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供给”发力 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红利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中国也处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交替的关键期。在这历史转折阶段，一方面要对传统增长动力进一步挖掘，通过模式重构，结构调整、路径优化、产业升级改革“存量经济”；另一方面，更要加快培育新兴增长力量，发展“增量经济”，释放“新经济”增长动力。因此，以“新供给”替代“老供给”势在必行。

        ——亚夫

        中国经济正处在动力切换、结构转变、阶段更替和风险缓释的关键时期，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意味着我国要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2%-3%的增速高出约4-5个百分点。在原有增长机制和主导产业衰退的同时，需要培育出影响面广、潜力大的新主导产业，将潜在的供给需求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增长动力。

        “老供给”动力不足，旧常态模式难以为继

        中国经济正处在动力切换、结构转变、阶段更替和风险缓释的关键时期，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意味着我国要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2%-3%的增速高出约4-5个百分点。在原有增长机制和主导产业衰退的同时，需要培育出影响面广、潜力大的新主导产业，将潜在的供给需求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增长动力。

        1．传统要素增长红利放缓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表现出“高增长、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低成本”等显著特征。2000-2013年，全球经济GDP平均增速为3.68%，同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速10.6%，几乎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三倍。2014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0万亿美元左右。然而，近年来随着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空间逐步缩小，技术追赶和要素转移的步伐相应放慢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中国也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

        一是“高投入”难持续。以资本投入为例，中国35年来保持较高的资本形成率，特别是2000年以后，资本形成率呈现快速上升势头，由1978年的38.2%上升至2013年49.3%，提高了11.1个百分点。与国际比较，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

        二是“高消耗”难持续。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日益扩大，现有的经济合作模式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目前来看，中国单位GDP能耗尽管有所下降，但依然为高收入国家的1.8倍，中等收入国家的1.2倍，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

        三是“低效益”难持续。增量资本产出比显著提高，投资效率严重降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下降的内在要求。虽然通过加快投资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也可能带来投资效率的大幅度下降。根据测算，2005年，每新增一个单位GDP，需要增加投资2.4元，2008年提升至2.9元，2009年进一步攀升至3.6元，2014年新增资本产出比已经上升到4.3元的较高水平。

        四是“低成本”难持续。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进入到下降阶段，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进一步下降甚至负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2012年中国15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2012年末减少345万人，2013年进一步减少227万人。根据人力模型预测，“十三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还将平均每年减少200万人左右。

        近年来，影响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已发生了明显变化。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从1978-1994年间的46.9，大幅度降低到2005-2009年间的31.8，并预计进一步降低为2010-2015年间的28.0%。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投资增长所导致的资本劳动比的升高。在上述三个时期，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从45.3%提高到64.7%，并预计提高到65.9。单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资作为供给方面的经济增长源泉，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2．传统“三驾马车”增长动力放缓

        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总需求由消费需求、资本形成需求、净出口三大部分构成，资本形成需求一般也称为投资需求。2012年以来，传统三大需求均呈下行走势。数据显示，2012-2014年，投资增速回落4.9个百分点，消费增速回落2.4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负拉动更是延续了几年。2009年负拉动4.1个百分点，2010年负拉动1.4个百分点，2011年负拉动0.8个百分点,2013年负拉动0.2个百分点，2014年小幅拉动0.1个百分点。现实需求 “疲弱”掩盖着巨大的潜在需求无法实现的现实，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供需结构不匹配的深层次矛盾，其背后的实质是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和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的问题。

        首先，从影响消费需求增长的因素看，除了收入分配、消费模式等因素影响个人消费需求增长之外，在我国总供给结构中，长期以来依靠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产品一直处于短缺状态。同时，消费市场环境有待改善，社会保障等制度类公共产品与服务有效供给明显不足。此外，目前，中国缺乏一套合理的资源税体系和国有企业红利分配制度，诸如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收益和国有企业利润可以由企业支配，导致企业未分配利润越积越多等等，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可持续消费的增长。

        其次，从影响净出口需求增长的因素看，近几年，发达国家欲借“再工业化”重夺国际贸易竞争主导权，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新阵地，对中国出口形成“前堵后追”之势, 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此外，TPP+TTIP+PSA正在改变全球贸易格局和秩序。

        当前，国际产业竞争与合作的态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欧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和服务贸易协定（TISA）重构全球贸易规则，除传统贸易救济之外，贸易保护主义以国家援助、政府采购等形式隐蔽出现，对中国出口形成新挑战。目前，TPP已经达成协议，势必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最后，从影响资本形成需求增长因素看，受制于供给端因素约束，消费需求与出口需求疲弱，直接引致资本形成需求疲弱，特别是引致对市场极为敏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显著下降。进一步分析，投资品的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也是投资需求疲弱的重要原因。

        目前我国机械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成套设备、精密机床、高档发电机等高端产品50%以上都需要进口，国内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60%以上都是外资企业生产的，许多关键设备、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外资手中。一些中间产品、重要原材料国内也没有形成有效供给能力，固定资产更新改造需求由于缺少相应的技术设备和原材料难以满足，资本形成需求面临着供给方面的硬性制约。而低技术水平基础上形成的投资只会造成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因此，中国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通过创新来提升国家竞争力，摆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经济从原来的“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转型，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中高”目标，推动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新供给”发力，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红利

        在传统要素红利和“三驾马车”动力减弱的新常态下，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寻找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和动力转换问题。事实上，中国新旧供给结构仍处于失衡状态，新供给不足，老供给过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一切知识、劳动、资本、资源，创新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改革的成果更多的惠及全体人民，其发展的新思路就是要从供给侧挖掘增长和改革潜力。

        一方面，提升资本总存量/人均资本存量存在较大空间。从资本总存量、人均资本存量维度来看，中国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资本积累仍有空间，仍需要通过投资提升资本存量。

        当前，中国技术创新的“追赶窗口”正趋收敛。全球各国展开战略创新竞赛。金融危机之后，主要经济体围绕新一代互联网、生物技术、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展开了新一轮增长竞赛，纷纷推出各自的创新增长战略。全球制造业升级而不是回归。不论欧美发达经济体还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全球制造业正在向高端、高科技的更高层级迈进。特别是随着全球智能网络将继续快速发展，超级计算、虚拟现实、网络制造、网络增值服务等产业快速兴起，中国战略新兴产业也出现了类似于传统产业那样的技术差距和技术鸿沟。为此，需要推动我国制造业开展广泛的、持续的技术升级改造投资。同时，大幅提升制造业的研发投资强度，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另一方面，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必须通过改变投资领域、方式和主体，将之引导到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调整路径上去，以人为本的设计总体政策框架。在资源布局上，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一是通过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改变忽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偏重高学历教育的失衡现状，进行大规模的农民工培训和素质提高工作，以及注重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以适合未来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即经济增长与就业匹配之外，还要实现劳动力升级与转型匹配。二是通过健全良好的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市场经济运作中的“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的一致性和排他性规则”，构建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的合理机制。三是通过社会、养老等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

        培育中国 “新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

        “十三五”时期正处于关键历史机遇期，也是动力切换、结构转变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时间节点，必须下大力气挖掘培育一批“新经济”的动力群，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

        （一）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

        支撑我国实施新一轮全面对外开放大战略，构建开放型经经济新体制，在角色定位上，必须树立“大开放观”，实现从被动向主动转变，从外围向中心转变，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从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四个转变”，全面构筑中国全球竞争新优势。

        1、以构筑全球自由贸易网络为重点的自贸区战略

        面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规则优势”，中国必须加快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步伐，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适当提高自由化标准，倒逼中国的市场壁垒，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开放竞争带动经济结构升级。

        第一，中国应以开放的心态和迎接机遇的眼光看待TPP发展。加快推进中日韩FTA、“10+3”和“10+6”，以及RCEP框架的建成，确保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稳步推进，加强同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双边经济合作。

        第二，以高标准为目标倒逼国内经济改革，完善要素市场体系，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环保能源资源标准，保护劳动权益和知识产权，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国内消费能力、打破国企垄断，开放市场竞争。加快全球更高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标准在上海等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甚至可以待国内自贸区成熟后，在适当的时机加入TPP。

        第三，围绕TPP和RCEP形成一个“伞形协定”。可在关税减让、服务业开放、知识产权规则等方面设定介于TPP和RCEP之间的中间标准水平，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亚太自贸区（FTAPP）。

        最后，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贸区网络，逐步形成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和“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进亚欧经济一体化进程。

        2、全面深化“走出去”战略实现从GDP到GNP的新跨越

        随着2014年我国首次成为“净资本输出国”， GDP或GNI已不足以真实反映国民财富能力，应更注重GNP指标。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积累的对外金融资产达5万多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只有8800多亿美元。深化“走出去”战略，带动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拓展，将要素禀赋优势升级形成对外投资新优势。通过资本输出带动我国全球贸易布局、投资布局、生产布局的重新调整，进而推进国际产业链和产能合作能够创造出巨大的增长空间。

        3、把“服务贸易”作为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突破口

        2014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6043.4亿美元，同比增长12.6%，但我国服务贸易“大而不强”。入世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增长了6.5倍，但从规模或比重看，我国还不是一个服务贸易强国。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的比较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资源、劳动力密集型传统行业，在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处于明显的竞争劣势地位，服务贸易结构严重失衡，也导致我国成为全球服务进出口逆差最大的国家之一。就国际竞争力而言，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远低于美欧等服务贸易出口大国。

        应把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提高服务贸易比重，增强“中国服务”国际影响力，作为“十三五”重大任务。把2020年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量比重提高到20%，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扩大服务贸易规模，着力推进服务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扩大准入，实现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平等竞争与合作，促进我国服务业竞争力的增强。要牢牢把握服务外包的机遇，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以培养服务外包龙头企业为重点，以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为依托，改善基础条件，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外包。加快扩大双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打破一些国家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壁垒。

        （二）培育“双创”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正处于新的结构转型期，创新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核心战略。近年来主要国家提出科技战略的频率之快、层次之高前所未有。主要发达国家创新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新兴经济体国家，如韩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都纷纷提出了本国的创新发展战略。

        在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新一届政府也把“双创经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视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新常态下，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所依靠的比较优势大大降低，要获得新的发展动能，关键在于放开市场准入，充分释放民智民力。

        一是构建产学研合作体系整合创新资源。目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面临着“需求与能力相矛盾”的尴尬，大学和科研院所虽集聚了大量科技资源和人才，但产学研之间基于利益驱动的自愿协同创新尚未广泛成型，衔接配合不顺畅。因此，建立共享基础设施，加快技术转移的激励体制机制，防止人为技术壁垒和行业垄断，推动产学研合作有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二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条。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科技资源，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下游的核心、关键以及共性技术进行攻关，通过创新链驱动，突破一批关键技术，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创新链为引导，增强传统优势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拥有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传统企业集聚优势资源加速发展，着力打造一批具有知识产权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从而带动整体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全力打造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进一步简政放权，通过设立投资负面清单、政府权责清单和监管清单的方式明确政府和市场权限，为创业创新创造法制环境、改善监管环境、扫除体制机制障碍。同时在创客空间、创新工厂等孵化模式基础上，大力发展市场化、专业化、集成化、网络化的“众创空间”，实现创新与创业、线上与线下、孵化与投资相结合，为小微创新企业成长和个人创业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开放公共服务平台，大力释放经济增长活力。

        四是建设支持创新创业的投融资体系。发挥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和财税政策作用，推进风险资本基金、成长贷款基金、创新基金，实施研发种子资本计划，建立科技创新银行，发行科技债券，加快新三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可设立国家创新保险基金，不仅可以解除融资抵押的约束，避免借贷抵押对中小创新者产生的挤出效应，有利于大型研发投入，也有利于中小创新项目对资金的需求，全社会的创新效率将因此得到提高。

        五是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趋势日益明显，技术在全球流动转移日益活跃。在创新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必须积极构建跨国技术转移平台，帮助企业链接全球资源和市场，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构筑从国家创新系统到全球创新系统的政策支持体系。

        （三）培育信息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

        一是信息和数据存量和增量巨大。中国是全球互联网用户、移动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拥有庞大的数据生产和数据消费的主体。全国4G用户数超过了2.5亿户，移动互联网的用户数达9.37亿户。根据IDC发布报告，中国2013年的ICT开支为1790亿美元，超过了日本的173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ICT市场。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ICT市场，其规模是中国市场的三倍。

        二是信息经济增长速度和体量规模可观。工信部电信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15中国信息经济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信息经济规模同比名义增长21.1%。信息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58.4%，接近甚至超越了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工信部电信研究院的测算，同期美国、日本、英国信息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69.4%、42.2%、44.2%。2014年我国信息消费的规模是2.2万亿，同比增长28%，带动GDP增长0.64个百分点。按照发展趋势看，今年信息消费的增长速度都超过GDP增速的三倍以上，信息消费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动力和新亮点。

        三是信息经济与产业融合发展将释放出巨大能量。信息经济与产业融合将形成下一代制造业形态、下一代贸易形态、下一代物流形态，对传统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进行全面、系统重构。埃森哲的报告显示，产业物联网将尤其推动成熟市场的经济增长。到2030年，产业物联网的资本投资及其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将为美国累积贡献GDP为6.1万亿美元。中国将有望从产业物联网中实现更显著的经济效益。如能落实支持产业物联网发展的各项措施，到2030年，中国累积GDP将增加1.8万亿美元，相应GDP较常规预测水平提高1.3%。

        （四）培育服务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

        我国正处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服务业是关联度极广、渗透性极强、社会效应极大的综合性产业门类。当前，中国已进入服务业高速发展的轨道。近些年来，传统制造业产业链不断扩展和延长，其覆盖范围逐渐从加工制造领域延伸到了服务领域，制造和服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制造和服务逐渐相互融合，全球生产经营活动日益被纳入到全球生产服务体系。服务在企业产值和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新趋势。

        从未来的政策着力点看：一是大幅提升生产服务性要素的供给能力。由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必须通过外部进口先进的生产者服务来满足国内不断上升的高端生产性服务要素需求，增强信息、研发、设计、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大幅提升服务消费的比重，促进消费升级。从物质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三是大幅增加对服务类公共产品投资。建立服务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机制。通过PPP等形式，鼓励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健康、文化、信息等领域的社会投资。四是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着力打破服务业领域垄断。破除推动服务业的行政垄断，推动监管制度创新，加快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

        （五）培育价值链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

        1、加大向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投资，促进价值链全面升级。我国制造业的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环节，而高端制造业产品则是突出的供应不足，装备制造、船舶、汽车、钢铁、建材、石化等九大主体制造业均是如此，这就构成未来的巨大投资空间和增长空间。

        首先，把制造业发展重点逐步转向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端产业投资力度有很大的扩张空间，必须高度重视高端装备制造业及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加大智能制造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投资力度。

        其次，推动我国制造业开展广泛的、持续的技术升级改造投资。我国制造业投资过去几十年以扩张产能为主，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属于薄弱环节，如2012年，我国36.5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新建项目达到25万亿，技术改造额度仅为5.2万亿，技术改造和新建项目比值，从1995年的40%，2005年下降至25%，2012年进一步下降至20%。这就意味着我国未来基于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的投资需求会非常巨大，投资增长仍存潜力。

        再次，大幅提升我国制造业创新研发投资强度。2013年我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为0.88%，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值为期末达到1.5%，而美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为3.35%，差距十分显著。中国关键产业的研发强度明显低于领先国家，美国制药产业为24.5%，电子计算机、通讯、电子设备产业为14~19%，交通运输业（除汽车）为11.5%；而中国相应的研发强度分别为1.63%、1.51%、2.18%，未来必须下大力气彻底改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中的不利位置。

        2、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控制力。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 要提升对全球资源和经济的控制力，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就必须培育一批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支持企业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发展和延长国内价值链。政府除了财税、金融、贸易便利化政策支持之外，应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场设立相应的贸易促进机构，为企业搭建国际贸易网络提供综合性服务平台和境外贸易合作区建设。

        3、着力增强零部件以及装备制造业，增强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进口大国之一。在最大限度促进零部件进口技术溢出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制定政策引导国内企业加强零部件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提升我国本土企业的零部件生产质量和工艺，走出我国核心零部件过分依赖国外的困境，突破“为出口而进口”的被动贸易模式；另一方面，促进产业内分工发展，通过“强基工程”，以“制造业2025战略”为核心和重点，全面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水平。

        （六）培育绿色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

        2015年5月，我国首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这是就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全面专题部署的第一个文件，是对中共十八大及中央全会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的落实，也意味着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发展作为一项重大国策被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