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疗联盟体系“赶潮”中国市场

　　“但对PHS来说，在一个横跨12个时区、语言文化完全不同的地方独自运营管理一家医院，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美国PHS国际部首席执行官Dr. Mudge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更愿意采取合作的模式是，在新医院的建设中提供建议和帮助。”

　　GilbertMudge，MD，很懂得与中国的听众交流，他将“在中国的商务拓展与市场开发”放在了演讲的最后，更挑动神经的是还显得极为“博爱”：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开发商，公立或是私立医疗机构，一线还是二线城市，都有可能成为PHS的潜在合作目标。

　　PHS，全称PartnersHealthcare，中译为美国医疗联盟体系(以下称“PHS”)，最初是1994年由布列根和妇女医院与麻省总医院联合发起成立。PHS的成立，结束了美国医疗机构单打独斗的时代，开启集团化发展的模式。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PHS旗下已汇集三十多家不同层级、类型的医疗机构，成为全美最成功的综合学术医疗体系。尤其是旗下五家医院是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教学医院，更让PHS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声望都如日中天。

　　盛名之下，自然慕名者众多。全球各国家和地区主动攀附者甚多。而随着中国医疗服务市场的开放以及消费者对医疗质量需求的提高，“国际背景”日渐成为众多机构的主要“卖点”。包括美国PHS在内的众多国际顶尖医疗机构，就时常出现在中国企业或者医疗机构的合作名单当中。但真假虚实难辨。

　　PHS当然不会来者不拒，他们对合作者的选择相当苛刻。不过，在新的背景下，PHS在国际合作中更加积极主动的选择那些价值观和愿景与自身接近的机构合作。

　　Dr.Mudge所在的国际部(PHI，全称Partners Healthcare International，以下称“PHI”)正是PHS旗下专门负责国际合作的部门。不久前，他曾与其他四位同事一起发表过一篇关于新兴市场医疗产业趋势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正在改变全球医疗产业的前景，只有那些积极参与并勇于创新的机构或国家，才能成为未来的领导者。

　　PHS的行动总体上也体现了这样的价值判断。自成立以来，他们已经与全球40多个国家的机构开展合作。这次Mudge和同事Edwin McCarthy一起来到中国，则是代表PHS出席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北京盛诺一家的癌症评估项目的发布仪式。

　　“中国是第一个尝试癌症评估项目的国家，我们也期待未来这个项目同样能够在其他国家取得成功。”PHI副总裁Mr.McCarthy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医疗全球化正推动着跨国就医趋势加速发展，对患者而言就医的选择变得更加多样。而另一个角度如PHI管理者的研究所言，在这场变革中的表现则关系到未来全球医疗体系的领导权。不知道中国是否也有这样的医疗机构做好了准备。

　　全美最大医疗体系如何诞生？

　　降低成本、对抗保险，促成PHS诞生。

　　“整体胜于部分之和。”在纪念PHS成立二十周年的报告里，第一页只写了这一句话。这里究竟浓缩了怎样的内涵？

　　“我们现在是全美最大的综合学术医疗体系。”Dr.Mudge说，“我们不仅服务本地社区的患者，服务全美的患者，也服务来自全球各地的患者。”

　　PHS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医疗联盟的门诊量超过157万，出院病人接近16.6万；同时，全联盟的全职员工人数已经超过4.3万人，其中医生的数量就有6600多人。全联盟2013年总营业收入高达103亿美元，其中66%来自医疗服务收入。

　　这一切都起于二十年前的一次握手。

　　至今PHS还保留着H. Richard Nesson和J. Robert Buchanan，在新闻发布会上握手时的照片。那是1993年12月18日，波士顿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波士顿环球报》，在当天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条新闻。

　　两家医院在新闻发布会上，共同宣布了这项合并计划。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条新闻的轰动性不仅是两家优秀医疗机构的合并，而且更多是两个原本强劲的竞争对手之间的联合。应对来自医保支付方的强大外部压力，是促成这次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十年前，医疗机构面临着来自支付方保险机构的巨大压力。”Dr. Mudge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相比两家机构单独和保险机构打交道，他们联合起来的力量会更强。”

　　相比对抗保险机构，两家医院联合的另外一项更主要的目标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时任布列根和妇女医院主席Nesson就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双方的合并是为了解决如何能够更好服务我们社区和目标。

　　由于同处波士顿，合并前的布列根和妇女医院、麻省总医院彼此间互为竞争对手，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医疗资源重复设置的状况。而且当时马萨诸塞州的医疗成本也要高于其他州。据美国媒体当时的报道，波士顿地区家庭每年花在医疗保健上的费用是6000美元，远高于当时控费较好的北卡罗来纳的4500美元。

　　成立后的PHS，一方面减少冗余的医疗服务设置，另一方面搭建全方位的医疗服务体系，以此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

　　此后，麦克莱恩、斯波尔丁、北岸等医疗机构相继加入PHS。目前，PHS的成员已经包括综合医院、二级医院、康复医院以及各类专科医院等30多家医疗机构。“我们在选择成员医院时，最主要的考虑是他们能给社区医疗服务带来什么。即便是一家二级医院，他们也一定要是当地社区的领先机构。”Dr. Mudge说。

　　让如此复杂庞大的机构体系运转起来，PHS主要依靠的是一套强大统一的信息系统：Partners eCare。在写给PHS二十周年的致辞中，PHS首席执行官GaryGottlieb，MD，和董事会主席EdwardLawrence，Esq.将信息系统的建设视作PHS对医疗未来的一项重要投资。

　　“三十多家医院全部通过一套信息系统链接起来。联盟内的任何一位医生随时可以调取患者在联盟中任何机构所做的检查结果。”在Dr. Mudge看来，信息系统极大的提高了PHS的服务效率，同时通过推行人口健康管理，“我们把医疗费用降低了12%，死亡率降低了5%。”Dr.Mudge说。

　　对外合作转向新兴市场国家

　　PHS在上海的一个医疗机构建设的合作项目已落地。

　　从成立开始，PHS就没有停止过与海外国家和地区合作的步伐，如今已遍及40多个国家。在中国的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和乌鲁木齐等几个城市，PHS都有正在或曾经运行的合作项目。

　　引人关注的是，PHS在上海的一个医疗机构建设的合作项目已经落地。来自PHS的官方信息显示，PHS与一家中国私立投资公司于2011年达成协议，用五年时间在上海合作建设一家三级医院，重点在妇女健康服务、心血管疾病和肿瘤三个领域。

　　“这家医院的设计、临床项目的规划都是由PHS的专家参与，思路和标准与我们的麻省总医院非常相似。”Dr. Mudge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与此同时，PHS还有一个在北京通州区合作建立一个大型医疗项目的计划。

　　尽管在医疗合作上显得十分积极，但基于时空、文化差异等困难的考虑，PHS至今却从没有独自在美国之外的国家拥有或运营管理一家医疗机构。

　　Dr.Mudge认为运营管理的难度太大，而传统短期顾问模式又很难发挥根本性改变，因此PHS在海外合作中更倾向于长久合作模式，着重知识转移、追求持续发展、注重患者服务，培育发展本土的所有权和品牌。

　　“还有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哈佛大学医学院是不拥有任何医院的，当然他们在海外也没有医院。”Dr. Mudge说，“尽管每家医院也可以单独对外开展合作，但PHS内的哈佛附属医院在海外合作中，通常都会寻求我们国际部的支持。”

　　国际部(PHI)是PHS专门负责海外合作的机构。

　　1997年，PHS启动了专门服务海外患者的国际医疗项目；随后，哈佛医学院国际部成为自负盈亏运营的附属机构。这是后来PHS国际部最初的两个组织渊源。十年之后，2008年两个机构正式合并，并于2012年正式命名为Partners Healthcare International。

　　在机构演变的同时，PHS在海外合作的地域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在PHS成立前10年，对外合作的区域基本在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但从2004年开始，PHS在海外合作的典型项目主要集中在新兴市场国家，包括印度、黎巴嫩、沙特、卡塔尔和中国。

　　尤其是在近年，新兴市场国家的表现，还引起了PHS国际部五位高管的注意，专门针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服务进行了研究，并公布了一份《急剧转型的前景》的研究报告。

　　他们在报告中提出，五个主要因素正在影响新兴市场国家的医疗服务，包括医疗服务供需的巨大缺口、私有资本的进入、人力资源的短缺、医疗服务模式创新、研发投入的增长等。这些因素不仅影响新兴市场国家，也正在对全球医疗服务市场的格局产生影响。

　　基于此，研究报告认为，未来十年，全球范围内医疗服务和教育领域将产生巨大的机会。

　　启动“癌症综合评估”中国项目

　　癌症综合评估项目主要面向在中国较为多发的五类癌症。

　　PHS在中国开展的最新一项医疗服务是癌症综合评估服务(CES)。这项服务主要是面向中国境内的乳腺癌、胃肠癌、肺癌、妇科癌症以及泌尿生殖系统癌症等五类癌症患者的多学科诊断评估和治疗方案。

　　近年来，癌症正在中国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以北京市为例，根据北京市卫计委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7年至2013年，恶性肿瘤连续七年在居民死因中占据榜首。

　　在恶性肿瘤发病趋势日益严峻的趋势下，中国在恶性肿瘤的治疗方面仍然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

　　此前上海肿瘤防治院预防科科长董林曾对不同国家肿瘤患者5年生存率做过比较，美国能达到81%，日、英等国为65%左右，而中国则只有25%左右。后来也有中国学者指出，中国肿瘤患者的5年生存率已经超过30%。但即便如此，仍与先进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

　　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非常复杂，董林认为主要原因来自医疗的本身，而曾在自己的博客中撰文谈到肿瘤治疗的“微博大V”、广东省卫计委巡视员廖新波则认为，是政策和资金保障没有到位。

　　PHS与出国看病专门的服务机构北京盛诺一家已合作四年，接收到不少来自中国的重症癌症患者。PHI副总裁Edwin McCarthy谈到了他的切身感受。

　　“很多癌症患者来到我们这里，都还未能明确他们的疾病诊断是什么，他们在各个中国医院间从一个专家到另一个专家求诊，却没有人帮助患者来做有效的协调。”Edwin McCarthy说，“这次的癌症综合评估项目，很多就是针对中国患者遇到的问题进行专门设计的。”

　　此次癌症综合评估项目，采用打包付费的方式，将五类癌症涉及到的医生检查、影像检查、病理检查等门诊服务进行整合，确定一个固定价格。不过有些诊疗服务并不在这个打包项目当中，比如与癌症诊断有关的所有住院服务和治疗服务，活检时需要的手术室服务和麻醉服务等。

　　“中国患者还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到医院就诊时挑医生，而且往往认为部门主任是最好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Edwin McCarthy说，“每个患者即便是同一癌症，个体间的差别也会很大。目前最先进的医疗护理是多学科的团队方式。我们就是设计整合一个团队，来针对每个患者提供有针对的个性化治疗。”

　　对于美国多年在癌症治疗方面所积累的经验，Dr. Mudge则明确表示，早期筛查、诊断对癌症的治疗有着明显作用。而PHS在过去几年接收到的来自中国的患者，很多却都已经处于癌症的中晚期。

　　“我们在设计CES项目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中国患者早期发现癌症的状况，并在早期能够到我们的医院来进行就诊。”Edwin McCarthy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