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陷入喧嚣争议：大妈们的孤单无助谁人知？

　　黎明或黄昏，城市或乡村，广场上、小区旁、花坛边，这群被认为有一块平整空地就能扭动起舞的大妈们，是个将近1亿人的群体。喧嚣的争议，将她们与“大嗓门”“奇葩”“落后”捆绑在一起，广场上的她们面目模糊。

　　
　　　一项为期3年的调查在城市和乡村展开，这些调研者试图回答：她们到底是谁？她们为什么如此？她们为何被如此对待？

　　每天傍晚时分，一群大妈准时出现在青年学者黄勇军家窗外的空地上。她们伴着激情歌曲，动作一致地抬手转身。3年前的黄勇军很是反感：“她们剥夺了我安静看晚霞的权利。”

　　3年后，他坐在湖南师范大学的办公室里，在暮色中写下：“从未如此这般地对她们有如此刻骨铭心的情感。”此时，大妈们依然在扭动着，音乐的声响透过窗户传进来。

　　黎明或黄昏，城市或乡村，广场上、小区旁、花坛边，这群被认为有一块平整空地就能扭动起舞的大妈，是个将近1亿人的群体。喧嚣的争议，将她们与“大嗓门”“奇葩”“落后”捆绑在一起，广场上的她们面目模糊。

　　虽然反感，黄勇军却想弄明白：“究竟因为什么，广场舞在如此大的群体、如此广阔的范围，活跃地存在并蔓延着？”

　　2012年秋天，这个思考在黄勇军的课堂上引爆。当广场舞这个实例“意外”地进入关于自由主义的议题时，激烈的辩论爆发，远超当日主题：公共空间的功能、空巢化、城市化、人口流动、陌生人社会、社交困境……

　　几个星期后，争议还未停止。

　　“你不明白她们每个人的处境、她们的喜怒哀乐，就是骂，也骂不到点上！”强调关注个体，避谈宏大叙事的黄勇军跟争论的学生们喊道。

　　于是，黄勇军与同为政治学者的妻子米莉，带领着课堂上参与激烈讨论的16名学生，对广场舞团体进行了为期3年的跟踪调研。湖南、江西、宁夏，城市、乡村、县城，他们接触了20多支队伍，1000多名舞者，与其中100名进行了深度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