了公司的中层领导岗位。然而，伴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张强的职业危机感也与日俱增。
“外企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天花板效应’，即公司的最高职位往往都是给老外，一般不会提拔本土的员工，无论你多优秀。所以，像我们这种做到中层的人，虽然能力和知识储备都足以胜任更高的职位，但还是不会有什么机会。”张强说，“而且，每天工作占用的时间越来越长，压力也越来越大，但收入、待遇等各方面却不是成正比增长。”
张强表示，如果一两年之内再没有什么变化，他就会果断选择跳槽或者自己创业。“也许会到国内的公司担任更高阶的一个职位。选择创业，可能规模、品牌或者是平台没有那么大，但是会很自由，话语权也会更大。”
无论国企、外企还是民企，无论传媒业、金融业，还是教育行业、房地产业……从业者普遍存在着职业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有的来自收入、岗位升迁方面的预期迟迟不能兑现，有的则是担心行业衰落、企业解体、自己被解聘。就连一向手捧“铁饭碗”的公务员们，也因体制改革、末位淘汰而危机感重重……
你不变，职场在变
●危机感来自内心也来自环境
国内职场上的很多人都有着和王丽们一样的感受和经历，他们内心恐慌、迷茫、纠结、挣扎，同时试图改变。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危机感？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资深职业规划专家萨如拉认为，原因之一是信息时代的知识更新加速。
一份研究资料显示：在知识更迭日益加快的今天，一名本科生走出校门两年内，一名硕士研究生毕业三年内，一名博士生毕业四年内，如果不及时补充新知识，其所学的专业知识将全部老化。
“同时，随着知识更新周期的缩短，经验价值在职业生涯中的权重慢慢低于新知识价值。很多60后、70后，在与掌握知识更快更新的年轻人、后来者竞争时都会‘发怵’。”萨如拉说。“因此，一个人要保持不变的竞争优势、不被淘汰，就必须具备比别人学得更多更快更好的能力，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进指出，社会转型加速是人们产生危机感的又一诱因。
张进说，这个过程中，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各个领域都在进行着深刻变革。上世纪90年代初，大量国有企业打破“铁饭碗”，就使一大批企业员工出现职业危机。现在，变革向更多领域推进。“比如，国企为提高竞争力而强化人员考核，事业单位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反腐败等，把很多‘金饭碗’变成了‘土饭碗’。这样一来，原本以为单位可以包办终身的人们开始变得对未来格外担忧，危机感也随之而来。”
张进强调，在这种大形势下，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也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人们的危机感。“尽管政府要求企业单位给职工提供‘五险一金’等基本保障，但目前很多企业还做不到。如果员工一旦被行业、企业淘汰，现有生活将难以为继，压力自然会很大。即使有保险，考虑到子女教育、自己养老、大病等因素，需要挣更多的钱、有更多的积蓄，因此职业危机感总是挥之不去。”
人力资源市场规则不完善是“危机感”的来源之一。比如一些企业为减少成本，不愿为高资历员工支付高薪酬，使得这些员工到一定年龄之后觉得收入无望增加，又没有发展的空间，从而最终选择辞职离开，这就是一种变相的“到年龄走人”。
萨如拉觉得，当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速导致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这让很多人难以适应，危机感倍增。
“转型升级的结果将导致直接从事生产制造人数的减少，逐步实现少量‘现代知识型员工’对大量‘传统简单劳动者’的替代，很多人都将面临失业。”萨如拉说。
另一方面，传统行业受到互联网产业巨大冲击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其中包括传统媒体业、零售业、批发业、制造业、物流业、酒店业等，在这些行业工作的一部分人面临着“不转行，就‘等死’”的困境。
“奔波忙碌的快节奏生活使得焦虑情绪蔓延，许多人常常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其结果也助长了‘职业危机感’产生。”张进说。
正视时代的“馈赠”
●不只是我们这一代有危机感
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以来，每一次“转型”“升级”，其实都伴随普遍的“职业危机感”。
张进举例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这种以大规模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工业生产活动向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狭小的地方市场提出挑战，老的生产方式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急需转型。在这期间，很多以前依赖人力与手工完成的工作逐渐被机械化生产所取代，原本以手工制作为生的大量工人随即面临失业的危机。”
张进说，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广泛运用为显著特点。不仅传统的钢铁工业、机械加工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兴起了电气、化工、汽车、石油等一系列工业部门。随之，又有许多行业的人们需要适应岗位新的技术要求，职业危机感再一次袭来。
如今，第三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它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这期间，各种产业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对员工的能力要求也水涨船高，尤其是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使人们又得面临新一轮的知识和技能淘汰。”张进说。
不单是中国，世界上很多国家当前都在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传统行业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在这些领域工作的人们也有着强烈的职业危机感。
这其中，美国报业的衰落尤为典型。
吃早点的时候来份报纸佐餐，一直是许多美国人的生活习惯。然而，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来自互联网的挑战，美国报业逐渐走入发展瓶颈并开始萎缩和衰落。据当时美国发行审查局数据，截至2008年9月，507家美国日报和晚报的发行量在6个月内下降4.64%，发行量仅为3816万份，而2007年同期的发行量为4002万份。随之，广告收益也严重下降。一些报媒分别推出新一轮的减薪和裁员行动。
“因此，之后几年里美国传统纸媒行业的从业人员压力巨大，人人自危，要么提早寻求转型，要么被动等待失业。”萨如拉说。
张进认为，中国目前的情况更为特殊，经济转型、社会转轨与技术变革等因素叠加，使得人们的职业危机感显得更为突出一些。“但我对此仍持比较乐观的态度，相信随着转型逐渐到位，人们会适应并且也能够主动适应各种‘变化’的挑战。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不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能有多大。因‘变’而谋，激发先天禀赋与后天勤奋——这是时代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