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村庄耕地镉超标30倍 官方封存9年体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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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岁的黄纯普枯坐在屯边，每逢刮风下雨，他的手关节便疼痛难忍，他双手食指、中指的第一关节已经变形，扭向拇指折成一个锐角。桂西南的喀斯特地貌是观光客的乐园，但对广西大新县五山乡三合村常屯(也称长屯)的人们来说，它们只是贫瘠得连桉树都扎不下根的石头山。

2014年11月，广西大新县，铅锌矿选矿场附近，三合村村民黄纯普展示他变形的手。

2014年11月16日，广西大新县，从大新铅锌矿退休的吴正杨和妻子黄秋英仍住在矿区家属楼，大多数的矿工都搬离了矿区。

1999年，吴仕民等村民将大新铅锌矿起诉至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一座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国营中型铅锌矿曾为这个中越边境的小村带来繁华，但50年后随着矿藏耗尽，留守村屯的人不断被发现骨痛者。2001年铅锌矿破产前夕，村民与矿上的一纸诉讼揭开深埋土壤半个多世纪的秘密——排污渠的废水漫灌耕地，令稻谷含镉超标11.3倍。

2005年，大新铅锌矿环境污染事件被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组织专家对污染源及当地水、土、农作物全面调查，卫生厅组织医疗部门对该屯村民体检。然而9年过去，土壤修复和驱镉治疗陷入停滞，其时的体检结果也秘而不宣，村民在被采空的地面危房中贫病交困，骨痛者坚持自己是污染受害者，他们手持自费体检的镉超标报告频频上访。

当年组织体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病防治研究院相关人士向记者称村民手持的报告并不科学，但截至发稿，该院院方以未能联系上负责人，和“体检信息可能不宜公开”为由来回复记者调取体检结果的采访要求。

11月19日，常屯村民吴仕民、黄贵强两人向广西卫生计生委寄出了体检信息的公开申请。

耕地镉超标近30倍

从南宁西行143公里，到大新县城，再折往东北向，省道换县道21.7公里，长屯铅锌矿区就在群山环绕中。

公开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广西437地质队在常屯发现铅锌矿，累积探明铅锌储量近27万吨，属中型矿床。1954年，大新铅锌矿建矿。最初系原冶金部所属国营企业，后下放广西冶金厅直管。

而今繁华如泡影，面对空旷颓败的操场、被炸平成废墟的影院，矿工的妻子，52岁的黄秋英常感时空错乱：当年人群熙熙攘攘，10里外的五山乡村民常在晚饭后打着手电来看《白毛女》电影，免费门票是矿工才有的特权，试图逃票的村民刚爬上窗台就被门卫揪下来。

常屯位于铅锌矿区东南面和下游地带，分为4个集中居住区块，其中最近的第4生产小组距选矿车间仅百余米，两者隔耕地相望。

镉赋存于铅锌矿中，但大新铅锌矿开采时只回收铅锌两种金属，其余共生金属弃置于尾矿，这使得尾矿中镉的含有量远高于它在矿石中的品位。

矿区生产区共有3条排污沟，其中一条是从选矿车间引出、专门排放含毒污水的封闭式暗沟，该沟污水直接排入矿区的尾砂库，在尾砂库右侧有一条明沟用来排放库中溢出污水，因库岸周边岩石溶蚀严重，库水大范围多方向侧漏。另有一条排污沟则引入村民灌溉农田所用的“那茗水渠”。

被污水裹挟而来的重金属在农田里沉默地蓄积，直至“魔性”发作。

65岁的吴仕民记得，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村民就发现水稻的收成不好，“长到一截就枯死了。”但在工业“大干快上”的时期，村民的抗争多是以矿里少数的赔偿告终。

当矿产濒临枯竭、效益下滑时，一切变得力不从心。矛盾终于在1990年代一次大范围的水稻绝收后爆发。

“秧苗都死了，找到锌矿上让他们来看看，他们不理，后来又找到县环保科，领导也不理。他们说是我们自己堵截污水沟引用污水灌溉搞成这样。”吴仕民当时是常屯第四生产小组组长，他记得矿上有人“警告”他“再闹找公安把你抓起来”。

“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那就打官司吧。”1999年，吴仕民召集第四生产小组的200位村民，每人集资280元，将大新铅锌矿起诉至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封存于土壤半个世纪的秘密被揭开。2000年，广西环境地质研究所受法院委托，对常屯农田受污染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被鉴定的34亩耕地(属常屯第四生产小组的部分耕地)已被污染，主要污染物为铅、锌、镉、汞等。以当时实行的《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92)为参照，农田灌溉一类水含镉应小于0.005mg/l，而所取灌溉水样镉含量为0.087 mg/l，这意味着超标17.4倍;而所取土样镉最高超标达29.1倍，值得一提的是，鉴定机构参照的是三类土壤标准，若以二类土壤(耕地)标准(镉含量小于0.6mg/kg)计算，土样最高超标达48.5倍。

而此后法院的判决书显示，经检测，被污染区稻谷均含有害污染物镉成分超过国家规定标准11.3倍。

村民的维权实验以胜诉告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院2001年9月判大新铅锌矿赔付常屯第四生产小组经济赔偿和土地改良费总计32万余元，并限大新县铅锌矿三月内按国家排污标准治理好排污设施。

上述经济赔偿在当年被执行到位。但2001年底，因矿源枯竭，大新铅锌矿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批准破产，这个国营矿输在崩盘前夕，留下未了残局。

直到13年后，大新县环保局副局长赵绍林向记者坦承，因县级财力有限，常屯耕地的重金属污染源——矿洞地下污水至今未阻断，今年中央刚批复一项2000万的矿洞治理专项资金，但项目尚在前期可研和环评阶段。

记者沿着常屯的灌溉水源溯流而上，接近尾矿库处水呈混浊的红黄色，被暴雨裹挟着废矿将山坡冲刷出黄色印记。黄贵强家的耕地距离这条灌溉渠水平距离不到半米。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长期关注镉，在他看来，这种重金属又特殊又棘手———迁移性强，极易进入土壤被植物富集再经食物链进入人体。

“骨痛病人”尿镉最高超标近5倍

2000年至今，黄贵强被一种“怪病”纠缠而丧失劳动能力：手脚关节处肿胀、剧痛不已，发病时周身麻且疼不能动弹。如今，他的双手从手腕到手背上凸出大大小小的疙瘩，手掌变形无法正常握合。

大约在同一时期，他的二哥黄富强也患上这种病，他们常常靠止疼药扛过发病期。而他的大哥黄进强在瘫痪10年后于2013年去世。

记者拿到一份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院2001年3月对常屯46位村民的检验报告单，黄贵强的尿镉指标为24 微克每升，而《职业病镉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GB7803-1987》将尿镉的临界值定为5微克每升，该标准认为，慢性镉中毒时尿镉通常都超过此值;报告显示，黄富强的尿镉指标为4.29微克每升，黄进强的是11.25微克每升。

记者根据前述46人检验报告统计，有20人约43.48%的人尿镉含量在5 g/L以上，尿镉含量的总体均值为4.95 g/L，接近5 g/L上限值。但尚不清楚该项检验所抽样本是否具统计意义。

在潮湿的南方农村，腰酸腿痛被认为是天气和劳作所致，1969年开始当村医的吴金杰说，找他看病最多的就是骨痛病人，他们常常让吴开几服膏药贴在痛处对付一下。

1987年，黄贵强还是常屯年轻健壮的村委副主任时，南宁地区冶金局、地区防疫站和县防疫站等相关人员到常屯取水、土样检测，并取村中部分老年人的血液和尿液化验。

他的母亲参与了那次抽检，化验后村中一众老年妇女被要求分批到矿职工医院输液，“去了十几天”。直到多年后，黄贵强才知道那就是“驱镉治疗”，而村民对那次化验的结果一无所知。

黄贵强无法料到20多年后，骨痛也在他的手脚发作，他如今受困在被鉴定为“二级伤残”的身体里。

2013年，广西某高校教授曾带学生在常屯随机选取15个不同年龄段的村民(男性6名，女性9名)做镉污染对居民健康影响的调查分析，结果显示，有4人骨质增生(骨关节病)，11人有骨痛症状，10人眼球周围发现有明显的棕褐色环，4人身体关节肿大变形。但该教授提醒记者，“这项调查样本量较小，仅可供参考。”

参照日本“痛痛病”确诊标准，学界普遍认为骨质疏松、骨质软化是重度镉中毒的典型表征，但骨关节病与镉中毒之间的关系则仍待研究。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李继猛等人20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长期接触低浓度镉可导致钙排出增加，导致骨负荷加大而加重骨质增生。

在北京朝阳医院职业病与中毒医学科主任医师郝凤桐看来，“痛痛病”与日本战后国民营养不良、缺钙等背景有关。“现在的镉中毒表现可能不是当时那样”，但他同时认为，也不宜把骨质增生看作镉中毒的必然表现。

记者在常屯采访了18名自称有骨痛症状的村民，他们疼痛部位多是在腰部以下到大腿，小腿关节到脚掌，或手下臂到手掌，且从外观看有不同程度红肿变形。

比如82岁的黄民善大脚趾关节处肿大，脚趾头朝内蜷曲变形。她曾经参与2001年的那次体检，尿镉指标为16.95g/L;在这份46人名单中至今有2人已经过世，除了黄进强，还有一位名叫吴民全的老人，她的尿镉值为7.8 g/L。她的家人告诉记者，吴大约死于2004年，他们不太能说清吴的死因，“前一天还在放牛，第二天突然就死了”;在这份名单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1991年出生的，如今他已搬到外地，他在村中的邻居回忆，这个孩子在5到6岁时就有脚痛症状，“痛得抽筋，痛了就哭，晚上睡觉都听到他的哭声。”前述化验显示，他的尿镉指标为7.44 g/L。

镉暴露分为职业镉暴露和环境镉暴露。记者走访获悉，黄民善、吴民善都是本村村民，以务农为生，他们身体中的镉没有来自职业镉暴露的可能。

但郝凤桐告诉记者，尿镉超标并非镉中毒判定的单一指标，镉的靶器官是肾脏，还需结合是否有肾小管重吸收功能减退等肾损害以及腰背及肢体疼痛等临床症状综合判断。

“镉暴露体检结果”尘封9年未公开

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院是该区有资质做镉中毒鉴定的机构。前述2001年的检验报告即出自该院，由村民自发自费化验。但该名单样本较小，且仅有尿镉单项指标数，仅凭该报告还无法建立镉中毒的关联。

事实上，还有另一份2005年底出具的，样本量、数据更全的检测报告详细记录常屯村民的镉暴露健康状况，它如今被尘封于有关部门的资料室中未见天日。

这份报告源于4位常屯村民代表2005年的一次进京上访。4位上访者之一黄团宝告诉记者，上访的动因是“历史问题没解决，私人公司又进来打算再开矿”。

2004年一则发表在“崇左新闻”上的报道称，南宁金涛招标有限公司2004年取得常屯铅锌矿的探矿许可证，当年8月17日进行勘探工作时，“却遭到常屯部分村民阻挠施工……今年8月20日以来，该屯群众挖开县政府依法封堵的14个矿洞进行乱挖滥采。”

吴仕民告诉记者，村民的确有私采行为，他们认为探矿公司以探矿为名在开采，“之前的污染问题还没解决又开始挖了，既然你采那我们也采”。

4位村民的上访所反映问题，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批示。记者拿到的一份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会议纪要(桂政阅【2005】110号)显示，为落实温家宝的批示精神，2005年11月14日，时任自治区主席陆兵率区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到大新调查铅锌矿污染环境情况，并于11月16日在崇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调查处理好大新铅锌矿污染环境问题。

本次会议提出，停止南宁金涛招标公司的探矿活动;组织有关专家对污染源及当地水、土、农作物进行深入调查;卫生厅组织医疗部门对常屯群众进行是否由于污染影响健康的转向免费体检，并研究提出治疗措施;以及民政部门对“确因矿山采选矿污染丧失劳动能力” 的村民给予一定救济。

记者从多个部门证实，2005年底，正是由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院带队来到常屯为村民进行体检。记者联系到该院一位参与体检的医师，他拒绝透露当年的体检结果，只是强调“体检结果没有村民形容的那么严重”。

记者查阅到一份由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院医师撰写，2010年发表于《中国公共卫生》的题为《广西某铅锌矿区镉暴露居民健康状况调查》论文，无论调查主体、时间、样本都与2005年对常屯村民的体检吻合，该论文披露了部分调查数据：在检测的361名常住居民中，有195人尿镉超过5微克每肌酐的限值，其中检出最高值达到35.2微克每肌酐;调查显示，尿镉超过5微克每肌酐的病例，肾小管重吸收功能障碍增加。

但该论文作者拒绝向记者核实文章与2005年常屯体检报告的关联。记者试图联系广西省职业病防治院获取前述体检报告信息，截至发稿未得到对方回复。

“镉中毒”:不能说的秘密

对于这起“公案”的主角，大新县常屯村民来说，这是最无奈的困境——体检信息不仅是他们获知自身健康状况和对症医治的依据，也是诉讼和求偿的证据。而今，他们手持的那份自检报告不被“承认”，却又无从获知“真实的状况”。

在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振宇看来，不管是组织体检的广西卫生厅(现广西卫生计生委)还是实施体检的广西省职业病防治院都有向常屯村民告知体检信息的义务。

“体检医院与村民缔结的是民事法律关系，应对村民告知检测信息;而政府不仅有行政义务公开检测结果，还应针对情况出具处理意见。”他对记者说。

大新县政府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解释，重金属污染信息不能公开“是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4月，中国首次土壤污染调查公报公布，镉污染是8种重金属污染中的最大头，超标点位达到7%。与此同时，镉含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增加，在西南地区和沿海地区增幅超过50%。

然而，如此“普遍且有增加趋势的镉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状况至今仍是不可言说的“秘密”。

受访的多位镉污染研究人士也告诉记者，这是“雷区”，即使他们在写论文时，也常把相关数据隐去，或模糊或匿名处理。

日本“痛痛病”事件被公认为研究镉污染和镉中毒的经典案例。陈能场告诉记者，中国一些地区的镉污染水平与当年的日本相当，在非官方的资料中也出现了疑似“痛痛病”的案例，但“痛痛病”尚未被政府证实，疑似“镉中毒致死”的案例也未被确认。

不过，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尚琪曾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没有观察到“痛痛病”与中国土壤镉含量本底值相对低和年轻人大量离村进城有关;此外，日本“痛痛病”爆发时期是战后国民营养不良时，而中国镉害严重时，已是改革开放后人们不愁温饱。

毒地上再种菜

时过境迁，2005年那次上访之后，常屯被改变的事情只有如下几件：2006年起，污染的田地被禁止耕种;由大新县政府每月按人均30斤米发放口粮，一年供应8个月;这片土地能养活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人包括还有劳动能力的中年人都外出打工，只剩下日渐稀少的老幼病弱留守。

比如黄贵强的家，只剩下他和他八旬的老姨妈留守，他50多岁的妻子跟随儿子去往深圳打工，一年大约能在春节回来一次。

郝凤桐说，镉的半衰期约为15到20年，它从身体中自然排出的速度非常慢，目前还没有理想的药物可以驱镉，而临床上多采取对症治疗，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这种治疗大约需要持续3到5年。

对于这个贫病交困的村子，这样的治疗几乎是奢望。一些受访的村民长期靠服用廉价的激素药物止疼，还有些病情略轻的捡草药或贴几服膏药对付。

记者先后采访大新县政府、县疾控中心、县人民医院的负责人询问2005年后常屯镉污染地区村民的医疗救治状况，他们均回复称，未接到上级安排或实施过这类免费项目。

更令人担忧的是，镉污染源头未阻断，含镉废矿水还在污染耕地，尽管这些耕地被要求禁种。但记者走访时看到，还有一些村民在自家地里种上蔬菜、木薯和玉米。“不种的话，那些(发的)口粮哪里够吃呢?”他们解释说，还是老办法，从外边挑一些新土盖上去。

这意味着，“旧伤未愈，又添新伤”，镉金属还有可能沿着原来的路径——食物链在人体内累积。而前述卫生部门证实，9年间再没有对村民镉暴露的健康状况做过新的体检。

2009年，吴仕民被乡政府告知搬离他在村中的老宅，因为矿采，常屯的19户住宅底下已经采空，成为危房。他不得不借住矿区的职工宿舍——除了他，这里还住着一对体弱的矿工夫妇，一位常年瘫痪的老人和一位独居的中年人，其他矿工，都各自分散谋生计了。

对镉毒的猜疑、恐惧，对贫病的愤怒和无力在常屯村交织。多数村民认为诉讼的成本和风险太大，他们不愿花钱再打一场官司;一些村民将希望寄托于上访，比如黄贵强，最近一次去崇左市上访是今年4月，不过上访信如石沉大海;“有什么用呢，2005年进京上访都解决不了问题。另一些村民说，他们觉得将上访的路费和住宿费换成几瓶激素药还实惠些。

2014年大新县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加快推进大新铅锌矿矿区重金属污染治理”。不过11月21日，记者去往大新县政府采访时，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对这个话题有些陌生，“大新铅锌矿，不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吗?”他自言自语道，“卫生、环保局的领导都不知道换了几拨了。”

11月23日，当中国大多地区被冬天覆盖时，桂西南的广西大新气温还是18到21摄氏度。常屯青山环绕、鸡犬相闻的乡间生活想必能满足都市人对田园牧歌的想象，但这只是表象，你很快会注意到，被禁种的耕地里荒草已经泛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