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奖作品销量两重天：《浴血罗霄》一年仅售6本
本月底，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将颁奖，从1982年至今，茅奖在33年间评选了九届，先后有43部作品获奖。随着颁奖时刻的临近，这个中国唯一一个政府类最高文学奖到底给作家带来什么影响？获奖作品在读者中生命力如何，在文学史上其存活率又怎么样？这些话题都颇令人关注。
一个意外
作家收获的其实比奖多
在金宇澄供职的《上海文学》编辑部，第10期校样已新鲜出炉，第11期也开始发稿。刚刚获得第九届茅奖的金宇澄说，他还是那个干了几十年的编辑，完全转到作家的状态会不习惯。
不断到来的采访让金宇澄更不习惯，他甚至关心起，往届茅奖获得者是否也像他一样经历过媒体的疯狂追击。这些天，各路记者想方设法找到了他，他担心，这样下去《繁花》会招人烦。但他又不愿意从此以后把电话关掉，谁也不理睬，“那样我觉得过意不去，因为80后、90后读者喜欢这本书，外地读者比上海读者更喜欢。”金宇澄说，他的内心处于很矛盾的状态。
以《江南三部曲》而获奖的格非，态度却是坚决、明晰的，“这个奖已经过去了，对我来说，脑子在新长篇里了，不能分神。”格非说，他是在自己的工作室写作，和老婆都不怎么见面，“但这些天不断有人祝贺，还有人请我吃饭，我有点招架不住，吃饭大多推掉了，只有母校来人除外。”格非说，他内心很清楚一件事，茅奖对他来说没什么影响。
因《生命册》而获奖的李佩甫直言相告，“我正在医院输液。”他说，自己血压不稳定，压差很大，腰也很不好，现已无暇顾及其他。
尽管新晋茅奖得主直喊“累”，但对那些过来人而言，茅奖对作家作品的市场带动是强大的。
4年前，在伦敦街头，毕飞宇听说自己得了茅奖。最初这个好消息并没有搅乱他的心绪，但其带来的影响令他始料不及，“我对自己的作品市场有预期，我从来就不指望卖得有多好，作品最高销量也就10万册。”但在2011年，他以《推拿》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之后，这本书当年销量即突破15万册，今年正向40万册的大关挺进。而在获奖前，《推拿》4年卖了48000册。
凭借《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迟子建，也和毕飞宇有同样的感受，“在得奖之前，这本书发行大概是四五万册，得奖之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专有出版图书，加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茅奖系列书系发行，累计已有30多万册。”
阿来凭《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奖，他更是直率地说，茅奖给他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很大。2000年10月，茅奖公布结果的时候，他还在南京全国书市推销《科幻世界》系列杂志的第二本，是媒体记者告诉了他获奖的消息，他高兴地蹦了起来，那天晚上他喝高了。
《科幻世界》后来奖励阿来8万元，而他在此又干了6年才离开，后于2009年当上了四川省作协主席，他至今认为作协主席与茅奖之间有必然联系。“无论怎么说，我们这批起来的人，创作还是比较拔尖的，如果让上级来判断，某种程度上，茅奖得主可以成为一个认定标准。”阿来的经历并非个案，王安忆2000年以《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第二年即当选上海作协主席。麦家2008年凭《暗算》获茅奖，五年后当选浙江省作协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