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印民族的记忆——由“中国非遗保护出版成果展”说开去
7月20日，为期一个多月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出版成果展”落下了帷幕，那些印在纸上、刻在磁盘上的“非遗”，留在了人们心中，凝固为长久的记忆。
2014年6月14日，第九个“文化遗产日”，雕漆工艺美术大师文乾刚在国家图书馆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新近出版的《大漆髹饰传承人口述史》。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编写的这部书，记录了20余位大漆髹饰技艺项目传承人的口述历史，文乾刚就是其中的一位。50多年前，文乾刚在几位老师傅的口传心授下学习漆艺，如今他通过这部书，把师傅交给自己的技艺以及师傅的师傅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这本书也出现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出版成果展”上。1800多种非遗图书、100余部非遗纪录片，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选择它们作为数以万计的各类非遗出版物的代表，在国家图书馆集中展出，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观者驻足。通过这些出版物，深藏书斋中的学术研究走到了寻常百姓的身旁，文乾刚和许许多多非遗传承人的个体记忆汇集成民族的记忆，无形的非遗有了一个永不消失的有形载体。
普查立法：让历史记下它们的名字
从2006年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到2011年的《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每一次名录的公布出版，“非遗”都会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每一项遗产的背后，都有一段传承久远的记忆，都激发起人们对于民族文化的热情。
然而，寻找这些记忆并非易事。身怀纳西手工造纸技艺的和志本老人生活在云南香格里拉，传唱藏族史诗《格萨尔》的才让旺堆远在青海西宁，自幼学习竹编艺术的俞樟根是浙江绍兴人……很多非遗项目散落在乡村山寨，不少项目面临着“人亡艺绝”的困境。
2005~2009年，文化部主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全面开展，一批珍贵、濒危的非遗得到抢救。截至2013年底，文化部已命名公布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1986名，文乾刚、和志本、才让旺堆、俞樟根均名列其中。
相关法律的制定同步进行。2011年6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酝酿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颁布施行，首次确立了非遗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地位，非遗保护从政府工作上升为国家意志。此后，地方政府也加快推动制定出台非遗保护的地方法规，截至2014年6月，已有浙江、江苏、新疆、山西、河南等14个省（区、市）颁布出台了地方非遗保护条例。
学术研究：让人们懂得它们的价值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行政法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一系列研究专著陆续出版，体现了学界对于非遗立法的关注，也是近年来非遗领域研究与出版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
有一组统计数字耐人寻味：2000~2003年，我国非遗出版成果年均不足千种，而2009年至今，非遗出版成果稳定在年均4000种以上；2001年，中国非遗保护相关主题的期刊论文只有5篇，而2013年则有3887篇相关论文发表。
“由于国家对非遗保护的重视，学界的研究力度在不断加大。对于非遗的研究，正从少人问津的‘绝学’成为引人瞩目的‘显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剑英介绍，“随之而来的，就是非遗相关研究成果出版成为学术出版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赵剑英看来，研究非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而通过出版这个平台，非遗得到了更加深远的弘扬和传播。
普及传承：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普及与传承，是对非遗最好的保护，出版仍然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截至2013年底，我国已相继设立了闽南、徽州、热贡、羌族、客家等15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普及中保护，在保护中传承，以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方式推动非遗整体性保护，让文化遗产真正活了起来。
近年来，文化部和各地文化部门还利用“文化遗产日”和民族传统节日，组织举办了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珍稀剧种展演、百名工艺美术大师展示、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等许多重大非遗宣传展示活动，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认识、了解和喜爱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调动他们主动参与非遗保护的积极性。文化部多次组织非遗保护领域知名专家举办讲座、访谈、论坛等活动，向社会公众普及非遗保护知识，增进公众对非遗的认知和了解。
据统计，2001年至2013年，全国120多家出版机构出版了与非遗有关的少儿类图书、音像制品300余种，内容包括围棋、象棋、古筝、古琴、剪纸、中医、民间文学、传统戏曲、曲艺等非遗项目。《中国少年报》《少年文艺》《儿童文学》《少儿美术》等少儿类报纸杂志均刊登文章，向广大少年儿童普及非遗保护知识。
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透露，文化部正与相关单位协商，准备组织多方力量，成系统、成专题地拍摄制作相关纪录片，用现代传媒手段表现非遗的抢救保护成果，既体现其文化内涵，又反映其历史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