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相比西方，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脱节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百年的政治风云变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们的命运如何？
凤凰大学问、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中心和东方出版社联合举办蓟门书院活动，隆重邀请了雷颐、杨奎松、金雁和展江教授同聚一堂，由知识分子谈社会转变，从社会转变看知识分子的命运。凤凰大学问独家整理发布活动内容，与广大网友分享。
以下是杨奎松老师的演讲内容：
雷颐刚才举的例子主要是张申府，张申府的个性看成知识分子的个性，有的知识分子不完全都是那个样子的，有的知识分子因为个性没有融入团体的或者政党生活之中，有的知识分子其实很容易进去，哪怕是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关心人类前途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做政治选择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有些人是适应的，有些人是不适应的。只不过我们怎么评价他们的选择究竟是对，究竟是不对的，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从孔乙己看中国知识分子为何站不起来
这里我要谈到一点，今天早晨读《北京青年报》，看到刘震云和北京大学的中文系的学生有一个报告，跟中文系的学生对话。他其中特别讲到鲁迅，他说他特别看中鲁迅的三个人物，一个阿Q，一个是祥林嫂，一个就是孔乙己。他把阿Q，形容成为整个国民一个父亲，通过阿Q看待中国近代国民整个的性格非常复杂，也非常可悲。祥林嫂他认为代表中国女性母亲的形象。这两个形象我看了没有太多的感触，他讲到孔乙己，他说孔乙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父亲。他接下来改孔乙己这样一个形象，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属于悲哀的，你看孔乙己就可以看出来，鲁迅描述孔乙己的最后他的腿被打折。孔乙己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甚至不能站起来看世界。以至于他最后完全趴着，最后大家读孔乙己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到最后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被打断了腿，他双手爬到酒馆来喝酒。最后一次喝完酒以后就死掉了。他形容中国知识分子，你连站都站不起来，你如何看到未来，看到世界，如何知道百姓。这个实际上正好联想到这个孤寂百年，确实让我们有很深的感触。
首先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是都站不起来？这个站不起来跟什么原因有关，是不是像他说的被打断了腿，还是其它的原因。假如回过头看孔乙己那个小说，我想非常深刻的印象，大家知道描写一个酒馆，酒馆有三个世界，一个世界是酒馆的老板，一个商人控制整个运营。还有一个世界，一个穿长衫的，比较富裕的人，有文化的人，有头脸的人，他们穿长衫，他们可以在里间，他们可以坐着喝酒。还有一个世界，就是外间，外间穿短衫的，都是打工的，或者那些农民。他认为这三个世界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孔乙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这三个世界都融入不进去，既不能跟商人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同时又很难上层的有权势的穿长衫这些有头脸的人发生关系。同时跟打工的农民或者那些普通劳动者也没有条件发生关系。换句话说，这三部分人都在嘲笑他，每一部分人都把他看成异类。当然他没有讲这个故事，但是他讲孔乙己处在这么一个状态，最后变成这样一个命运，跟这个故事有密切的关系。
欧美的知识分子跟贵族或第三等级结合，实现对社会的改造
这个让我联想到一点，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我们跟英国的，跟法国的，甚至跟美国的，当然不敢说跟俄国的，待会儿金老师讲。跟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做启蒙运动，十七、十八世纪那个过程，最后导致国家发生大的变革，这种变化，从专制制走向了民主制，他们奋斗了很多年，付出很大的牺牲，也有人中途夭折的，也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社会冲突等等。但是有一条，这些知识分子在那个社会里，在那个时代，特别是17、18世纪那个时代基本上有一个结合的，他们会影响到，无论影响贵族，英国很多知识分子极大影响了贵族。在法国很大知识分子极大影响了第三等级，他们跟社会有结合的，在美国的话，美国虽然启蒙思想知识分子人数并不多，无论是杰斐逊、富兰克林，无论他们其它的一些，这些人跟政治、重要的金融分子也都是有结合的。这种结合可以看出来，他们并没有脱离在社会各个重要阶层之外，以至于他们会有他们发声的场所。最后哪怕法国大革命，不管是哪一部分知识分子发起的，哪怕就是说我们批评文学式知识分子走的极端，但是毕竟有他的群众。他们能实现，从民主制度变成专制制度，他也通过投票来实现的。
知识分子要影响社会，首先要实现文字转换，要满足大众阅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所谓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差距。我是非常相信刚才雷老师讲的，我们讲梁启超，梁启超在很早，我们可以说戊戌变法，包括严复，戊戌变法开始启蒙的思想，开始接受西方的概念，包括到了日本，严复在国内传递各种各样的接受西方观念和这种思潮，做引领的工作。他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他们的思想，我们可以说在20世纪初就已经达到相当高的高度，而且对中国的国民性，对中国专制制度批判，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五四运动。但是问题为什么后来还会发生五四运动？这个很吊诡轨的现象，前面启蒙运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面不应该再发生一次运动。
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清楚注意到这个差别，这个差别很大程度上是关于文字，比如在梁启超当年做这个宣传的时候，其实他们宣传的对象还是读书人，还是那些旧的士人，还是那些官绅。也就是说，他用的都是文言文，半个文言文，基本上一般老百姓都看不懂。我们看到的中国最早的白话文的报纸，1902年《京华日报》在北京很多主要的街口贴在一个木板上，然后每天雇人从早晨开始念报纸，从头开始念完，很多老百姓围在那儿去听，他们不认字，他们去听这些东西。1903年，《安徽俗话报》你会看到，在那个逐渐有一个大家的普及，换句话说，中国的民众当时大多数不认字，至少根本读不懂内容。所以知识分子无论在什么时期开始做这个工作，首先要做一个工作要做一个文字的转换，要做思想的普及化的工作，这个工作其实用了很多年。我们说，为什么到1919年，到五四运动，或者说我们从1915年青年杂志开始创办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其实最早的文章还是半个文言文，还是很难读，一直到五四前后开始推白话文，所有大众阅读能力提升上来。
英国与王权竞争的是有文化的有产者，而中国的有文化群体很落后
我是这么想，知识分子和社会的这种脱节，在中国和西方有很大的差距，就在于中国的教育程度，识字率，中国的百姓对各种活动的参与。英国过程的非常清楚，他是从1215年一直到1689年等等，从大宪章之后，一直到权利法案，一步一步逐渐在拓展，本来都是贵族的事，贵族跟国王争权力。从贵族扩大到有赋税的，有财产的这些人，然后再进一步慢慢扩展。这个过程和它的整个的文化、教育、经济发展都是同步的。社会大众对政治的参与也跟他们的文化程度也是相适应的，一步一步达到一定的程度，他们可以知道，这些人在讲什么？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在近代最大的问题，大多数人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如果说要知道的话，就必须要有专门的白话报纸，专门的人去给你读。识字的问题，我们说西方的教育，学校开始从1905年开始陆陆续续开始搞，最后到了五四的时候确实形成学生群体，但是这个群体毕竟还是有限的。所以中国的问题，一直到1949年以前，甚至再往后一点，一直是落后国家。落后国家和西方那么先进的，超出中国当时国民，甚至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所能理解，所能接受的那样先进的启蒙思想，或者关于民主宪政的思想，或者雷颐讲的关于国民、公民权利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思想你都可以讲，但是真正能听懂的有几个？
庞大的农业人口让国民难与城市代表的现代文明结合
在现实生活中，大家把这些东西当成自己的，因为没有做过国民，不知道这个国民的权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整个社会也没有什么变化，中国的宗法社会，农村的人口占90%以上，城市就这么大，就这么一点人口。一直在解放初期，解放的时候，城镇人口数字比例的10.6%，10.6%什么意思，是城镇人口。也就是说，大城市的人口可能连10%都不到，还有很多镇的人口，就像我们今天说，我们今天城镇人口比例大概已经超过50%，是54%还是56%，到2014年。但是你会发现，大多数的人口，相当多数的人口其实还是小镇子上，还是在县城里面。这些人，很多子女确实进了城，但是和城市的生活节奏，和城市整个的文明礼貌、生活秩序，各方面很难完全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们经常会在报纸上不断看到国民素质的问题，什么中国游客的素质太低，到处会有人，香港、台湾会骂怎么样，我们会出各种各样的规范大家要讲文明，讲礼貌，不要随地吐痰，不要大声喧哗等等。城市生活中不是问题，你不懂得生活，因为大量的农民迅速进入到城里面，快速适应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西方城市经过几百年形成一套一套的卫生的规范，交通的规范，各种各样守法的这些东西，大量制度性的东西。
国民性的批判没能超越鲁迅，知识分子与国民文化的差距，他们孤寂是必然的
中国确实处在发展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和知识分子的先进性，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外接受知识，在国外接受这样那样的知识，包括各种各样的新的观念，接受新的观念就受不了，鲁迅拼命的骂中国的国民性，这个国民性改不了，一直到1984年柏杨在台湾他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讲那些问题跟鲁迅批判的那些问题还是一样的，鲁迅20年代、30年代骂中国人，骂国民性的问题。到了柏杨80年代，柏杨骂的还是台湾的中国人，那大陆呢？相对来讲在这方面问题就会更多，国民的素质和国民的这种教育，国民文化的程度和知识分子之间这种差距，这是我的解读，不知道雷颐同意不同意。我的意思是说，孤寂百年其实我很相信，知识分子的孤寂是必然的，没有办法，因为确实是他们很难，完完全全适应中国现实的社会，确实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到今天为止，很多知识分子还是，因为中国大多数的人口，确实还处在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过渡当中。所以我们不能急，哪怕我们说我们自己是知识分子，我们不能急，社会的进步是一个进化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