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林：对广东本土艺术的 讨论氛围还不够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3月27日，“场域的毛细管——2016珠三角艺术单位观察展”将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展览选取9个植根于珠三角的团体式艺术组合，呈现他们近年持续进行的工作。

        副馆长胡斌介绍：“我们希望对珠三角这片鲜活而饱含矛盾性的土地上的艺术保持持续的观察。观察的方式是深入到其错综复杂的各种组织中去，如群落、小组、团体、机构等。他们并不强大，却又像毛细管一样在这个场域中发挥着意想不到的作用。”

        这些“艺术单位”在展厅内外、网络空间的计划实施，将围绕集体创作、自我组织、跨学科研究以及参与式艺术等不同角度，辅助以形象之外的文献、材料和讨论，展开各自的经验。

        人类学博士陈晓阳主持的“南亭计划”是自2012年始。她在广州大学城南的南亭村展开社区研究，并与当代艺术相结合，进行跨学科实验。项目通过三年来循序渐进的田野观察与在地创作的梳理，用文字与多媒介的在地艺术展览方式，视觉化地呈现出一个极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珠三角村落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与衍生危机。

        2014年8月，艺术家吴超和丈夫夏维伦，以“植物人”美美为预实验病例，收集美美熟悉的声音、图像、生活痕迹，通过综合性艺术再现方式唤醒美美的情感和记忆，并实现跨学科合作，发起“植物人视听唤醒项目”。2015年年初，项目初见成效，美美意识逐步苏醒，从最初简单的眼神示意，到能够实现基本的社会沟通。

        参与式艺术、社会介入式艺术以及项目式艺术越来越频密却又日益引起纷争的今天，美术馆方面希望借助对于一个区域的观察，提供某种新的思考。策展人樊林认为，在“场域”、“毛细管”、“艺术介入社会”俨然成为核心话题的时候，促使展览形成的，并非先入为主的美学考量。“近年来发生在粤港澳地区的这些艺术探讨，伴随着它们所引发的震荡，成为我们视野中值得讨论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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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要承担的责任更多是思考

        羊城晚报：展览题为“毛细管”，是不是跟历史学家王汎森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有关？

        樊林：还是受影响，在我们看来，这些年我们一直持续观察的这些单位和组合，某种传统意义的艺术家对他们是完全不了解的。他们很可能在学院里并不能够实现硬性的改变，但是他们的方式带来的影响已经展开了，所以毛细管是一个比较准确的词语，我们尝试想过别的词，后来发现这个还是能够准确地概括。

        羊城晚报：“毛细管”作用的描述，是不是和目前的艺术系统也有相似的地方？

        樊林：定位为“观察展”，是相对客观的。并不一定推导出什么结论。各个“单位”本身这种生长的状况能够勾勒出一种情景，即生长。很多艺术家在学院教育结束之后，凭借一些技术层面的方法持续“创作”。但他并没有真正去思考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说完全没有思考，我每年春天出去写生，我也画很多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艺术要承担的责任，其实思考的部分，应该比简单的表象描绘，更为重要。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这些年轻的艺术单位组合，恰好能让我们看到这一点。

        羊城晚报：过去我们谈论到艺术，似乎更强调的是个人。这种松散的组织形式是不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特点？

        樊林：我觉得还是跟时代的某些改变有关，比方说有一些时候，觉得个体的力量，是相对有限的，个体的思考，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全面。观察这些艺术单位，我觉得他们有一点特质是：沟通和交流在他们的工作方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Maria&Ying的组合，背景是不同的文化，他们对动画的理解带有些超现实主义的意味。在我看来这种方式，某种程度上一定比一个人很简单地去构想，他所带来和讨论的面和点，要更丰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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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对本土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羊城晚报：这次参展的小组，是不是以广东的为主？这种松散的状态，是不是和广东的当代艺术情况有关系？

        樊林：对珠三角地区的关注，实际上从胡斌的21空间首展开始，其实我们在工作方向和重点是一致的，策展人需要对本土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当然这种意识，也许可以反过来讲，这个策展人不够全球化。也许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挪动来看，是觉得当年那个21空间的开馆展，以珠三角为主，做了一个梳理，其中除了个体艺术家，也包括群体工作的组合。就是两种不同的方式。我会觉得这几年下来。他们每一个人的工作方向，其实是有人迷离了，有人更聚焦了。关注珠三角，还是很有意思。

        羊城晚报：我们看到除了广东是这样之外，全国会有其他的这种类型的情况吗？广东有它自己的地域上的特点？

        樊林：我觉得是特别松散，算不算特点，怎么讲这种合作方式，好像经常在发生，也许他们彼此会有友谊，无论是说以团体的形式出现，还是各自去工作，他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始终在，我经常觉得我们的讨论氛围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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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化和固化都是这些人的敌人

        羊城晚报：今天艺术界流行跨学科，在本次参展的小组里也看到类似的现象。

        樊林：其实我觉得这些艺术单位并不是一个简单赶时髦，如果我们真正把这些人，放在一个全球的范围当中来看，你会发现今天很多有影响的艺术家，实际上都不抗拒方方面面的学科知识，甚至他们有很多非艺术学科背景，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我们需要真正讨论的，我们的艺术教育的约束、禁锢、局限性，早就到了该讨论的时候。这些人实际上因为每一个人出身背景、成长阅历不一样，所以给到我们的东西都不一样。

        我自己教书那么多年，感受非常强烈，一不当心就很容易有惰性，在教育这个环节里面，其实惰性是很容易产生的。这些自我组织这种积极的生长态势，是我们需要严肃面对的一个事情。

        羊城晚报：有观点认为，艺术家应该远离社会学，因为他们不专业。你怎么看？

        樊林：我认为每个学科有自己的观点，一方面有态度，一方面是有局限性。我本科学中文，我始终觉得好多人关于文学作品的那种言谈，没有掌握方法。但是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发自内心的感慨。一方面，我们会希望所有人的声音，都相对有专业的术语。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可以突破这些专业约束，其实本身是有矛盾的。

        比方说陈晓阳的方向是视觉人类学，人类学家可能不理解她的视觉；艺术家也会质疑你的人类学方式能够输出怎样的视觉？因为她的重点在于方法论，四年来不断有新的学生进来，运用这个方法论。这样的个案很值得讨论。

        在今天，艺术本身没有那么简单。譬如做社区街道的观察，仅仅凭借建筑学的方式显然不够。因为我们的建筑学，很多是从西方传进来的。这些理念，如果照搬，获得的结论，其实很容易被撼动、被怀疑。嗯工作室他们有做《城市中国》的经验，朱晔还做过上海双年展，他的背景决定了不是简单贴标签。这些艺术单位的生长状况，本身就比较杂糅。而且每一个人处在不同的阶段，它的工作重点、思考的方向，不断地带出突破和尝试。我觉得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欣喜，概念化和固化都是这些人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