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两会需要代表委员讨论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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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接受央广网记者专访

央广网北京3月6日消息(记者刘云龙)日前，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接受了央广网专访，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不同之处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在谈到每年两会，人大和政协的建议、提案对中国政策和决策有多大影响时，他说，真正的好提案、好建议是实实在在在起作用，比如免费义务教育。同时，作为从学界进入政界的一个代表和新教育实验的发起人，朱永新副秘书长还畅谈了对学院派官员以及中国教育发展方向的看法。

人大像清华更严谨 政协像北大更自由

央广网：去年12月，《我在人大这五年》一书出版，在书中您谈到了在人大常委会的工作，现在则是担任全国政协担任副秘书长的职务，那您感觉在人大和在政协这两个机构工作有什么不同?之前，您曾跟其他媒体做过比喻，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像清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像北大，具体谈谈这个比喻。

朱永新：《我在人大这五年》这本书里面专门比较了两者的不一样。人大是权力机关，根据宪法规定，它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国家的重大事项，比如预算、人事、立法都是由人大决定。而政协的定位不是权力机构，也不是决策机构，是团结凝聚社会各界精英和群众的团体和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有点像个大智库，同时也是个民主监督和民主协商的机构;不像人大那样是权力机构能够决策，政协只是提供建议，提供批评和提供咨询。所以定位就很不一样。

在书中，我提到了一个比喻：从气质上来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像清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像北大。因为人大是地方组团，代表社会各个阶层的，有很强的代表性，基本是以区域为主体，按照不同人群选举产生代表，组织和做事相对更严谨。而政协则以社会名流和高级知识分子组成，思想更活跃，更发散，更自由些。所以从气质上来说一个像清华一个像北大。

建议和提案实施 时机很重要

央广网：每年两会，人大和政协都会有很多建议和提案，这些建议和提案对中国政策和决策影响有多大呢?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的建议或者提案，是真正地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中国的政策?

朱永新：在政协小组讨论时候，我也讲了，很多人觉得人大和政协好像没有太大用的样子，就是拍拍手举举手，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机构。但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这种印象。首先，我们很多提案所提的问题并没有超出政府视野，很多问题政府都已经是做过研究，都想过和研究过了，所以提案本事质量有待提高。另外，还有些提案建议想法很好，但目前时机还不是很成熟，无法得到实施，有些建议和提案只有在时机成熟时才能被实施。

真正的好提案好建议还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是实实在在在起作用。比如说，免费义务教育就是很典型。我是最早呼吁免费义务教育的一批人，但免费义务教育并没有立刻实施。等我在在苏州做副市长时候，就率先在苏州这个城市进行尝试，很快到第三年全国就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了。这个例子就是，你呼吁了一下子不能马上实施，要进行探索和提供经验，那很快就能起作用了。再有比如教育经费支出要占GDP4%的实现，也是代表委员长期呼吁实现的。

《立法法》修正要解决开门立法的问题

央广网：今年全国人大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表决《立法法》修正案，关于这个，政协也要参与建言建策，立法法的修改有何重大意义?

朱永新：《立法法》修改重要的一项是开门立法的问题，过去人大立法基本是部门立法。就是说教育立法由教育部制作。但部门立法有很多缺点，部门容易把自己利益法律化合法化，不利于部门的就不提及，这样就很容易限制“自我革命”。开门立法就是让更多的社会机构、民间机构和研究机构参与的立法的过程中，让公众直接参与，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人大和政协需要代表委员的讨论辩论

央广网：最近几年的两会，代表委员对热门议题出现了热烈讨论甚至是争论的趋势，这些讨论和争论的出现，是否是中国民主进步和参政议政水平提高的一种表现?有人说人大和政协理应是不同观点和意见碰撞表达的平台，您认同么?

朱永新：实际上，无论是人大作为权力机构还是政协作为协商机构，都是需要讨论辩论的。因为真理是通过辩论才能够越辩越明嘛，任何情况下，没有讨论没有争论没有研究的结论很难避免得带有片面性。所以需要不断交锋中不断辩论，然后趋向于真理。

无论是人大代表也好，无论是政协委员也好，都是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任何的决策都是利益的平衡机制，最后才能反映大部分人的意愿。人大和政协不能成为少数人的或者一部分人的利益代言机构，必须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所以在它是需要讨论需要辩论的，利益的平衡要在人大和政协体现。

“旋转门”应该开的再大些

央广网：在美国政治里有学界与政界的“旋转门”现象，您也是从大学进入到国家权力机关的，而且您也在美国待过，您怎么看学界与政界的转换? 最近出任环保部部长的陈吉宁部长原来也是任职大学，之前也有万钢部长的例子，您认为学院派官员做起事来的优势在哪儿?

朱永新：学院派官员大部分还是知识分子，具有家国情怀，相对来说是理想主义者，这是他们的第一个优点;而且他们往往具有比较开阔的视野，能够更多得看到国际上先进的经验和好的做法，看的比较多。另外，他们往往具有科学和求实的精神，能够捍卫真理。还有就是学院派官员有专业背景，专业性强，不太瞻前顾后，大不了回去做学问，会更加洒脱和勇敢。

我觉得“旋转门”这个办法在中国的话，“门”目前开的还是比较小，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一个比较等级森严的官员任用制度。比如说，如果陈吉宁是普通教授，他就不可能出来，他必须是大学校长，本身是副部级，他才能做正部级。

我觉得今后这个“门”可以开的更大一点，大学里的名教授，不需要从政经历也可以出来做部长，这样就更好。当然我们也鼓励一些官员退下来后到大学里去教书，把这个“门”也能够开的更大一点，但是这个门又不能开成一个利益交换机制的门，不能说你在任的时候可以做官，退休后就能到学校教书。还是需要更公开、透明、公正和民主，还是需要机制不断得完善。

南科大在为中国未来教育探索道路

央广网：作为新教育实验的发起人，您是怎么看南科大这个事情的?最近南科大公布第一届毕业生去向，大多数都被世界名校录取，您怎么看南科大的教育模式，跟您的新教育实验是一致的吗?

朱永新：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向朱清时致敬》。因为他能够敢于没有经过教育部同意就招生，而这些学生也不在乎这些就进来了，现在50%都被世界名牌大学录取，本来这应该是教育的常态。也就是说文凭是学校颁发的，不应该是教育部产生的，教育部责任应该是承认你这个学校，承认学校有办学的资格，至于学生怎么录取，它不需要经过教育部同意的，学校自主招生，自主颁发文凭，这是学校的事情。国家是制定标准的，不要去管具体的过程，这些学校课程的开设和其他具体的工作应该有一定自主性，大学应该有很大的自主性。我觉得南科大的探索，是在为中国未来教育探索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