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工运之星”光环的背后--“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主任曾飞洋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调查

新华网广州１２月２２日电（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邹伟）近日，广东公安机关根据群众举报，打掉一个以“免费维权”为幌子、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在境内插手劳资纠纷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践踏工人权益的非法组织，抓获曾飞洋等７名犯罪嫌疑人。

这个名为“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的组织已在国内活跃十多年，并以“国内第一个劳工ＮＧＯ”名噪一时；该“服务部”主任曾飞洋以“劳工维权专家”“工运之星”等形象，屡屡见诸境内外媒体报道中，曾被媒体评为“年度公益人物”，还应邀赴国外演讲、考察、交流，受到热烈追捧……

曾飞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领导的这家“服务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他们涉嫌何种严重犯罪？“新华视点”记者走进专案组，面对面采访犯罪嫌疑人以及办案民警，逐渐揭开深藏幕后的真相。

罢工背后的蹊跷

时钟拨回今年４月２０日－－

上午８时许，广州市番禺区利得鞋厂发生大规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事件。数百名工人封堵工厂大门，不许运输车辆出入，并以阻塞楼梯、威胁谩骂的方式阻止其他工人正常上班。工人们高呼口号、群情激奋，场面异常混乱、几近失控。

这场罢工持续６天，工厂被迫停产，周边群众也不堪其扰。这已是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以来利得鞋厂出现的第三次罢工。直到政府部门介入，事态才逐渐平息。但是，工人的诉求并没有得到百分之百满足，工厂也因停工蒙受４０００多万元经济损失。

罢工刚开始，一些境外媒体、网站第一时间就登出大篇幅文字和图片报道，持续进行恶意炒作，矛头直指地方政府。

更出人意料的是，就在罢工期间，几名曾经参与罢工的工人代表主动联系公安机关，“要反映罢工内幕”。

“２０１４年８月份，我们工人因社保、公积金等问题与工厂发生经济纠纷，这时候工厂里就出现了曾飞洋的名片，说他们帮工人维权不用钱。”工人代表高某某说。

工人们开始与曾飞洋接触，对其第一印象相当不错－－“温和、善良”。曾飞洋免费提供培训，帮工人们了解法律法规，请工人们吃饭，还出钱组织活动和安排旅游；同时，要求工人选出代表，由“服务部”与工人代表联系，再通过工人代表组织工人进行维权，并要求工人们出资成立“团结基金”。

急于维权的工人们在“服务部”组织下很快就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曾飞洋带着骨干成员孟晗、汤欢兴、朱小梅、彭家勇、邓小明等人参与其中，并指挥选出高某某、张某某等多名代表。

随后，曾飞洋对工人进一步培训，播放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工人罢工的视频，讲解罢工维权成功的案例，反复鼓励大家一定要通过罢工维护权益。

“曾飞洋经常跟我们说，工人维权通过政府的途径太慢，不会成功，只有听从服务部的安排，把事情搞大给工厂压力，才会成功。”高某某说。

工人代表王某因为害怕，提出不想做代表。曾飞洋鼓励王某“要大胆，不要怕，如果给抓了，服务部会安排律师免费帮工人打官司，会召集工人去派出所‘要人’”。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利得鞋厂发生了第一次罢工。因劳资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很快又发生了第二次罢工。

在此期间，工人代表们却觉得越来越不对劲。“我们认为他的组织有问题，要我们用激进的方式维权，把我们推到风口浪尖上，借助罢工的影响把事情闹大，还要拍照上网。”高某某说，代表们没有按照曾的意思去做，便开始遭到排斥。

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７日，工人代表与工厂经理的谈判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确定了赔偿款项的最后限定日期，就差最后一步公布并征求工人意见了。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服务部突然在１９日连夜组织召开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宣布把我们罢免，选出听他们话的新代表。”另一名工人代表李某某说。

第二天一早，第三次罢工开始。于是，就出现了上述一幕。

令高某某、李某某等人愤怒的是，曾飞洋为了“拿下”他们竟然不惜造谣惑众。“污蔑我们收了工厂老板的钱，让工人看到我们就像看到仇人似的。这些谣言都是服务部的人开会时说的，之后一个传一个地传开，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罢免我们。”李某某说。

让被罢免的代表们更伤心的是罢工结果。“工人辛辛苦苦罢工，还要冒着被警察抓的风险，但维权的真正目的还是没有达到，工人长远利益被损害。”李某某几度哽咽。

工人代表们认为，曾飞洋等人的真正目的是煽动工人罢工、制造社会影响、干扰工厂正常生产和扰乱社会秩序。“就是不让我们谈判成功，造成我们工人一直拿不到补偿金。”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近年来，曾飞洋等人频繁插手珠三角地区的劳资纠纷事件。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军区总医院、大学城、南沙联盛模具厂、恒宝珠宝首饰厂等数十起罢工事件的背后，都出现了他们的身影。

在激进的维权中，曾飞洋等人煽动部分工人联名罢免某工厂工会主席，成立听命于“服务部”的“工会组织”；非法控制某工厂人事主管的人身自由，逼迫工厂领导就范；还煽动工人围攻执法机关，造成了极恶劣的社会影响。

隐身幕后的操控者

在对外宣传和接受采访时，曾飞洋声称自己领导的“服务部”是一家“合法、独立运作的公益组织”。然而，民警调查发现，该“服务部”２００７年已被工商部门注销登记，目前未在任何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属于非法组织。

“无论曾飞洋本人还是服务部，都表里不一。”犯罪嫌疑人汤欢兴说。

２０１４年，汤欢兴应曾飞洋之邀加入“服务部”。“要我跟着他一起为工人们做点事。”汤欢兴供述，“曾飞洋是服务部主任，一切都是他说了算。孟晗负责工人会议的筹备，朱小梅负责具体联系工人，我负责网络维护和媒体宣传。”

不久，汤欢兴就觉察到“服务部”不为人知的一面：名义上是独立机构，却定期向一些境外组织汇报日常工作，境外组织也派人员来参与管理以及一些维权活动的具体策划。

汤欢兴还发现，该“服务部”没有任何盈利项目，但是在组织罢工活动中，号称不收费用，而且包吃、包接送、包培训，还组织部分工人代表到香港“见世面”。这些经费从哪里来？按照曾飞洋自己的说法，都是由境外组织提供；同时，在每次罢工中，曾飞洋也会找工人们收“份子钱”。

让汤欢兴更感意外的是曾飞洋在组织劳工“维权”中的实际表现。“给工人开会和培训时，曾飞洋都说要依法维权，在实际操作时却走样了。”

警方查明，曾飞洋等人插手劳资纠纷，有着严密而明确的行动计划，组织每起罢工运动的手法和模式都如出一辙：

－－确定目标。精心挑选有影响力的外资企业或劳动密集型企业，评估是否具备提供大笔资金解决问题的实力，提前研究和准备，以确保“成功率”。

－－组织发动。与工人接触，用小恩小惠博得工人们的好感，发表蛊惑性很强的言论，组织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从中选出性格激进的工人代表，完成所谓“组织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