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批语文教材：当代作家几乎没有 更别提韩寒

记得我还是2003年参加人教版新课标语文教材使用培训的，时至今日已经有10多年了。在这套教材的使用过程中，作为一线教师，总体感觉教材规划不错，但也遇到不少较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

我相信有关部门和专家可能也在酝酿进行新一轮的教材改革。是的，这套教材确实落伍了，亟待焕发青春。

现结合教学实际，谈一谈我的一些浅薄认识和主张，希望新一轮教材编写的同志能够集思广益，破旧立新，最好能够脱胎换骨，让我们的教材更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以全新的面貌，赢得广大师生的喜爱。

关于选文的定位

一线老师都知道，喜欢上语文课的学生很少。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从教材方面来说，我以为课文激发不了学生学习兴趣是个重要因素。教材是学生语文学习的范本，是语文的基础，如果学生连范本都没有兴趣学，连语文基础都不想要，那还奢谈什么语文学习？这必将成为语文教学的噩梦！

看看现在的教科书，虽然经过了历次的修订，但依然存在选材落后、内容陈旧等问题。

恕我直言，目前语文教材存在两大明显缺陷：

其一，过于超脱现实。翻开教材，似乎就翻开历史，回到过去。人教版五册必修教材，入选作品，除了古文就是近现代的作家作品，当代作家几乎没有，更不要说学生所普遍推崇的韩寒、郭敬明等同辈青年作家了。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仅仅在必修1选了两则短新闻：一篇是《别了，“不列颠尼亚”》，报道香港回归的；一篇是《飞向太空的航程》，报道“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还安排为“略读”。是不是没有好的当代作品可选？显然不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学空前繁荣，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比比皆是。而教科书却对此不闻不问，拒之门外。

其二，远离学生生活。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学生思想活跃，生活丰富多彩，而且都很现实。而作为课本，就没有顾及这一点，依然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板着脸孔说教。课文所反映的都是成人化的思想、成人化的生活、成人化的纠结，学生不容易理解，还很难适应。唯有一篇课文反映的是与现代学生差不多大小的一群人物的生活，那就是《包身工》，可包身工们的生活他们完全陌生。

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缺陷，我觉得是因为没有把握好教材的定位。教材不是教师读的书，而是学生学的课本；教师只不过借此当作教学的工具，指导学生读书罢了。因此，教材的受众对象跟教师的教学对象，应该是统一的，定位的主体应该是学生。

作为一线教师，我曾经在高中不同年级做过问卷调查，总结现在的学生最喜爱读的三类作品：一是生活励志类，如《读者》《意林》；二是故事想象类，如《故事会》《少年文艺》；三是青春鉴赏类，如《少男少女》《中学生优秀作文选》。最叫我震惊的是，没有一个学生选身边的课本！这难道还不令我们反思吗？

关于课本的文言文

针对教科书中的文言文，教育界曾有过一段存废的大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不想选边站。就现行人教版教材而言，单就必修1至必修5，总共有9个单元编选的是古文(包括古诗词)，占所选编课文的近一半。仅从分量上就不难看出，编选者对中国古典文化是何等的重视。这无可厚非。不过，就我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这其中也不乏一些问题。

首要的问题是，泥古现象过于明显。今天我们学习古文，是拘泥于古文，还是师古而不泥古？显然后者才是正确的选择。不拘泥于古文的道理非常简单，由于历史的原因，传承下来的文章，难免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作为教科书，理应取其精华剔除糟粕，批判地接受，或直接修正过来。然而，教科书在这方面似乎少有作为，常常照搬照抄。

典型的要数古文中的错别字，教科书一律以“通假字”泰然处之。这就给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带来不少困惑和麻烦。比如默写的时候，让学生写通假字好呢，还是写错别字好？判卷的时候，开明的老师两个都算对，而僵化的老师非要学生按课文错别字写，否则就得不到分。这就造成一种反常现象：今天的学生纠正古人的错字不行，一定要跟着古人写错别字！比如杜甫《蜀相》里的一句“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其中的“烦”明显是“繁”的错写。课文只注释说：频烦，犹“频繁”，多次的意思。教材为什么不直接把它改正过来呢？

反过来，一些文言中不该解释的地方，教科书却不厌其烦，妄加注释，甚至画蛇添足，曲解其意，让人无所适从。比如韩愈《师说》中有一句：“或师焉，或不焉”，本来这句话很好理解：有的从师，有的不从师。可是教科书在注释中，把“不”注音为fǒu，表明通“否”，意思还是“不”。有这个必要吗？

教材文言文编写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就是要求过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请允许我先介绍一下当前中学生们的学习状况：高中一入学，文理加起来就有十几门功课，几乎每门课都有配套资料和作业，加上应试压力，学生负担十分沉重。所以国家及一些有识之士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给学生减负。

语文情况又如何呢？除了作业，还有配套读本，并根据《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课外自读文学名著(五部以上)及其他读物，总量不少于150万字”；五册必修书，要求在不到一个半学年内完成，基本每学期要学完两本书。而每本书里的古文，有一半以上要求背诵，古诗词更不用说了，仅必修3第三单元4篇古文就有3篇古文要求背诵——也就是说，每隔两三天就要背诵一篇课文。

这些要求是不是有点过高？过高的要求，肯定就不切实际。如果每门课都有这样不切实际的要求，那这些还仅仅10多岁的孩子又怎么能够受得了？因此，我建议教材编写者们应该多站在学生角度考虑一下问题，这样的教材可能更人性化些，学生也就可能不再望而生畏。

关于教材处置的题外话

这个话题不涉及教材的编写，而是关注教材的使用问题。想起这个话题，完全是一次偶然机会。

2013年，我以校刊主编的身份，到香港做一次十分有益的文化参访。在金文泰中学观摩一堂汉语教学课的时候，我意外发现学生用的课本都很旧，里面有两人甚至多人的笔迹。一打听，才知道这些课本都是别人使用过的——学校专门有课本买卖市场，学哥学姐们把不用的课本拿来打折卖，学弟学妹们如果需要就跑来“贪便宜”。

我问不少买课本的学生：“为什么不买新的？”他们的回答都很坦然自信：“这样很好呀，既省钱又结交朋友！”我又问卖课本的学生：“为什么要卖它？”他们的回答也都很坦然自信：“这样很好呀，既能够废物利用，又能够攒钱零花！”后来得到校方进一步的阐释：“买卖课本是学生的自由。香港课本虽然很贵(一般都几百港元一本)，但他们都不是因为缺这几个钱。我们鼓励他们买卖，家长也鼓励他们买卖，主要是想增强他们的市场意识，锻炼他们的社交能力。”

而在内地，一般都是统编教材统一订购，学生几乎没有买卖的可能。这不仅剥夺了学生的选择权，还容易造成极大的浪费。每学期，学生都要花上一笔不菲的钱买各种教材，而这些教材几乎就是一次性的使用价值，要么找地方储藏，要么就当作废纸卖掉。难怪，年年高考一过就出现很多学校学生集体撕书的乱象。

所以我想，香港中学生买卖课本的事应该给我们有所启发。内地中小学在现有教育体制下可以作些“微调”，改“统一订购”为“自由订购”，同时开辟一个课本买卖市场，让学生废物利用，根据需要灵活买卖课本！这样，既能够解决一些困难学生的后顾之忧，又能够培养他们自食其力的精神，还能够锻炼他们生活和社交能力，何乐而不为？

(作者为安徽省无为县襄安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