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既要积极推进又要谨慎而行

      土地流转好处多

      高青从2007年开始尝试进行土地流转，目前参与流转的村有500多个，占到全县村庄总数的65%。常家镇蓑衣樊村是开展土地流转最早，效益最好的村子之一。

      蓑衣樊村瑞祥农业合作社由村集体领办，推动了本村的土地流转，流转后的土地主要用于种植水稻。村民张立强把地流转给合作社后进城务工。他向记者提供了这样一份投入产出账单：流转前，亩产稻谷900斤，投入成本800元，按稻谷出米率0.7、大米市场价2.5元计算，刨去成本，亩获纯利775元。流转后，他与合作社签的协议是每年每亩1200元。也就是说，张立强不用出工出力就可获得比自己种地高的收入。

      稻农有利可图，合作社是否有账可算？合作社理事长刘树海说，土地流转让合作社添了地、降了本、增了利。“添地”是说他们将地流转过来之后，进行整理，一些沟渠、道路平整之后变成了耕地，户与户间的宽地垄得以移除，这无形之中就多增了地。他们签到协议上的土地亩数是1500亩，实际耕种了1608亩。“降本”，是说生产投入成本相对降低了，他们购买农资享受最低批发价，机械化作业减少了人工投入；精准施肥，根据土地状况施肥喷药，减少了浪费；良种良法，提高了稻米品质，精细加工，让大米实现优质优价，普通型袋装米4.0元/斤，精品米9.0元/斤。去年，瑞祥合作社亩获利3500元/亩，扣除流转费、投入成本，亩获纯利1600元，比一般农户收入高。

      认识到土地流转带来的好处，2011年，蓑衣樊村167户村民一致同意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蓑衣樊在全县第一个实现了农村土地“全流转”。村内不能外出务工的35名村民，到合作社从事农业生产，领取报酬。村里对土地进行统一规划平整，因地制宜划分出大米、果蔬、大棚三大种植区。“全流转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将困扰村内多年的土地纠纷、树木遮荫等矛盾纠纷等全部‘清零’。”刘树海说。

      四大难题须重视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土地流转都是一帆风顺。

      一个客观事实是，土地离镇城越近，流转率越高，流转费用也越高。在高青，距离县城较近的蓑衣樊及其周边村土地流转率达73%，流转费普遍涨到1200元/亩，而在地理位置较偏远的乡镇，土地流转费用多为500~1000元/亩，且多是口头协议，承包期限也不固定。其中，合作社（企业）参与的土地流转，大都比较规范，流转期一般为15年。“流转时间长，合作社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做长远打算，追求长期收益。而农户之间的流转由于期限较短，承包经营户往往只顾眼前利益，讲求少投入多产出，也影响到地力恢复。

      土地碎片化阻碍流转。“个别农户就是愿意自己种地，不愿参与流转，收入再可观，人家不配合，咱也没办法。”五谷丰粮食合作社理事长郑兴春无奈地说，“只要有一户不同意流转或调地，就难以做到连片流转。”再就是土地流转后，合作社会在农田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投入，不可避免地出现农户与合作社争用农田设施的情况。在采访中记者还发现，村委会出面，土地流转相对容易。有人担心，村委换届选举，村干部一旦落选，土地流转容易成为“半拉子工程”。

      作物非粮化。高青参与土地流转的120多个合作社中纯粹的种粮合作社占比不足20%，蔬菜、瓜果、苗木合作社才是主角。县农业局副局长杜作忠说，这是合作社追求高收益高附加值造成的，其中起作用的是市场因素。“但是，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蔬菜过剩、菜贱伤农问题，这也与土地流转有一定关系，应引起重视。”杜作忠说。

      风险系数加大。刘树海说，农业属高风险行业，受气候因素影响较大。这些年，灾害天气频发，一旦遇到天灾，有“合同在身”的合作社就可能无法履行协议，进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再是这两年土地流转费逐年提高，合作社承受的压力更大。

      四大问题待解决

      眼下正在开展的土地经营权确权进一步明确了土地的权属，切实保护了耕地，为下一步规范的土地流转创造了条件。那么，土地要实现更好流转，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首先是法律问题。这些年，土地纠纷已上升为农村社会的重要矛盾，农民经常为添人增地及地界划分、树木遮荫等发生纠纷。蓑衣樊村的土地全流转让这些问题迎刃而解。但土地全流转，农民再吃大锅饭的做法也让他们惴惴不安。像该村一样，村社一体推动土地全流转的做法是否符合国家法律？

      再是资金问题。农业项目是投资大、周期长、效益不确定的项目。农民将土地流转出去，实际是将风险转嫁给企业或合作社。规模化流转后前期投入大，占用资金多是不争事实，而农民本身投入能力有限，办贷款又有多种困难。

      三是人才问题。当前农村青壮年劳力基本外出务工，真正懂经营会管理的年轻职业农民少之又少。很多合作社急需科班出身的会计、金融专业毕业生，但这样的人才又有几个愿意到农村来？再是现代农民需要从事精量化作业，要熟练地使用电脑、驾驶农机等，这样的农民又有多少？

      四是领办人的身份转换问题。不少人以村负责人身份担任合作社理事长，换届之后，他们的身份问题就显得尴尬。杜作忠说，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摒弃“官化”思维而用市场化思维，村委会换届，合作社理事会也要按章程换届，合作社不能搞成家族式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