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与手段、重点与全局、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辩证统一 “四个全面”深刻体现历史辩证法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着深厚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体现一以贯之的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体现高瞻远瞩的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2015年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阐述，也是对“四个全面”哲学基础的深刻揭示。“四个全面”包括四项战略任务，它们有机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深刻体现历史辩证法。
　　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问题是相伴发展的。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这就是说，无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还是全面从严治党，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四个全面”是目的和手段的辩证统一，既使目标的实现因为有举措、手段的支撑而成为可能，也使举措的实施因为目标的确立而有着力点、针对性。
　　重点与全局的辩证统一。习近平同志指出，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四个全面”是我们党着眼全局，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和实践探索，掌握基本国情和全局发展状况，从中抓住最关键最根本最急迫的问题加以解决而形成的。每个“全面”也是如此。如，全面深化改革包括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符合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经济基础打牢了，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就容易得到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调整。再如，全面从严治党本身就是抓重点：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做到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由此可见，“四个全面”既覆盖整体矛盾和问题，又重点突出、切中要害，每一个步骤都抓到了点子上，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实际上，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推进，任何局部突破都越来越需要整体推进加以配合。
　　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四个全面”充分体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也就是说，“四个全面”是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依据客观规律顺势而为，创造性地开辟历史发展的新途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一方面，不能超越历史条件的限制搞唯意志论；另一方面，历史本身就是人类能动实践活动的结果，我们决不能守株待兔，等待发展目标自动实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全体人民积极努力奋斗的结果。只有脚踏实地才能行稳致远，只有甩开膀子实干才能梦想成真。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和职责，决不能躺在前辈的成就上睡大觉。每一代人在利用前人的知识基础上有所创新，知识才能不断进步；每一代人在享受前人创造的财富基础上创造更多财富，财富才能得到积累；每一代人在继承前人提供的便利基础上有新的扩展，社会才能不断发展。一些国家居民沉溺于社会福利的包揽之中，失去了往日的奋斗和创造精神，导致国家和社会陷入危机，这可资殷鉴。现在，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接近成功，越需要永不言退的执着和不怕困难的韧劲，越需要充分发挥全体中华儿女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以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人类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有目的的自觉活动。没有理论指导的活动是盲目的，没有实践基础的理论是空洞的。我们以实践为基础提出理论、检验理论、创新理论，又以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进工作，实现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强调理论自信，就在于我们坚持理论创新来源于实践，由实践来检验；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就在于促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现在，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在实践中越来越自信。我们要沿着这样的方向继续前进，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形成新认识、打开新局面、开辟新境界，继续书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