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00年前黄河流域那场史前大洪水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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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河客户端推出报道《今夏黄河流域局部有暴雨洪水可能 部分堤段无避洪措施》，引人关注。此前的5月13日，大河报《河之洲》文化周刊以《那场史前大洪水是否存在?》围绕“大洪水”进行探讨。现在让我们穿越3900年，求证一下：有没有一场巨大的洪水在黄河上游发生，继而影响下游，佐证大禹治水传说和夏朝的真实存在?

而早在去年8月，国际顶级学术刊物《科学》杂志刊登的一篇论文在国内引发广泛关注，同时引起了巨大争议。大河报《河之洲》文化周刊曾以《这场洪水，是不是大禹治的那场洪水?》为题给予详细报道。

眼下波澜再起。今年3月底，《科学》同时发表了三篇针对原论文的评论(comments)以及原论文作者团队对部分质疑的回应(response)。有学者表示，《科学》如此关注此事并同时发表包含质疑内容的多篇评论，相当少见。

4月底，南京师范大学虚拟地理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联合多家机构发起积石峡史前大洪水与喇家遗址现场讨论会，邀请包括争议观点各方在内的多学科专家学者在青海黄河上游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现场考察。大河报记者也受邀参加了考察活动。

“不为消除不同意见，不为谁能说服谁，更多的是让科学家们聚到一起实地看一看，共同认识和理解这件事情，试图往真理的目标上更加靠近一步。”南师大虚拟地理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闾国年教授告诉大河报记者。

考察期间，包括论文第一作者、地质学家吴庆龙在内的多位作者接受了大河报记者的采访。

围绕“大洪水”《科学》再次发文

2016年8月5日，《科学》上发表了吴庆龙带领的研究团队所撰写的论文《Out-

burst floodat 1920 BCE supportshistoricityofChina’sGreat FloodandtheXiadynasty(公元前1920年溃决洪水为中国大洪水传说和夏王朝的存在提供依据)》，随即在学术圈引发震动。

文章从在青海省积石峡、喇家遗址等地发现的溃决洪水沉积物入手，确定约在公元前1920年，一场大地震造成喇家遗址毁灭，并引发上游山体滑坡，堵塞黄河形成堰塞湖，6至9个月后湖坝溃决，迅速向下释放了大约110亿到160亿立方米洪水，并影响到2000公里以外的黄河下游。该研究团队认为这与《史记》中大禹治水的说法相印证，而夏朝是以大禹治水成功为基础建立的，由此通过测算洪水留下沉积物的年代可以反证夏朝始年，团队最终得出结论，夏代始于约公元前1900年，但这比现在普遍认为的夏朝建立时间(公元前2070年或2200年)晚了170到300年。

(黄河上游积石峡的滑坡体遗存)

文章首先引发国外媒体关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BBC等都做了详细报道，一些外国学者评价为“发现了迄今为止地球上所知的最大洪水”。在国内，“大禹治水传说首次找到科学证据”的消息也广为传播，不过，学术圈特别是考古界对论文的部分结论质疑颇多，不少学者认为洪水与大禹治水和夏朝的关联过于牵强，论文数据与二里头文化始年和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测年的差异很大，由这场洪水推导不出所谓的关于大禹和夏的结论(详见报社2016年8月27日《河之洲》文化周刊报道)。

今年3月31日，《科学》刊出了三篇针对这一发现的评论(comments)，作者分别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吴文祥、葛全胜研究组，香港大学韩剑秋以及陕西师范大学黄春长研究团队，三篇评论围绕溃决洪水的地质证据、洪水规模的估算方法以及对二里头文化始年的判定等诸多细节提出质疑，认为积石峡古堰塞湖形成存在年代距今8000到5500年，其与喇家遗址毁灭无关，3900年前并不存在这场巨大洪水。对于这些质疑，吴庆龙的研究团队也作了回答，并以“Response”的形式与3篇评论同时发表。

多领域研究者奔赴黄河上游考察

无疑，这场史前大洪水是否存在，其与大禹治水是否关联，学界分歧仍然很大。而最近，一些具有自然科学背景的研究者对这一发现的质疑让问题回到起点：首先，积石峡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一场巨大的溃决洪水灾害?

4月26日至28日，南京师范大学虚拟地理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喇家遗址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举办现场讨论会，邀请了国内来自地质、地理、水文、考古等多方面的研究者，总计70余名与会人员在积石峡、喇家遗址等相关地带进行考察、取样，并多次展开研讨。

多位学者在考察期间对大河报记者表示，积石峡确实存在远古时期的巨大滑坡坝体，可能有过多次滑坡、多次堰塞、多次溃坝，但其年代、能否形成巨大洪水有待进一步确认，学界分歧焦点就在于此。此外，喇家遗址变形的房屋地面和灾难场景，确系地质灾害造成，除了地震，不排除附近山洪、泥石流造成的可能，其与大洪水有无关联仍需探讨。

有学者强调，现场考察时间相对较短，感性认识较多，一些数据和分析需要考察结束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试验和估算，进行更多思考。

整个考察过程，论题并未涉及“大洪水”如何对下游构成影响，也就无关大禹治水与夏朝。

作为考察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考古学者，喇家遗址的发掘者、吴庆龙团队论文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考古队叶茂林先生受访时表示，在社会科学领域，许多考古学者不认同“大洪水”与大禹治水和夏朝之间的联系，确实是因为目前掌握的相关证据不够充分，“如果有同一场洪水在黄河下游的直接证据，那么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是现在看不可能(很快找到)，还需要相当巨大的工作”。

叶茂林认为，大洪水说作为一种认识上的观点应该被允许提出来，历史学界曾拿出过更加离谱的观点。目前，这一新的思路和方法具有突破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外不认同夏的观念，《科学》一次发表4篇争论性文章，再次讨论“大洪水”以及大禹治水和夏朝的传说，这本身已经具有非常不简单的学术意义，也在帮助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世界。

而对于自然科学领域关于大洪水的争论，叶茂林打了一个比方，“目前可能有些像盲人摸象，有分歧，但也许谁也没错，只是大家还没有还原出一个完整的大象”。他认为，现场收集的质疑值得研究者们来讨论，质疑是科学取得成功的助推剂。

对话

吴庆龙：没有争议才是不正常

大河报记者：您怎么看待来自学术界的质疑?团队的学术观点从去年8月至今有没有发生变化?

吴庆龙：论文发表后引起了不少质疑和批评，其中包括著名研究机构的学者的批评。我们很欢迎质疑，但是，我们感觉很多质疑主要来源于误解。质疑的声音通过媒体报道出来后，我们多位作者商议后决定拒绝媒体的采访，先安静一段时间，因为学术论文不是短篇小说，即使是专业研究人员也可能需要花一段时间来理解。

对地质学和考古学方面的研究而言，消除误解的最有效的一种方式是举办现场讨论会。因此，我们向南京师范大学虚拟地理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机构建议举办一场现场讨论会，并获得支持。实验室的领导强调，讨论会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某一方来说服另一方，而是在现场明确各方在论文中所指的实际证据，以求消除具体证据上的误解，并在此基础上让各方做出各自的理解和判断。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学术观点没有变化。

大河报记者：在考察过程中，即使是对于同一材料或现象，似乎不少学者仍然持不同看法。

吴庆龙：存在学术争议是很正常的，没有争议才是不正常。对于那些比较新颖的发现而言，引起的争议自然也就比较大。

大河报记者：团队有没有在黄河中下游寻找证据的计划?

吴庆龙：我们在(黄河上游的)积石峡、官亭盆地和喇家遗址对溃决洪水的进行判定时，洪水中夹带的绿片岩碎屑是关键证据之一。但是，洪水沿着河道向下游推进过程中，绿片岩碎屑会不断沉积，而更多常见的其他碎屑物质会进入洪流，当洪水到达黄河中下游时，绿片岩等指示性的碎屑的浓度很可能会被稀释到无法检测的程度。我们暂时还没有在下游开展研究的计划。如果有研究者能在黄河中下游发现比积石峡溃决洪水规模更大的其他洪水事件，且发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时期，那么，我们十分愿意接受该洪水就是传说的大洪水的真正起源。

大河报记者：关于大洪水课题，您下一步研究工作的计划是什么?

吴庆龙：我有两个方面的研究计划：一个是在中国的雅鲁藏布江、金沙江等河流上展开有关巨大史前洪水事件的深入研究;另一个是继续深入中国文明起源方面的研究。巨大洪水的研究在国外已有近100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内地一直十分薄弱，几近空白。在2011年至2016年，我和一些合作者在金沙江、雅鲁藏布江、大渡河等河流上也确认了一些史前巨大洪水的证据，今年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