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新常态绝不是消极不作为
杨伟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1982年至1989年在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任教，期间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和日本一桥大学学习和研究产业政策理论。1989年调入国家计委，主要从事国家中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是国家重大产业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执笔人之一。
参与了国家“八五”、“九五”计划《纲要》的起草，全面负责“十五”计划《纲要》起草和组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68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发表了题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需要注意的八大问题”的主题演讲。杨伟民表示，现在对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共识已经形成，更为重要的是怎么适应、引领。政府要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以质量效益为中心推动发展。同时，扩大消费，并把创新作为驱动发展的持久动力。
他说，最近发现，有的人把新常态扩大化，什么都是新常态；有的把它当作一个不作为的一个借口，觉得新常态了，政府不用干事了，速度下滑也不用管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讲“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现在共识已经形成，更为重要的是怎么适应，做好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工作，进而引领新常态。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有四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增长速度，从过去的高速转向中高速；二是发展方式，从过去的粗放型转向更加节约型；三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过去的增量扩能转向存量和增量并举；最后是经济增长点，从传统的走向新的增长点。这中间，具体要注意八个问题
政府要做推动发展的主体
杨伟民说，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政府要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要区分的问题是政府究竟在发展当中起什么作用？
过去把政府作为发展的主体，发展变成政府的责任，发展不快就说你干得不好。结果政府往往要确定一个必须实现的增长目标，而且比较高。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就要扩大投资、找项目、招商引资，结果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在新常态下应该认识到，政府在发展的问题上是推动发展的主体，而不是发展本身的主体。政府只有在购买、生产产品的情况下，才和企业及其他消费者一样成为主体。但是，政府另外还有一个身份是发展的管理者，是一个裁判员的身份。过去裁判员和运动员不分，导致了政府的职能越位。
但是，政府作为推动发展主体，并不是说没有事可做了，而有很多事情需要做。现在最缺的是一个全国统一的从上到下的空间规划，也就是说在哪里要发展城市，哪里要建设基础设施，哪些农田要保护住，哪些生态空间不能开发。
一是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国土规划要在市县的层面上实现多规合一。如果真正做到了，一个市县就可以一张蓝图干到底，国土空间的开发就会有序得多。有些地方政府现在已经开始做了，像厦门、广州、上海，都正在做多规合一的规划。二是完善政策。现在有很多政策不适应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包括准入的政策、环境的政策等等。三是服务企业。企业面临融资难，应该帮助解决。四是净化市场。促进形成统一规范的市场体系，特别是要减少不公平竞争。五是提供公共产品。六是治理生态环境。七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以质量效益为中心推动发展
第二个问题：在发展导向上要以质量效益为中心推动发展。
杨伟民表示，过去政府把自己作为发展主体的时候，必然会带来以GDP为中心，所以一切经济工作必然会围绕着GDP为中心来做。但是这样盲目追求高速度必然会带来一些后果，比如产能过剩、货币发行过多、地方债务过多、生态环境破坏等等。
在新常态下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发展的内涵要扩展、重点要转变，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具体来说，这样的发展强调产品要有市场，投资要有回报，员工有收入，企业要有利润，政府要有税收，资源环境要可承载。
政府找增长点的路肯定是越走越窄，新的增长点肯定是有，关键是要靠市场去发现，而不是政府去发现。因为市场的力量是无穷的，政府的眼界肯定是有限的。
培育消费环境和新消费群体
第三个问题：在扩大消费过程中，要重视净化消费环境、提高消费能力，培育新消费群体。
1998年我国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使汽车、住房、旅游成为消费热点。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汽车减免税、减免住房购置税等措施，也是试图刺激某几个产品的消费。在新常态下，扩大消费的政策可能要更加重视净化消费环境。当前我国的消费环境并不好，假冒伪劣产品还很多。这跟过去消费层次比较低，主要靠价格竞争，结果就偷工减料，靠价格靠数量占领市场有关系。
杨伟民认为，在十三五期间，居民收入的增长可能比GDP的增长更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我国未来到底能不能实现更多依靠扩大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问题。这样看来，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就比整个平均居民收入增长更加重要，尤其应该缩小的是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比如现在金融业收入是最高的，最低的是农业和林业，差3倍左右。
特别需要重视培育新的消费群体，包括培育形成中产阶级消费群体，主要是80后特别是90后的农民工。农民工的工资从2003年以来是年均10%的增长速度。现在这些人由于不能够在城市落户，他们的消费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今后，三四线城市的房子很大程度上要靠这些农民工购买。
创新是驱动发展的持久动力
第四个问题：在增长动力上要把创新作为驱动发展的持久动力。
杨伟民说，当前投资的空间相对来讲不如过去那么大，就要逐步把增长动力转到创新上，把投资和创新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推动创新中要把握好几个问题。
第一，全面把握创新的内涵。不是说只有科技创新是创新，现在讲新业态、新的商业模式、新的管理方式、新的组织方式等等都是创新。第二，在创新当中注意使用产权激励的方式。我国创新少与不保护知识产权、不承认产权归发明者所有的分配方式有关。过去比较富裕的人更多是房地产开发商、煤老板，因为过去的发展方式就是土地开发、矿产资源开发。今后要靠创新，就应该让科研人员、让创新的各类人才“一夜暴富”。同时，减少传统方式下的跟腐败联系在一起的暴富。第三，投融资机制要适应创新。新的常态下更多的创新是分散化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能就出来了。基于互联网人人都可以创新，现在投融资的机制远远不适应于现在创新的需求和创新的方式，所以投融资的机制需要改变。第四，今后招人比招商更重要。创新不是钱的问题，是人的问题。第五，依靠市场发现创新点。什么东西能够创新要靠市场。第六，政府要营造创新环境。包括市场环境、制度环境，包括政府支持的政策。
结构调整中要增量存量并重
第五个问题：在结构调整中，要增量存量并重。
杨伟民表示，过去也讲结构调整，往往都是做加法，都是要上，只不过有的上得快一点，有的慢一点。今后的结构调整一方面要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短板问题，比如扶贫、公共性基础设施、医疗养老等，另外一方面是要截去一些方面的长板。
现在中国的经济、世界经济到底是什么问题。到底是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还是供给的问题？如果说需求不足，就要用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但是我国上次那么做的结果是现在产能过剩了。如果不按照凯恩斯经济学去做，重点就要在供给方面进行化解，就要截掉长板，速度也就要下来。这么做长远来讲是有好处的。未来必然要截长板，要去产能、去杠杆、去债务、去泡沫。新常态下地方政府在推动结构调整当中，一方面要通过推动创新形成新的增长点，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化解本地过剩的产能，这要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办事。
树立人口资源空间均衡原则
第六个问题，在区域协调发展中，要树立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空间均衡的原则。
杨伟民说，在新常态下，我国越来越认识到区域差距应该是人均GDP的差距，而缩小人均GDP差距分子分母都要动。一方面要做大GDP，另一方面要减少人口量。上海和贵州原来是人均GDP最高和最低的地区，现在由于统计口径改变，把常住人口加到分母中去，差距快速缩小。
更应该重视的是居民收入差距。但是，不能简单地衡量甚至片面夸大居民收入差距。一方面，城乡差距扩大是因为我国实行特殊的城市化的模式，只要劳动力不要人口。比如说农民工进到上海，但是在统计收入的时候同样统计在农村。另一方面，不同地区收入不一样，但是生活成本也不一样。最终要看生活水平，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差距。
新常态下要从过去简单地缩小地区之间GDP的差距，转向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正确的办法是让东部地区集中更多的人口，从而最终达到人均GDP相同而不是GDP总量相同。当前，中国东部地区拥有经济总量的60%，但是没有集中全国60%的人口；西部地区只有20%，但是集中的人口超过了20%。所以今后正确的做法，仍然在西部地区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产业，同时促进人口向东部流动。
农民工要市民化
第七个问题，在城镇化当中要以人为核心。
杨伟民说，通过最近两年情况来看，我们城镇化率提得很快，为什么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呢？说明我国推进城镇化的方式有问题。
最重要的，是农民工不落户，不能融入城市。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在生产供给甚至产业发展方面，已经给经济带来了致命性伤害，导致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在减弱。
但是，当前快速增长的工资正在侵蚀我国制造产业的竞争力。波士顿咨询公司比较2004年到2014年全世界制造业的成本竞争优势，考虑能源、劳动力、生产力、汇率等多种因素，如果美国是100的话，中国已经变成96，很快和美国的成本指数是一样的了，因为近10年中国的工人工资增长了4倍，美国只增长27%到30%，能源价格还下降了50%。
现在中国的劳动力少了，又不让农民工进城落户，结果很多人40岁左右就回了家，退出了劳动队伍，导致有效的劳动年龄时间不足。另外 从需求来看，这些人如果不能够成为住房消费群体的话，房地产是很难启动的，而房地产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建设生态文明 改变发展理念
第八个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中要树立绿水青山就是发展的理念。
杨伟民表示，过去我国也重视生态环境，但是存在一些问题。把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副产品，说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也要的意思就是它不是主要的，所以有了一句话叫在保护中发展，在认识上没有把绿水青山当作一种成品。而且把可持续发展割裂开来，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分属不同的部门负责。法律也好、规划也好，重点都是处理和整治自然而不是约束人的行为，然而恰恰是人类本身的行为对自然造成破坏带来了洪水、地质灾害的问题。没有把山水当作生命共同体来看，把生态系统本身割裂了，种树的只管种树，护田的只管护田，治水的只管治水。不区分权力与权利，没有自然资源完整意义上的产权，对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找不到一个责任主体，产权所有者缺位。
杨伟民表示，未来在新常态下，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的理念和内容都要做一些改变。要保护好生态，像青海、西藏这些省区，把生态保护抓住了就是发展，不强制让它增加GDP。过去这些地区被当作一个可以生产牛、羊，提供畜产品的地方，增加GDP的结果就是把生态破坏掉。现在发展的方式要改变，要推动绿色的发展、低碳的发展。
治理的思路也要转变，要从重点去整治自然、修复自然转变成为约束人的行为。不再去劈山、开山，不再不断把河填上盖上。北京过去有很多河，后来把河盖上板以后变成了水道。现在很多国家包括韩国和日本都在恢复河流的生命，现在我国也要把板掀开，让河流重见太阳恢复生命。
Q&A
问与答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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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之前听财政部领导说过推房产税，刺激房地产市场是为了刺激经济，还是想改变地方政府完全依赖房地产的财政政策呢？
杨伟民：在房地产的问题上，最近几年主流政策基调是保持定力，更多地去促进房地产的长远的健康的发展，不再去短期为了稳增长而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到目前为止没有这样的一些政策措施。本来限购也就是一种临时性的抑制当时房价过快上涨的措施，也不是常态化的措施。所以有些地方取消限购也是正常的。房地产是地区性的问题，可能不同类型的城市应该有不同的政策，应该更多发挥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当中的作用。这是今后逐步要调整的，减少一些全国性的、一刀切的、临时性的措施。
现在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因为房地产面临问题是结构性的，三四线城市的房子肯定是多了。我们的土地制度、土地财政给所有城市都要发一块土地，给建设用地就是给一笔资金，可以拿土地卖钱。但是给了以后房子盖好了，人却走了，所以房子比人多了，今后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要通过农民工市民化来解决这个问题，三四线的城市，特别是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区，如果允许落户就会成为未来这部分房产消费的主体，有利于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也是一个人和空间平衡的问题。
问：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您怎么看待？
杨伟民：企业作为生产者是发展的一个主体，企业家是组织生产的一个组织者，如果没有企业家就没有企业了。没有企业家我们的经济是不能发展的，企业家非常重要。我们正因为有了马云、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才能发展到现在。但是，现在企业家是非常缺的人才，像这样一种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还是太少，所以下一步推动发展当中要创造好的环境，让更多的年轻人成为刚才说的那样一些企业家。
问：问一个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有学者专家指出中央出台的这些政策力度不是特别大，难以解决现实中的矛盾，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杨伟民：现在出台的改革的试点是一个积极稳妥的办法，先试，试试以后再说。在土地问题上不能走得太快，因为我们确实是有效的土地太少，如果要是放开了，都去建项目，土地很快就会占完了。中央把握积极稳妥的节奏是必要的。中国面积很大，但差不多60%都是高原、高寒、缺氧、沙漠地区。真正适宜人居住的面积很小，城镇化、机场等等都要在平原去解决，这些是生产我们口粮的地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坚定不移实行管制，不能想盖就盖了。不仅仅为我们这代人，未来靠什么活？必须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宝贵的耕地资源。这是农地改革非常重要的出发点。
资源少就要非常珍惜地去利用，经济学家讲稀缺，最稀缺的东西就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在土地问题上完全靠市场是不行的，原理在于这些东西是稀缺的。尽管有所有权，但你也要为后代人谋，不能太任性，在国外也是这样的。应该学日本、香港城镇化的模式，靠高密度的城市把更多的农田留给大自然，留给水，留给东北虎，留给大熊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