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男子干这行:被奉为"死神"还挨骂,曾在回去的路上抱头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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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40次配型，一周三次透析。

42岁的杨帆(化名)，前年从外地来到郑州治疗，患有尿毒症的她在等待肾移植的两年里，始终徘徊在希望和失望的边缘。

从2015年1月1日开始，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渠道。而器官协调员，更多时候承担的是一个生与死之间的桥梁.

清明节，我们特别聚焦,器官捐献---生与死之间的桥梁!

每次配型，都像坐过山车

4月2日下午，杨帆独自一人走出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她刚刚经历了一场长达4个小时的透析治疗。

虽然还在春日，郑州这天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31℃。她说，郑州的天气太热了，远没有老家凉快。

事实上，她在治疗的这两年里，没怎么回过老家。

2016年，在得知自己的病情后，家人当即把房子卖了，带她来郑州看病。

在来之前，杨帆打听到，河南的器官移植等待时间要短很多，配型成功率也高。

那时，杨帆满怀信心，虽然有些心疼钱，但想到做完移植后，有很大可能会恢复到与正常人一样，她觉得也值了。

“孩子还小，家里还有一大家子要照顾，得赶紧好起来。”杨帆说，她最初的打算是，花上一大笔钱，等待两三个月，等病好了，就能回家了。

情况也的确跟她预料到一样，来郑州没多久，杨帆就等来了第一次配型的机会。

很遗憾，配型不符合，她做不了移植。“当时想着，肯定不会一次就成功，不合适就接着等呗。”

这一等，就是两年。

三天前，杨帆再一次接到医院的配型电话。这是她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第40次做配型。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杨帆说，每次配型前，医院会通知所有初步匹配的病人，然后再看最终结果，谁的符合度最高，给谁用。

因此，每次配型前后，她的心情都像坐过山车，接到电话的一瞬间情绪高昂，而回来的路上总是抱着深深的无力感。

(在租住的房间里，杨帆在做饭)

漫长的等待中，杨帆尽量让自己乐观起来，但长期的治疗过程，让她的心情时好时坏。

有时，去银行取钱，她会忘了拔卡;有时，刚走出房间，却忘了自己要出门干什么

来郑州快两年了，她还没去过其他地方，最多医院周围晃悠。

她说，郑州好大啊。这还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她坐在车上，从市外跑到医院感觉用了好长时间。

她和外界交流的唯一方式就是手机。

房间里给安装了无线网，每天晚上也是杨帆最开心的时候，她可以拿出手机来和家人视频。

“爱人、孩子、爸爸、妈妈，挨个儿给他们聊一遍。”杨帆说，最对不起的就是孩子。自从她得病以后，孩子的学习成绩直线下滑，“不是她不用功，一有时间，孩子就在网上查有关治疗的信息，耽搁了”。

在郑大一附院住院的同科室病友，组建了一个QQ群，里面有一百多人，杨帆如今算是“资深”了。

——她刚入群时的那批人，大部分都已出院，现在，每天都有病友在群里问她，她会用自己的情况来鼓励病友们坚持下去。

但是，等待的时间长了，每个人都会变得焦虑。

“经常会在透析机上晕过去，有抗体时吃的药晚上胃会疼醒，最后终于有机会配型了，告诉你没配上......我说不上来这种心情。”杨帆说，也会有病友受不了，选择不做手术回家。

而面对出院的病友，她也从心底感到羡慕，感慨别人的运气，感慨自己的运气。

接受移植的患者 每年的手术日和清明节都要“感恩”

一个人孤身在郑州时，杨帆特别期待有人能够交流，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乐天派的人。

3日上午，一则关于肾移植的新闻引起了她的注意，新闻里一名接受肾移植的姑娘在十九年后，再次需要移植。

她从这则新闻里，读出不一样的味道，“呀，你看人家，第一次做完还能用十九年，多好啊。”

她说，现在她的要求不高，做一次能顶十年就够了。

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杨帆对于器官捐献的态度也有了改变。

“以前想不到这些，可能得经过一些事儿才能懂。”杨帆说，要是以后能够捐献，自己肯定会捐献的，包括能用的眼角膜，肝脏。她的爱人，也早已经在她得病初期就去网上登记了。

杨帆说，每一个等待移植的病人心里都在热切的期待合适的肾源出现。但有时候这种期待也让大家感到不安，“在这背后，也就代表了另外一个生命的消失。”

我国实行“双盲制度”，器官捐献者家属不知道病人情况，病人也不会知道捐献者的情况。杨帆说，做完手术的人，会特别特别珍惜，特别特别感谢，而感谢的对象总会以一个群体的形象出现。

在杨帆的病友圈儿里，一年中有两个日子最重要，“手术日的当天和每年的清明节。”

杨帆说，已经出院的人会在这两天给那些不知道名字的人烧纸、祷告、上香，“保佑他在另一个地方能过的好，保佑他们的家人在这里能过得好。”

生死摆渡人 一面是“死神”，一面是新生

器官协调员，他们的出现，对于家属来说，是最不愿看到的情景，意味着病人脑死亡，已经没有治愈了可能。而对于躺在病房里等待移植的病人来说，他们的每一次外出，都意味着一次新生的机会。

在做协调员的三年里，王晓晓平均每周要亲历两次以上的生离死别，十次中有八次要面对“协调”失败后的失落，两次成功时的喜悦和难过。

他说，每次外出，无论成功与否，总代表着会有一个生命逝去。这样频繁的压力，曾让这个身高一米八多的汉子，在回来的路上抱头痛哭。

而作为一名协调员，无论是家属捐与不捐，都应该受到尊重，他需要做的就是，把器官捐献的政策、观念、做法制度等告诉患者家属，并陪伴家属度过那个最段最艰难的时光。

据河南商报记者了解，截至2018年3月底，郑州市红十字会见证人体器官捐献数量达到341例，挽救了近千名中晚期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

即使失败，也要尊重选择

从2015年1月1日开始，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渠道。王晓晓也是从那时起，从手术室护士，转型到一名器官协调员的身份上。

相对于在手术里治病救人，王晓晓说，做器官协调员时的成就感更大，更多时候承担的是一个生与死之间的桥梁。

但这个桥梁的连接，却不是那么容易。

王晓晓说，总体上协调的成功率在15%-20%之间。实际上，多数符合器官捐献的条件的背后，是病人因为遭遇意外死亡，一些因正常疾病去世的患者，大多数器官也会随之衰竭，来不及获取。

一般情况下，王晓晓一周要外出协调两次，但在他做协调员的三年里，也仅仅有50例成功的数据。

被患者家属拒绝是王晓晓工作的常态。

去年，洛阳一名男子因为意外从楼顶跌落，最终被诊断为临床脑死亡。

当地医生了解到，病人的部分家属并没有明确反对捐献器官。

王晓晓赶到医院，刚刚拿出自己的证件。患者的妻子突然从一旁冲过来，抓住他的证件撕成了两半。

“她当时是极度克制着怒气的，给我说，‘我不同意，我也不想和谈任何事情’。”王晓晓说，他能理解患者妻子当时的心情，但碰到一个合适的“供体”，作为协调员本能不想放弃。

“你先平复一下心情，如果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可以联系我。”王晓晓说，随后她又跟患者家属沟通过几次，但都因为患者妻子的极力反对而失败。

最终，病人因为脑死亡并发症，导致器官衰竭，心脏停跳。

虽然最后也没成功，从心底上，王晓晓还会理解家属当时的心情。“夫妻两人当时都很年轻，丈夫又是意外身亡，她本身就已经沉浸在巨大的痛苦中，即使不捐，我们任何一个人也无法从道德谴责。”

传统理念是最大的影响

王晓晓说，按照中国的国情，即使患者在生前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书，届时也会征求家属的意见，如果家属不同意，也无法进行捐献。

在众多的原因中，不再想让病人在身后“遭罪”，以及担心亲戚朋友的议论成为两个阻力。

一次，王晓晓前往外地参与协调一个脑死亡的病人捐助。

当时，是患者的儿子在医院看到了器官捐献的宣传版，主动给医院打电话要求捐献。

打电话的人是一名武警战士，他的父亲从在家里的棚子上不慎跌落，磕到了头部，最终脑死亡。

“他有这种意愿，是因为之前的一段经历。”王晓晓说，那名武警战士，曾经在执行一次救火任务时，身上大面积烧伤，社会为他组织了献血和捐款，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但儿子的想法遭到了母亲的反对。

王晓晓说，那名母亲的想法，也正是很多捐献者在面对捐献时的想法。

累了一辈子了，到走了还不能留个全尸，还要遭这样的最罪。那名母亲给王晓晓说的很直白。她也在担心，自己的孩子签下了捐赠的协议，街坊邻居会怎么议论他们?

最后，还是孩子说服的妈妈，“我记得当时他给他妈妈说，‘人走了，也就走了。火化之后，也就是一堆灰，何不捐献器官，我们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最终，患者捐出了一个肝脏，两个肾。挽救了三条生命。

最不忍心面对家属签字时

作为器官协调员，王晓晓的工作是寻找合适的器官，为逝去的人和生者间打通一条通道，让生命换一种方式延续。

但毕竟一边是送别，一边是迎来新生，这种矛盾和复杂也时刻交织在他心里。

在捐献的过程中，王晓晓最不忍面对的就是，患者家属最终含泪给他说出：行，我同意。

“即使到最后，他们也是不愿面对捐献的，在他们心里，只要确定了捐献，就也确定了病人死亡的事实。”王晓晓说，一方面家属要接受患者脑死亡的现实，又希望有奇迹出现，而他们心里其实知道，奇迹是不可能出现了。

患者的器官在捐献后，会用最快的速度送到医院，捐献者则会被缝合伤口，穿上衣服后，送往太平间。

“一个走向手术室，一个走向太平间。”这段时间，也是王晓晓无法面对家属的时候。

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告诉家属，器官已经捐献成功，已经送往了手术室。

在手术室到太平间的这段路，也是家属们情绪最为悲伤的过程。“作为我来说，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就是获取，但是又为这一家人悲伤，同时也为等待在医院里的受体高兴。”

起初，王晓晓认为，做器官协调员是一个非常骄傲和有成就感的事情，但当他真正融入到里面时，又发现参杂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这种情绪积压的多了，会让这个壮实的汉子坐在火车上抱头痛哭。

去年，他参与协调的一名患者在郑大一附院接受器官捐献，等待移植的病人也在同医院。

当时供体在三楼，受体在二楼，一边对供体进行手术，三楼一边在准备进行移植手术。

有时候，病人做完移植手术康复出院时，王晓晓也会想到，当时捐赠手术时的情景，伴随着康复者的笑脸和背影，是两个生命的成全和交会。

据记者了解，截至2018年3月底，郑州市红十字会见证人体器官捐献数量达到341例，挽救了近千名中晚期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