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药占比”别沦为数字游戏

　　何勇

　　1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力争到2017年，试点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总体降到30%左右；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降到20元以下。(5月18日《长沙晚报》)

　　众所周知，当下医院在“以药养医”、“医药不分”的格局之下，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增加自身的收入，往往不是给患者开具有疗效的廉价药，而是开一些不在医保范围之内的高价药，甚至一些医院、医生收受医药公司的好处、贿赂，沦为卖药商人，导致医疗费用持续高涨，让患者家庭不堪重负，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也败坏了医院和医生的社会形象，恶化了医患关系，成为医患冲突的内在因素之一。

　　国家在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力争将药占比降到30%左右。毫无疑问，此举的直接目的和初衷主要就是，倒逼医院减少不合理用药现象，减弱医院对药品的依赖性，减少药品的经营利益，让医院用药回归合理、理性、科学，遏制医院的“以药养医”，从而降低药品费用，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缓解“看病贵”问题。但是，这只是一种纸面上的理想化状态，在实践操作中还要防止其走偏。如果降低药占比最终沦为一场数字游戏，那不但没有降低患者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患者的医疗负担，更加看不起病。

　　从降低药占比的操作层面说，并非只有我们期盼的理想化的医院回归合理用药这一种方式，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医院采取过度检查，增加检查费、手术费等医药服务费用的手段，提高医疗总成本，从而在现有的药品费用不降低的前提下，降低药占比。实际上近年来，一些地方、一些医院的药占比正在不断下降，但患者的医疗总成本却在不断的提高，实质上就是利用高医疗服务费用变相的摊低药占比。换言之，降低、控制药占比，并不能简单的用数字说明群众从中可以得到何种实惠，药占比的降低更不必然等于患者医疗负担的减轻、“患病贵”问题的缓解。如果药占比降低了，群众的医疗负担却重了，结果只会是表扬了医院，却寒了群众的心。

　　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必须动真格，才能让群众得到实惠。关键是财政要加大医疗事业的投入，扩大医疗资源盘子，降低群众的医疗负担。另一方面，要彻底斩断医疗费用增长的利益链条，从源头上治疗和严惩医药贿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