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见证上海拍照潮流兴替:做"橱窗女郎"很不得了
东方网3月20日消息：“以前，这个行业，365天，天天要开门的。”陆建明自己经历着时代的变化，在他的工作中，摄影镜头下记录的上海人，同样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东方照相馆学徒的时候，照相机是奢侈品，很多人摸都没有摸过。
漂亮小姑娘的照片被封为“橱窗女郎”，每年新年第一天上海人争相来拍全家福。从排队拍婚纱照的盛况，到台资婚纱摄影兴起，再到各大摄影工作室的崛起，复古风格受到年轻人的青睐，陆建明见证了拍照潮流的兴替。
然而，一个好摄影师的真谛还是不变的：“把好看的人拍得好看不是技术，把老难看的人拍得赞才是本事。”
今年大年初一，陆建民休息，没有上班。
大概也就是从两三年前起，单位领导说，年初一大家就放假吧。"以前，这个行业，365天，天天要开门的。"陆建民是上海照相馆的摄影师，还在做学徒的时候，就已经被关照过了——照相馆365天都是不关门的，越是节假日，越是忙。
陆建明一看就是摄影师的样子，他今年60岁，头发留长，扎了一个辫子。穿一件暗绿格子的羊角扣大衣，骑着一辆山地自行车来上班。这副打扮，若是放在过去，绝对是会被师傅骂的，“以前就穿蓝布外套，中山装，即使改革开放后，也不好穿得太时髦，有一次我买一件出口转内销的衣服，有点收身，师傅说你这件衣服难看死了。我后来就再也没穿过。”
陆建明自己经历着时代的变化，在他的工作中，摄影镜头下记录的上海人，同样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工作了43年，上海人在照相馆怎么拍照片的，他都知道。
穿件羊毛衫来拍美术照
1973年11月20日，陆建民从中学毕业后分配到当时卢湾区东方照相馆工作。“就像是在眼门前的事情。”这个日子，他脱口而出。
那个时候，照相机是奢侈品，很多人摸都没有摸过。陆建民在学生时代倒是拍过照片，想方设法从同学家借到照相机，或是去淮海电影院旁的红艺照相材料商店借台照相机。照相机借来后，陆建民约同学一起出门，给他们拍照。“那时拍照还不懂什么是曝光，也不管拍得清爽糊涂，只是把人照进去就好了，所以照片效果一塌糊涂。毕竟三年萝卜干饭没吃过啊。”
到东方照相馆去做学徒，吃萝卜干饭，一开始，是不允许碰照相机的。学徒工被要求在照相馆的每个岗位上都轮转一圈：裁照片，上光，去暗房冲印照片，放大，修底片，修照片。整个照相馆工作流程都熟悉了，再去看师傅怎么拍照。之后师傅就开始教：怎么对焦，怎么构图。等到技术都学到位了，才可以给客人拍照。
1970年代的照片，种类不多，有和现在无异的报名照，也有和现在差别很大的美术照（即俗称的艺术照）。
拍美术照的时候，人可以稍微侧一点，可以打一点灯光，表情也可以丰富一点，这是那个时代难得记录下来的美的形式，所以年轻女孩非常喜欢来拍。“那个时候生意好得唻，都要排队来拍的。周末还要有个人来叫号，忙都忙不过来，两个摄影师搭档，不停地拍，从早拍到晚上。”陆建民回忆说。
来拍美术照的女孩大多未婚，来照相馆拍照的时候会脱掉身上单调色的外套，单穿一件羊毛衫。高领或圆领的羊毛衫在当时来说是比较“登样”（好看）的服装，是女孩们在较为难得的拍照场合中动用的"小心机"。化妆是根本没有的事，不涂口红，不修眉毛，把头发梳梳好就坐在照相机前就拍了，最多就在临拍前用舌头舔一下嘴唇，让嘴唇湿润一点，对，这同样是一个“小心机”。
有的小姑娘很会拍照，在镜头面前笑得很甜，有的小姑娘比较紧张，笑的时候肉会发抖。会不会做表情，某种程度上就决定了照片拍出来的效果。所以会拍照的女孩很喜欢拍照，隔三差五就会来拍一套。那时拍照价格不算贵，照相馆有档次之分，一级户两级户三级户，上海有四家一级户，分别是王开，上海照相馆，中国照相馆和人民照相馆，拍照价格最高。而陆建民当时所在的东方照相馆属于二级户，他记得，一寸美术照五毛五分一套，有一张底片，三张照片，两寸美术照是一元零一分，三寸美术照是一元八角，四寸是两元八角，六寸就要六元多了，不过四寸六寸一般不会单独一个人拍，都会拍成团体照的形式。
在小摄影师陆建民的眼里，那时对好看的鉴定就是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再加上女孩会拍照笑得甜，一张照片出来就很漂亮。如果照片拍出来特别漂亮，那么这个女孩有机会做“橱窗女郎”。当时照相馆大大的橱窗上贴着的都是展示照片，布置橱窗是照相馆的重头工作之一。在东方照相馆的橱窗上放的大多是电影明星的照片，也有一部分是普通人。照片能有机会放到橱窗上，是很荣幸的一件事，甚至有的家长会对摄影师说：你把我女儿拍得好看点，照片放到橱窗里好了。照相馆确实也会做一些"海选"工作，看到女孩子端正，上照，会让她带几件好看的羊毛衫来，免费为她拍点照片放在橱窗里。
照片被放在橱窗里后，女孩子会叫上朋友一起来看，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说明自己长得很漂亮。也会有男青年一直站在门口看，或者是坐到店堂里来看。“花痴多来兮的，他们就一直看着照片，我们也不能硬赶人家走。”陆建民回忆说。
等到了春节，在外地插队落户的小姑娘回上海了，她们也会来拍美术照。在陆建民看来，她们和留在上海工作的女孩子的区别有一点：“去外地的小姑娘毕竟要在田里工作，皮肤粗点，黑点，上海小姑娘白嫩点，穿得也清爽，得体。”插队落户的小姑娘没那么“懂经”，她们一般穿着外套就拍照了。她们往往也不是一个人来的，会叫上一些小姐妹一起来拍照，这种就算是团体照。三个人来拍的话，摄影师会安排两个人坐在前面，一个人站在后面，如果是五个人的话，一般是三个人在前，两个人在后。这种照片拍了，她们可能都会带去插队落户的地方，做个纪念。
美术照大多是女孩来拍，但也不是女孩的专利，也会有男生来拍。陆建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就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团体照。“两寸头的，放在皮夹子里，大小正好。”
新年新势，去拍全家福
今年大年初一，陆建民休息，但若在八九十年代，他这一天，会忙得一刻不停。
新年新势，上海人喜欢拍全家福，特别喜欢选在新年第一天来拍。
1970年代，选在春节里来拍全家福也有它的时代背景，一个家庭里，总有子女在外地插队，或是在近郊农场，到了春节期间，全家才能团聚，就一起来照相馆拍全家福。照片留在家里，父母平时看不到孩子，留张照片做个念想。当时照相馆多，一般都是就近选择，所以到东方照相馆来拍照的大多就是住在淮海路附近的人。拍全家福，常常是三代人一起来，摄影师就要帮他们安排在镜头中的位置。“一般来说，男左女右，老长辈坐当中，旁边是儿子媳妇或女儿女婿，兄弟姐妹之间，大的立当中，再往两边排，夫妻站在一起，孩子靠近父母，或者是老长辈抱着第三代。”
来拍全家福，是很正式的事情，男的穿中山装、人民装，女的穿两用衫，都弄得比较整洁干净，拍出来的黑白照片，有的人讲究点，还会花钱请照相馆摘色，变成一张彩色照片。在春节里，大家庭来拍照，是上海人的一个风俗，有的人家每一年都来拍一张，后来某一年不来了，陆建民他们猜测可能是家里的老长辈过世了，因为一般来说，兄弟姐妹几个家庭聚在一起来拍全家福的比较少。
“春节里拍团体照，大团体小团体都有，人多得不得了。每天要拍80人次左右。一天上班下来，人吃力得不得了。”拍全家福，对摄影师不仅是体力上的考验，更是技术上的考验，“拍全家福的时候，要保证照片里所有人的眼睛都是睁开的，每个人都要笑得自然，灯光也要打得匀落，不能这边强，那边暗。”陆建民的师傅早就对他们说出了一个好摄影师的真谛——把好看的人拍得好看不是技术，把老难看的人拍得赞才是本事。
那时还没有什么PS技术，一张照片的呈现全靠拍摄时的修正和后期靠手工操作的修片。陆建民说，当时人们拍照，一般都喜欢挑老师傅，进来就问：你们老师傅在吗？只有当老师傅在忙或不在的时候，小师傅们才能获得上手的机会，这个时候，如果抓住了这个机会，拍得老灵的，不输老师傅，那么以后顾客就会信任了。“牌子要自己做出来。”陆建民说。小师傅要把牌子做出来，就是要学习师傅拍照的技巧，如何调整客人脸上的缺陷，把他们拍得比实际更好看。比如说眼睛有大小，右眼小左眼大，那就让拍照的人身体往左边侧一点，再把灯光打在左侧面，通过这种借位的方式来使照片中呈现的眼睛大小一样。
学徒的事情还在眼门前的陆建民，一晃已经是老师傅了。今年年初二，年初四上班的时候，都有客人来找他拍全家福。一家是新添了小外孙，一家三代共五口人一起来拍照；另一家应该是外地来沪的新上海人，陆建民听他们说话用的都是方言，大概是三个子女都已定居上海，把远在老家的父母接了出来，一起在上海过年。
从1970年代到现在的2016年，上海人依然爱拍全家福，不过在这当中，陆建民还是感觉到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拍全家福的人比以前少，照片上的人也少多了，那个时候一个妈妈要生好几个孩子，子女结婚再生孩子，一个个都是大家庭。以前，都是上海人来拍，现在新上海人多了，外地家庭来拍全家福的也有很多。”
变化其实早在1980，1990年代就开始了，陆建民有一次拍到一个像联合国一样的家庭。“改革开放之后，上海人到国外去的挺多的，所以以前是要等着插队落户的子女回来一起拍照，那时就是等孩子从国外回来之后再拍照了。有一次，一个家庭来拍照，他们对我我说：师傅拍得好一点，我们聚在一起不容易。然后他们就介绍，这个在美国，那个在加拿大，这个在日本……”
排队去拍婚纱照
陆建民所经历过的上海人照相馆拍照史，还有一个火爆阶段——拍婚纱照。
在文革时期，是没有婚纱照可以拍的。结婚当天，新郎新娘到照相馆来拍一张合影，就算是结婚照了。那时结婚一般都放在春节，所以结婚照上的造型也都类似，新郎穿中山装，新娘穿织锦缎棉袄，戴条丝巾。拍的一般都是半身照，在画面中男的稍微高一点，女的矮一点。
等到1970年代末，市场上有西装卖了，那么新郎就会穿着西装，新娘穿着羊毛衫过来拍照，那时烫发也已恢复了，新娘一般都会做一个隆重的发型。两人胸口各自别上一朵花。来拍照的时候，新郎新娘都会给摄影师们送上喜烟喜糖。
1980年代初，照相馆相继备了婚纱，开始提供婚纱照拍摄服务。“那时拍婚纱照的生意忙得不得了，我们店里有两套服装，两组摄影师轮转工作，根本来不及拍。”陆建民回忆当时的"盛况"。
婚纱照的拍摄有固定的模式，新娘穿婚纱，新郎穿西装，新娘手上捧着一束塑料花，新郎手上拿着一副白手套。新郎显得总要比新娘高一点。这时开始有化妆了，照相馆里收银或做行政的女性工作人员，会涂涂弄弄的，就来给新娘化一个简单的妆。而为了让画面更为协调，两人拍得都更为好看，陆建民一般会调整新郎新娘的位置，“那时没啥锥子脸，一般小姑娘脸都圆圆的，而男的相对瘦削一点，所以拍照的时候，我会让新娘稍微站后面一点，稍微借一借。”婚纱照一套包含四张照片，两人半身全身合影各一张，再加各自一张单独的全身照，一套照片加放大，大概在100元之内能搞定。拍得好看的照片当然也被放在橱窗里做样照，看了之后来询问的人可不在少数。当时不光是上海人拍，就连来上海旅游的游客都会来拍，拍好之后照相馆把照片给他们邮寄过去。
陆建民自己的结婚照也是在那一时期拍的。作为照相馆的工作人员，他当然可以有一些“特权”，不用排队，在照相馆打烊之后，请师妹帮自己拍。那时的摄影师可是非常吃香的，平时总有朋友来打招呼，拜托把自己拍得漂亮一点。就连在婚恋市场上，也是香饽饽。女孩子因为看中了摄影师，常常去拍照的，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摄影师和顾客谈恋爱和结婚的，也有一些。陆建民本人也曾碰到过来拍照的顾客向他委婉地表达过爱恋。
变化来得让人始料未及。
前几年还是排队拍照的盛况，到了1990年代，生意一下子就冷落下来了。那时台资婚纱摄影公司来到上海，一下子就把顾客们都吸引去了。“台资婚纱摄影，变化很大，他们拍的照片张数多，有专人化妆，服装有好几套，婚纱，晚礼服，旗袍，和服等都可以选择，拍的是朦胧照，能做成一本相册。所以我们的生意都被他们做去了。”后来东方照相馆和台资的维纳斯婚纱摄影联营，陆建民也在1992年到维纳斯去工作了。
由于是科班出身，所以在技术方面，陆建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难度，但工作方式，却变化很大。“以前拍婚纱照，一天要拍很多对新人，都是流水化操作，同样的背景，同样的动作，一对对拍下去就好了。到了维纳斯，我每天只能拍2到3对新人，每一对新人要拍5卷胶卷，一卷黑白，四卷彩色。拍摄前都要和新人沟通，喜欢怎么样的感觉，拍摄的时候要一直调动他们的气氛，姿态多，神态也夸张，不止有微笑，还有大笑，做鬼脸等等。”当时维纳斯等一批台资婚纱摄影公司的生意好得，就像当年上海的照相馆在春节拍全家福，以及1980年代拍婚纱照一样。“客人拍照要预约，其实他们根本也没法要求拍怎样的，只要把他们拍得好看就行。一套婚纱照最低要1500元，拍3000元，4000元的很多的，我还碰到不少人拍1万元的。”维纳斯使用了一种新式的计价方式，如果新人看中摄影师拍的照片，要加照片，那价格就会不断地增加。
在维纳斯工作了两年之后，陆建民再次进入传统照相馆——上海照相馆工作，他把在维纳斯学到的拍摄方式传授给在上海照相馆工作的摄影师们。
又是20年过去了，陆建民依然看到了上海人在照相馆拍照的变化：后来人们对在照相馆拍得千篇一律的婚纱照也渐渐厌倦了，各个摄影工作室就崛起了，外景照，更自然的拍摄形式开始兴起，之后又流行起了韩式婚纱拍摄……
只是，流行或许是一个循环。现在，陆建民会碰到一对年轻人拿着一张父母的老照片，说：我想拍这种感觉的婚纱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