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书记录着难民潮：说起来都是泪

        9月初，新学年开始，年满3岁的小朋友可以入幼儿园了。而3岁的叙利亚难民，小男孩艾兰却趴在土耳其海滩，永远地“睡着”了。

        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潮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世上最大的悲痛莫过于失去祖国。”古希腊诗人为难民悲惨境遇而作。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过去60多年来，全世界约有7500多万人因战乱、灾害等原因被迫离开家园。非洲和中东是世界上输出难民最多的地区。

        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中国自己曾有过切肤之痛，中国对他人也曾伸出过温暖有力的援手。

        《小难民自述》

        小岵女士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38-1945》

        [美]戴维·克兰茨勒  著

        许步曾  译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文化的流亡:  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

        李工真  著

        人民出版社

        小难民的抗战西行漫记

        《小难民自述》讲述抗战之初的一次逃难，“小岵”（作者吴大年女士）和母亲、弟妹、姑妈、外婆、身怀六甲的舅妈（表弟在流亡途中出生）在外公的带领下，从南京辗转经安徽、湖北、湖南、贵州，横跨大半年中国，历时9个多月，终于逃到了母亲出生地云南昆明。

        沿途或乘船，或徒步，或坐推车、火车、汽车，历经大江小河，高山平地，城郭村邑，人情冷暖，尽入眼帘。于是，八千里路的战火尘土，都自然地流淌在一个13岁孩子的笔下。

        逃难中，虽然家境尚好，但逃亡的阴影始终相随——尤其对铁鸟儿扔铁蛋(日寇轰炸机)的伤害和被侵略者追赶的恐惧如影随形。

        这本书在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由顾颉刚先生题写书名，冰心女士作序。75年后再版，从一个普通少女的视角回顾抗战，往事并不如烟。

        谢谢上海

        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

        美国学者戴维·克兰茨勒1976年推出的力作《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38—1945》，以丰富翔实的一手资料见长，对上海犹太社团中的一个社区——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剖析。

        二战期间，躲避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痛苦地发现，整个世界都冷酷地对他们关上大门，只有中国上海，是个不设防的城市，到上海无须签证。一时间，世界各地约五万犹太人逃到上海避难。

        虹口区提篮桥一带，对那群惊恐逃命的人来说，也许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温暖、最宽容的地方，是他们的诺亚方舟。

        在虹口的公平路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上海沦陷后，两条犹太人居住最密集的弄堂，被日本人焊上铁栅门，禁止出入达一年之久。被困弄堂里的2000余人，最后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因为周围的上海邻居，把面饼等食物“空投”过去，救助了他们。 

        战后，50000犹太人都离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成了以色列复国后的第一代开国元勋。

        1986年，一批前上海犹太难民提出要在虹口原居住区建一块纪念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此地区曾有20000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幸存下来。谨以本匾献给所有幸存者以及施加援手的热情好客、宽宏大量的中国人民。”

        流亡知识文化精英

        从欧洲到美国的大迁徙

        武汉大学数学家李国平的儿子李工真后来也成为武汉大学教授，专攻德国史。他的《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一书，展现二战中世界科学、文化中心从欧洲向美国的洲际大转移。

        1933年4月从德国大学校园中开始的“文化清洗运动”，是纳粹主义“文化同质性要求”，也是对犹太少数民族大迫害的第一个信号。

        2400多名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科学家，以及上万名文化精英，从纳粹德国的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中，被驱逐出去。

        当他们被纳粹党不学无术的党棍替换掉，也意味着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德国的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地位的失落。

        美国文化知识界的领袖们看到了，通过接收来自纳粹德国的知识难民，来发展美国科学和文化的良机。他们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团体一起，在“拯救科学和文化”的名义下，采取了种种措施，化解了大萧条状况下美国高校中“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为接收德国流亡科学家和文化精英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纳粹德国的“闪电战”，使绝大多数纳粹德国的知识难民彻底放弃了留在欧洲的幻想，与欧洲其他沦陷国家的知识难民一起，形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向美国流亡的高文化素质的欧洲知识难民潮，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20世纪这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大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