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中浙：从惠能“变法”看佛教的中国化
陈中浙教授接受采访 程冠军摄
编者按：1956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广东省视察时，对陶铸等省委主要领导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们广东省有个惠能，你们知道吗?惠能在哲学上有很大的贡献，他把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推到最高峰，要比英国的贝克莱早一千年。你们应该好好看看《坛经》。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能够提出高深的理论，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惠能和禅宗的经典著作《坛经》,其用意在于佛教的中国化。佛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至关重要，为了进一步了解惠能、《坛经》、禅宗以及中国文化等问题，理论网记者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惠能研究专家陈中浙。
记者：陈教授您好，近年来，您一直潜心研究惠能和其著作《坛经》，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佛教的“禅宗”，以及惠能与禅宗、《坛经》之间的关系。
陈中浙：何为“禅宗”?在印度，并没有禅宗这一宗派，仅有“禅”这种修行方式。“禅”意译为“思维修”或“静虑”，要求修禅者保持大脑的专一、清净、安宁。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修禅者发挥想象，思考人生的根本问题，对各种现象的本质进行关照，最后达到一种认识现象本质的般若智慧。这种禅的修行方式，在印度古代宗教中相当普遍，其中佛教对它尤为看重。在佛教的“八万四千法门”中，禅修是最重要的修行法门之一。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从西域来了一名僧人叫达摩，他不仅把印度佛教里这种“禅”的修行方法带到了中国，还对“禅”做了专门的阐释与发挥。后来又经过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等几位中国僧人的努力，在唐代初期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讲究“禅定”的佛教思想。
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到唐代已经历了600多年，可能是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处久了的缘故，佛教与中国文化在相互磨合中慢慢有了惺惺相惜、相知相契的感觉，而两者的关系也到了需要做出总结的时候。于是有人就借用“禅”的称谓，从中国本土文化的角度，以自己超强的智慧，对传统佛教进行了重大改革与大胆创新，将印度列入的佛教中国化、平民化、现世化，创立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这种宗派与别的宗派不一样，它强调“不立文字”、“顿悟成佛”，即不需要识字，也不需要累世的修行或是钱物的施舍，只要有机缘，马上就可以顿悟成佛。可以说，这是把印度佛教复杂问题简单化，并将其变成一种听了就能懂，学了就能会，会了马上就能用的宗派。这种修行方法得到了很多基层民众的拥护与传播。自禅宗出现之后，当时唐代其他的宗派，像受李世民鼎力支持的玄奘创立的“唯识宗”，以及受武则天大力推荐的“华严宗”等佛教宗派就逐渐衰落，甚至消失了。
中唐以后，禅宗不仅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的主流，更远播至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欧美等国家与地区。连佛教创始国印度也建有南华禅寺，弘扬中国的禅宗。可以说，在中国或接受中国“禅”文化传播的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禅”甚至成为了“佛教”或者“佛学”的一个同义词。因此，准确地说，禅宗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而成的一个宗派，禅宗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具体体现。而把佛教成功中国化并创立禅宗的这位具有超强的智慧的人，就是惠能。
惠能在湖北黄梅的五祖弘忍法师那里学佛法，由于其天资聪颖，见解独到，就被老师弘忍禀为六组传人。惠能从他继承衣钵一直到去世为止，基本上都是在广东一带传法。有一次，他在广州光孝寺的一个戒坛上传法，其中一个叫法海的弟子，把惠能的讲法过程及其内容记录了下来，并加了一个总题目——《南宗顿教最上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简称《坛经》，这就是禅宗的奠基之作。当然，《坛经》里的内容并不都是惠能在这里讲的。由于惠能不识字，讲法时都是大白话，所以《坛经》记录下来的也基本是白话。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钱穆就说《坛经》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文作品”。
记者：中华文化中最重要的要数安身立命的思想，对此，中国本土文化与禅宗给出的招式很不一样，请您解释一下，儒家、道家、禅宗在这些方面有什么具体的不同?
陈中浙：儒家由于事先设置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关系，所以希望人们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所有行为，都要时时刻刻符合这“五伦”关系的要求与标准。符合了这些规定，就是体现了“天道”。如果人们极尽所能无法达到这个要求与标准，最后也无可奈何，只能把他归结为“天命”如此。
道家的做法与儒家不同。就拿老子来说，他是极力主张拿自然规律中的一些道理来引导人们做事，希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避免犯错误，尽可能地做到最好。在具体方法上，老子主张：如果为了谋取更大利益，就欲擒故纵，以退为进;如果为了保身，免遭祸害，就在适当的时候要急流勇退;如果为了超脱，便学“祸福相依”的道理。总之，这完全是从人事利害得失上着眼，在应付权谋上做打算。
庄子在这一方面与老子不太一样。庄子一生主要游历于社会下层的各种人物中间，与渔夫、船夫、工匠、屠夫、农民交往密切。在他看来天下是沉浊的，世俗是不堪相处的，自己不屑于同流合污。他极力退避其中险恶、奸诈的种种利害关系，追求一种不依赖于任何人、任何事物，完全自在自为的“无所待”的“精神家园”。
所以，在中国古代，如果叫人往前冲，就去学儒家;如何更好地冲过去，还要去学老子;反之，若让人后退，则要去学庄子。当然，老子有时候也会叫人后退。总之，在中国本土文化中，既有叫人积极做事的性格，也有叫人急流勇退的性格。但是这两种性格，却很难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体现，且这种性格不是“过”，就是“不及”。这种情况知道唐代的惠能创立禅宗之后，才开始得到改观。因为惠能把原来本土文化中截然不同的这两种性格，有机地融会贯通在了一起。这就给中国人在安身立命上打开了另一扇门。有了这扇门，人们既能勇敢地前进，又能自如地后退。
从国家主流文化的构成上来看，禅宗对中国人的冲击也是很大的。自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基本上确立了在文化上的独尊地位。但实际上，他确立的只是儒家在治国理念和制定国家政治制度这些方面的主导地位，而在精神生活方面，儒家的地位从汉代以后就逐渐被玄学、道家和佛教所取代。有意思的是，唐代的惠能创立禅宗之后，一大批中国人就把自己的精神生活交给禅宗来打理了。可以说，在民众的精神生活领域里，包括在一些社会精英的精神生活领域里，禅宗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儒家和道家，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一些人就认为要想恢复儒家的文化独尊地位，确立儒家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就必须要借用佛教，特别是禅宗的东西来重新构建儒家的思想体系。
记者：您认为惠能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惠能的“变法”大大推进了佛教了中国化?
陈中浙：是的。站在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或许可以对惠能当年的“变法”的成功发出由衷的感叹——这是一场人类智慧所能表演的最惊心动魄的魔术，它能把一种外来文化消融在另一种文化之中，使得一个民族的生活态度、文化构成产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同时，它也能把时间充满贪、嗔、痴的凡夫俗子变成无拘无束、自强不息的有为君子。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外来文化本土化最成功的事例，也是一次中国历史上思想解放的大运动，更是一件人类智慧超常解放、创造和发挥的大事件。
应该说，惠能“变法”的成功，标志着佛教在中国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与发展导向，同时，也为中国人在思想精神领域里开辟出了一条通向光明的康庄大道。自此以后，中国人的性格与命运，中国人对待问题的看法与解决方式，乃至审美理想也开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惠能成功地把外来佛教中国化，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思想解放大运动。他的这番奋起而为，之前的先贤与之后的来者也曾有过类似的行为。例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文化自觉现象，魏晋时期以“竹林七贤”和陶渊明为代表的、被鲁迅概括为“魏晋风度”的个性解放运动，以及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文化启蒙运动。若从社会改革角度而言，1978年由邓小平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应该算一次。虽然这几次思想解放运动所针对的社会现象、产生的社会效用是不一样的，不能简单地做等同处理。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若没有这些智者伟人们的大动作，中华民族是不可能有如此辉煌灿烂的文化的。
记者：为什么近几年来惠能所创立的禅宗会在国内外均受到广泛欢迎?
陈中浙：惠能当年创立的禅宗，近年来之所以在国外受到欢迎，有市场，是因为这是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需要。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除了所出现的一些社会弊端与矛盾需要禅宗来指点迷津外之外，其实，禅宗在中国的出现、发展，以及惠能如何成功地把外来佛教中国化，对当今中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对于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及其中国本土文化的“相处”上，惠能的做法是尽可能地找出两者可以相互借鉴、融通、对话的结合点。应该说，这种做法使两种文化各自有了更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对中国本土文化来说，它本身具有宽容的性格，吸纳佛教思想可以使中国文化变得更加博大。可以说，如果没有佛教的传入，没有禅宗的出现，没有中国文化接纳佛教的这样一个历史，中国文化的面貌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对印度佛教文化来讲，如果要想在中国发展，就必须适当地向中国文化靠近。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之后，继承和吸纳了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出现的禅宗已经不是单纯的外来文化，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说，后来佛教在中国延续流传了两千多年，时间上甚至超过了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传时间，之所以能够这样，就是因为它在中国本土化了。
记者：惠能将佛教文化在中国本土化的行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鉴方面有哪些重要意义?
陈中浙：对于惠能将佛教文化在中国本土化的行为，毛泽东是极为赞赏的，他在一次与身边工作人员的闲聊中说：“惠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烦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呵佛骂祖’，他否定传统偶像和陈规，勇于创新，并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就考虑过惠能将佛教中国化是重要的历史借鉴。事实上，惠能在佛教传入中国600多年之后，勇敢地对佛教进行变革，与当年毛泽东面对困境之中的中国，积极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做法是很相似的。钱穆就说过：“要接受西方文化，便该学惠能，把西方的消化溶解进中国来。”应该说，当今中国面对外来文化，如何再度表现出中国文化本有的博大胸襟，如何再次积极吸纳外来文化，是应该引起每一位中国人思考与关注的问题。当然，这是摆在当今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大课题，需要另外做专门的探讨。
综上所述，我们就明白了50多年前的毛泽东为何要大家都“应该好好看看《坛经》”以及他自己那么推崇《坛经》、惠能还有禅宗的缘故了。《坛经》是一部对唐代中叶以来的中国人影响至深的书籍，也是当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好参考资料。
记者：惠能的学问全是围绕一个“心”字来展开的，您认为修“心”对一个人的一生有什么重要作用?
陈中浙：近十年来，在我给中央党校研究生开设的课程里，有一门《佛教哲学研究》。《坛经》是该课程的必读书目之一，十年来从未变过。这样年年读、反复读，学生领悟的情况各异，我自己对惠能、《坛经》以及禅宗倒有了一些新想法。
在中国历史上，惠能大概是最早把外来文化成功本土化的一个人。他本身文化程度不高，可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我一开始读《坛经》时总有这样一个疑惑。后来，我发现惠能的学问全是围绕一个“心性”，或者一个“心”字来展开的，他不太识字，却真正抓到了佛学最核心的机密。人为什么会有烦恼?就是因为没有把心管住。这颗心欲念太重，老想着外物，而外物又虚幻不实。想得多了，便越发痴迷执着。得不到或不能满足时，就更加烦恼痛苦。所以，整个佛教所追求的就是《金刚经》里说的“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修“心”的过程。难怪惠能听老师弘忍讲《金刚经》时，听到妙处，情不自禁连声惊叹几句“何其自性”。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整个社会乱作一团。当时的思想家们针对这个局面，就如何消灭人“心”的过度贪欲纷纷发表了看法。像道家的老庄提出要清心寡欲、节欲，做事要无为;孔子说要“正名”，“欲而不贪”;孟子说人本性是善的，只要“致良知”就可以了;而荀子则说任性是恶的，有欲望是正常的，要使之合理地得到满足，提出了“养人之欲”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如此，其他时代也是如此。惠能正是站在这个角度，把印度文化与本土文化来了个二合一，创立了禅宗。所以，我们在读《坛经》时，经常会有豁然贯通的感觉。我在澳门讲学期间，一直住在临海一间五十层高的公寓里。每天早上醒来，拉开窗帘，前面经常是雾蒙蒙的一片。置身其中，不禁使我想到了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比起古人，“天”离我这样近，只是不知我的这样“人”为，是否契合了惠能的“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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