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在莫言旧居里的乡愁

莫言家祖居的老屋一直保留着，并因红高粱民俗文化旅游投资热的激活，逐渐呈现出返老还童的热闹迹象。莫言旧居位于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的平安村，那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土坯平房，共五间。地基最下层是苔痕斑驳的灰白方石，接上去是七层老式青砖，土坯垒就的墙皮已被岁月剥蚀得坑坑点点，左红右青两色土瓦覆顶，窄窄的木窗棂漆成黑色，粗陋的木门上贴着红对联，土灶通连着北方人睡惯了的那种火炕，黄土掺着碎麦秸草夯成低矮的院墙。在这个占地百余平方米的院子里，莫言九十多岁的老父亲管贻范老人依然要按照节气种植一些蔬菜和杂粮。院墙外的空地上，密植着不少本地小叶白杨树，长得已有碗口粗。这个院落的风格与布局同高密普通农家正在消失的那些老屋无异，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所不同的是，自从莫言获诺奖后，这座毗邻胶河南岸闲置多年的农家小院，正慢慢热闹成外地游客们心向往之的人文景观。

院子里的石磨、水缸，灶房的厨具、风箱，以及陈列在西间的犁、耧、耙、锨、镢、二叉钩子、箢篼、笸箩等各种农具，承载了人们昔日太多的集体记忆。

在莫言旧居里，张贴着一张拍摄电影《红高粱》时巩俐、莫言、张艺谋以及姜文四人的合影。巩俐一身旧式斜襟素衣，羞涩地浅笑着，紧挨在莫言身边；莫言皮肤白皙，憨憨的脸上漾着平安村老管家人惯有的朴厚；姜文因拍摄效果的需要，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得皮肤黝黑，浑身冒着刚从红高粱地里带回来的匪气；张艺谋则目光刚毅，笑脸上透出一股老谋深算的熟男味道。这帧照片的背景就在莫言旧居的院子里。照片的底色已经泛黄，四人的背后，有株高密庄户人家常栽的长臂番瓜棵子，擎着浓绿的带细刺的肥阔叶掌攀爬在草垛上，黄色的番瓜花开得异常娇艳。这部根据莫言的成名小说《红高粱》改编的同名电影，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部令世界瞩目的优秀电影，从而也开启了张艺谋、巩俐、姜文等电影人事业升腾的生命线。电影最初的拍摄地在高密东北乡，当年不少本乡本土的人参与了群众演出。据郭宗利《电影<红高粱>采访录》记载：高密姜庄镇聂家庄的聂来敬扮演了精彩片段“颠轿”中吹唢呐的乐手，是唯一一个上了这部电影演员表的高密籍群众演员。尚略显青涩的中戏大三学生巩俐扮演的“九儿”姑娘身上那件裁剪合体的红嫁衣，也是聂来敬的老母亲根据她自己的婚衣样式亲手缝制的。“九儿”乘坐的红花轿，据传还是姜庄镇城子村的一位会画年画的巧匠所扎制。其时，我正在距离高密东北乡不到十公里的夏庄镇读高二，拍摄孙家口伏击战时，在静谧的校园里隐约可以听闻到土炮轰炸石桥的声音。

就是在这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里，巩俐他们品尝到了莫言老母亲亲手制作的单饼卷鸡蛋。当时，高密农家已过上了全家人整年吃小麦面的幸福生活，人们待客常备的鸡蛋，却还是农村普通家庭里深受父母宠爱的小孩子才能经常大快朵颐的美味。自古天下爷娘爱小儿，童年的莫言自然成为母亲的心头肉，完整地享用了天底下最温暖的母爱，这份温馨的乳香也自然而然地窖藏成他创作永不衰竭的动力源。

在高密早年盛行的扑灰年画中，有一种叫“状元游街”的对画，画中簪花的丽装宫女分别执华盖与彩旗侍立，意气风发的状元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在中国乡间，一个童年颇不起眼的人一旦发达，邻人常会含着些微的酸意，当面赞慕这家祖坟上所冒出的这股青烟，背过身去，却又会口舌此人儿时是何等的顽劣，譬如曾偷摘过他家的杏子，还偷吃过他家的鸡蛋。似乎唯有这样的一番宣泄，才能使自己愧对先人的内心得以安宁。这确是中国乡间社会里真实的人之常情。中国人早在上古时，就盛行因感恩而祭拜鬼神及祖先神的繁缛俗习。那些蜗居在穷壤僻乡的村野鄙夫，虽说只有一掬清泉，几只野果，祖先的神主还是要按时节来祭拜的。不少乡民，哪怕已是穷徒四壁，在邻人跟前他也会不由自主地打肿脸充胖子，追忆自己祖上是何等的满腹经纶，那些肥马轻裘，又是何等的富贵。正月元宵节闹花灯时，还会把先人遗留下的御赐宫灯高挂于大门口。这种心理在山东的民间至今还普遍存在，“状元及第”和“荣归故里”式的荣耀，依然是尚文重教的山东乡村社会大多数农家子弟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

光宗耀祖这种看似老调子的人生价值观，也依然是蛰伏在当今社会很多中国人骨子里的心结，这个深深烙印在童年的精神归依的心结，在莫言获得诺奖后的热效应中持续发酵，出现了这样一道别致的风景：外地游客千里迢迢纷至沓来，慕名到高密东北乡观瞻莫言旧居。其中，不乏对文学心存敬畏的文化学者及媒体人，但更多的还是年轻父母携着自己的孩子进行的一次亲子游。在这种乡间远足中，虽然曾出现过某些宿命论者抠点墙皮拔棵萝卜、意欲沾沾这座农家小院“文气”的不雅举止，可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是带着满腹乡愁而来，聚结在自己童年里的淳朴乡情，在高密东北乡这座农家小院里，在对莫言这位文学巨匠青少年艰苦成长环境的膜拜过程中，得到了如释重负的宣泄。

任何一个作家，哪怕是一个简单记录民间传说的基层文艺工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和情感呈现。这种情感会或多或少地隐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和道德底线。这个擅长写中国故事的人的作品之所以掀起振聋发聩般的文学飓风，是因为这些“神出鬼没”的文字所折射出的人类那如高密东北乡盐碱地里的红高粱般的坚贞与苦涩，已经化石在他用童年的神奇想象力所描绘的人间百相里。这种神奇的想象也许是莫言自身永远的隐秘，却恰是一个优秀作家成熟品格的魅力所在。当然，自然不会是那种看破红尘式的禅佛入道，而是一个当代文艺工作者在叩问良知的人生阅历中著文济世，宽容别人，救赎自己，不断地跋涉。

莫言获诺奖后，有朋友说你是莫言的老乡，近水楼台，怎么不赶紧写篇相关的文章？我当时笑了，没有回答。后来相关讯息铺天盖地，贬褒兼有，我更是感到无语。相信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里肯定是极不情愿这位为祖国赢得荣耀的骄子被一些居心叵测的外人来说三道四的。在现实生活中，莫言一直是个举止低调心存善念的长辈，对此我曾有所亲历。记得有年正月里过完年回北京，从高密站上车，我们俩的座位恰好紧挨着。当时莫言随身带有两三件行李，我更是大包小包的一大堆。其中有一只很沉的纸箱子，满装了聂家庄泥叫虎，那是我受高密文化局委托带给北京农业展览馆的非遗展品。到站后，莫言帮着把行李吃力地提下车来，邻家大叔般问我是否有人来接站。我说师妹李悦已来接站，请他放心。他提起背包，拖着行李箱前行了几步，又屡次回头探询：是真的有人来接吗？见我连连点头，他这才缓步上了电梯。

曾经定格在高密平安村番瓜棵子前的老管家人惯有的朴厚，散逸在北京南站春寒料峭的风里。其实，也正是根植在中国农耕文明里的人性里的这份朴厚，一直在钩织并美丽着我们共同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