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迪顿理论 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在焦急的等待与不安的猜测之后，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终于水落石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因为在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的研究而赢得这一殊荣。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迪顿的经济学理论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迪顿理论最重要的启示在于，我们必须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作为著作等身的微观经济学大师，迪顿正是被《福布斯》评为2013年最佳图书的《逃离不平等》的作者。在著述当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向前的故事，也是一个造就不平等、不平等又促成平等，不断循环往复的故事：这在今日繁荣与平等已成对立之势的美国非常明显，当一少部分人大施拳脚之时，多数人却仍在奋力挣扎之中；把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时，则是一部分人从贫困、匮乏、疾病以及死亡之中逃脱时，另一部分人则继续被留在这些漩涡中。这一现象实际在我国也有十分类似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令世人叹服的经济发展速度：从经济实力上看，2014年国内GDP总值已经突破10万亿美元，成为美国之后第二个跻身10万亿美元经济体俱乐部的国家；与此同时，人均GDP相应上升到7485美元，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大约比1978年分别增长近80倍和70倍。但也必须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存在诸多短板。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我国仍有7017万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并且要在6年时间内实现全部脱贫，时间非常紧迫，任务非常艰巨。表现在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之上，虽然自2009年以来连续6年下降，但2014年仍然达到

      0.469，超越了世界公认的0.4警戒线。

      贫富差距加大至少带来两大不利影响：其一，干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在我国，高收入阶层已经出现消费需求不足；与此同时，以工薪为主的中等收入阶层虽然衣食无忧，却难以完全支付住行消费，而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阶层虽然消费倾向很强，却由于收入水平低而没有能力消费，从而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失衡。其二，破坏社会生活和谐稳定。通常来讲，合理的收入差距较好反映了各个阶层对于社会贡献的大小，因而为全部人群接受，从而使得社会保持稳定；相反，过大的收入差距不能反映各个阶层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会使人们产生不满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是国家政权的更迭。

      当我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就要想方设法系统性地加以解决。首先，要创造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凡是国有资本能够独立开办或者控股的行业领域，也要允许民营资本享受同等待遇；加快我国城镇化建设步伐，避免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各种不利影响。然后，持续提高养老金替代率水平。目前，我国的养老金替代率已经下降到了45%左右。一般认为，只有养老金替代率达到70%左右，才能使得参保者退休前后生活水平保持基本不变，即一个更为合理的替代水平。还有，要加强税收调节，提高个税免征点，降低边际税率，逐渐实行单一税率和以家庭为核算单位的综合税制，既要减少穷人税负，也要避免富人逃税。

      当然，迪顿理论还有许多其他有意思的启示，比如要建立一个高效且受约束的政府。他曾十分精辟地指出，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警察骑在他们应该保护的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从人民身上讹钱，或是代表权力机关把人民抓起来。对于我国来说，目前我们的人均GDP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但随之也迎来了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惑。可以看到，在国际上，像墨西哥、智利、巴西、菲律宾、马来西亚、南非等国家，他们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至12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值得我们关心的主要方面绝非政府规模大小，而是政府效率高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几乎年年都在8%以上，甚至因为担心某些年份增长过快还要频频进行刹车，但是我们今天却面临着达不到7%的增长风险。作为一个有效政府，当务之急就是制定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一方面，既要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不出现大的起落，这就意味着财政、金融政策组合要保持适当的扩张力度，“以空间换时间”；另一方面，又要加大结

      构调整和创新的力度，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实质性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奠定基础。与此同时，我们对政府的冀望决不仅限于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还应当是一个透明、公平、廉洁的政府，从而把公众的力量凝聚起来，推动我国早日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