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酗酒死” 禁酒令“去哪儿”了？

近日，网曝昆明市寻甸县民政局副局长张健聚众赌博，酗酒致人死亡，引发广泛关注。寻甸县委宣传部29日晚间通报称，喝酒致死的胡兴文系心源性猝死，席间没有相互敬酒及劝酒，张健目前被停职处理。（《中国新闻网》6月29日）

近年来，因酗酒致死的事件频频发生，“酗酒”和“官员”这两个关联词屡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刺激着公众的神经。现实生活中，官员酒气熏天、酒后失态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官员醉死是规章制度不够健全吗?公务员工作时间“禁酒令”多年前就发布，已经完全深入公务员心中；是对违反“禁酒令”处理不够严吗?记得光安徽泗县农机局副局长卢书华醉酒事件，卢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同行的所有人员均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那么，为什么“禁酒令”仍然失灵，官员对“红头”文件熟视无睹，少数官员还是以身“殉”酒?酒桌文化应该说是中国的古老传统，喝酒也被无限夸大成为了人们社交中的一个重要方式，于是吃饭不喝酒总觉得不成礼数，“无酒不谈事”“无酒不成席”的说法也为大众所熟知。公务员酗酒致死还有其特殊原因：一方面，“酒场就是官场”的潜规则根深蒂固，要政策，得喝;要项目，得喝;要升官，得喝……，他们是在领导告知“喝酒也是重要工作”的前提下，不得不端起酒杯频频游走于酒桌之间，错误的把“喝酒”同“干好工作”“提拨”“拨款”等一些利益划上了等号，在他们的传统思维中，“喝酒”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于是在领导的视察中行程中，喝酒早已屡见不鲜。“宁肯让小胃穿个洞，也不让感情裂道缝”，即使是前赴后继，也在所不辞;另一方面，少数人视党纪规定于不顾，心存侥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顶风而上，于是，官员“牺牲”在酒桌上的悲剧一遍遍重演。

官员酗酒致死事件的频频发生，还在于制度执行上存在失之于软的问题。自中央中央颁布的八项规定及反“四风”以来，明确提出不得大吃大喝，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可是偏偏有人无视规定，照旧享受着舌尖上的浪费，从而酿成了酗酒致死的悲剧。所以，笔者认为，对于类似事件,追究纪律责任要有,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也要有。应看到,避重就轻的处理方式,不仅与一些地方政府害怕事态继续扩大、影响当地形象的“遮丑”心理有关,而且还与相应的法律法规缺失、缺位有关。这是因为,关于制止机关干部工作期间饮酒,相应禁令和其他纪律手段出台了很多,但仍有人心存侥幸、以身犯纪,没有从根本上杜绝工作时间饮酒的不良作风,这亟需法律手段来补强。对违规饮酒官员进行追责毕竟只能治“醉死”这一个标，要想治本，还有需要下真功夫。 

上面说过，针对官员工作日饮酒问题，各地都有专门禁令，只不过，在一些人眼里，禁令归禁令，喝酒归喝酒，制度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基于这一现实，要让厉行节约的各项制度真正发挥作用，至少需要从两点着力：一是强化领导的垂范作用。常识是，酒桌上“主要领导”不喝酒，酒风必定好很多。正因如此，只有各级领导干部都以身作则，做出表率，做到令行禁止，下级才能更有效地执行。二是要完善监督问责机制。正如一学者所言，“公务接待的核心是财政制度问题，落实禁酒令的根本方法就是让预算软约束硬起来。”一些地方财政预算随意性较大，对公务接待中的大吃大喝的整治多停留在提醒、警告等层面，监督与处罚措施乏力，似乎只要不喝出人命，不闹出大动静，就不会较真。因此，要堵住公款大吃大喝黑洞，不能仅指望一两个禁令，更要抓住根本，把公款吃喝腐败与官员乌纱帽挂钩的同时，更要进一步约束财政预算，扎紧公共钱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