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图:土司遗址申遗成功 盘点中国的48项世界遗产

　　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7月3日摄）

　　空中看贵州播州海龙屯朝天关（7月3日摄）。

　　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遗址衙署区全景（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原标题 土司遗址申遗成功 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48项

　　 7月4日（当地时间），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土司遗址”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48项，继续稳居世界第二位。

　　“土司”是13-20世纪中国国家职官体系中，由中国中央政权委任西南多族群聚居地区族群首领世袭管理其辖区的职官制度。通过“土司制度”，中国中央政权实现了对中国西南地区的长期、有效管理，保持了族群文化多样性传承，推动了各族群对统一国家的理解和认同，促进了中国长久的和平和统一。

　　本次申报的“土司遗址”包括三处：老司城遗址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是湖广地区土司体系中的最高职级机构—宣慰司的治所遗址，永顺宣慰司土司为彭氏家族，属民以土家族为主。

　　唐崖土司城址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是湖广地区土司体系中较低的职级机构—长官司的治所遗址，唐崖长官司土司为覃氏家族，属民以土家族为主。

　　海龙屯遗址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是播州宣慰司杨氏土司专用的山地防御城堡的遗址，与播州宣慰司治所穆家川土司城配合使用，是战争时期播州土司的行政中心，其属民以仡佬族、苗族为主。

　　“土司遗址”申遗成功标志着湖南、贵州两省实现了世界文化遗产“零”的突破。

　　 >>入选原因

　　 体现古代中国管理智慧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土司遗址”反映了13至20世纪初期，中国在西南群山密布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推行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留存至今的土司城寨及官署建筑遗存曾是中央委任、世袭管理当地族群的首领“土司”的行政和生活中心，其中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址、贵州遵义海龙屯是相对集中于湘鄂黔交界山区的代表性土司遗址，在选址特征、整体布局、功能类型、建筑形式、材料和工艺等方面既展现出当地民族鲜明的文化特色，又在此基础上表现出尤为显著的土司统治权力象征、民族文化交流和国家认同等土司遗址特有的共性特征，是该历史时期土司制度管理智慧的代表性物证。

　　“土司遗址”系列遗产见证了古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对西南山地多民族聚居地区独特的“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智慧。

　　 >>入选影响

　　 遗产地民众生活将获改善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在代表中国政府的发言中表示，“土司遗址”申遗成功，使生活在中国西南山区的土家族、苗族和仡佬族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世界文化遗产。

　　据了解，在历史上，土司遗址周边因民众聚居逐渐形成了几处村落。根据家族族谱记载，部分居民还是土司的后裔，是土司制度的活态见证。这些村落的居民一直保持着对土司的历史记忆、对土司城遗迹的尊重，以及对本土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长期对土司墓、土王祠、宗教建筑、石牌坊等珍贵遗存进行祭拜和维护，自发传承本族群古老的传统习俗如织锦、摆手舞、茅古斯等。

　　目前，政府及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把周边村落居民作为遗址传统的保护系统的一部分，鼓励、引导他们继续参与到遗址的保护管理工作中，保障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传承。

　　 谈问题·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

　　 通过申遗立刻吸引大批游客不现实

　　童明康说，中国国内包括世界遗产在内的不少遗迹都存在过度开发问题。一些地方将历史建筑改造成豪华酒店，为收取门票不限制游客数量，打着文物保护的幌子，实际算的是经济账。

　　谈及申遗问题，他说，国家文物局一再向计划申遗的中国地方政府明确，通过申遗立刻吸引大批游客并不现实，而且申遗理念一定要正确：申遗第一是为了保护，第二是为了保护，第三还是为了保护。过度开发利用只会加快文化遗产的消失。

　　对于一些遗产地申遗后“涨价”的现象，童明康说，如果适当收取门票是为了限制人数或用于遗产保护可以理解，但绝不能以保护的名义设立地方小金库。遗产带来的经济效益应回馈遗产保护，或通过促进就业让遗产地民众直接受益。

　　童明康说，文物保护还需要民众的理解、配合与支持。游客需注意自己在参观过程中不要对遗址造成破坏。发现有人在文物古迹上乱刻乱画，其他游客应上前制止，因为每个人都有保护遗产的责任。

　　 地方对保护文化遗产应心存敬畏

　　为什么要保护文化遗产？“它能留得住乡愁，”童明康回忆说，“一位80多岁的美国老华侨曾经对我说，少小离家的他对家乡的印象已经模糊，唯一记得的是家乡的小庙，临行前他在庙里磕头，走的时候也是一步一回头。”

　　童明康说，虽然他后来得知老华侨提到的小庙早被拆除，但文化遗产留下的记忆却可能影响人的一生。“文化遗产的作用或许能让人了解一些知识，但更重要的是能为人类带来一种身份认同。”

　　“中国很多文物古迹失去了才懂得珍惜。”童明康认为，现在中国人的文物保护意识正逐渐增强，但仍面临“保护什么”和“怎么保护”的问题。有些地方官员认为拆除重建就是保护，搞“仿古一条街”，其实是在破坏文物。他希望地方官员对文化遗产“存有敬畏之心，多听取专家意见，不要总是太任性，自己说了算，这样才能将文化遗产保护得更好”。

　　 探访·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

　　 700余年的军事城堡

　　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城堡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土司城堡之一，始建于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

　　3日上午，记者驱车来到位于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的海龙屯村，探寻这座建于孤峰耸峙、东南北三面皆为悬崖陡壁处的军事古城堡，由于地势险要，《明史》称其“飞鸟腾猿，不能逾者”。

　　海龙屯曾是宋、元、明时期西南播州（遵义古称）杨氏土司文化的重要遗存，辖区内以仡佬族、苗族群众为主。1600年，播州第29代世袭土司杨应龙反叛朝廷，在24万明军100多天的围攻下，海龙屯城堡最终湮灭在战火之中。

　　沿着木道栈梯拾阶而上，坐落于海龙屯东部山腰北侧的铁柱关犹如铁柱一般，巍然不可撼，这座修建在坡面度四五十度的雄关险隘，是游人由东北方向入屯的第一道关，在铁柱关拱门左右角柱上，凿有对称圆孔4个，有专家认为这是铁柱关曾设有吊桥的遗存。

　　顺着蜿蜒曲折的屯道，再往上走四五百米，一座巍峨的飞虎关横亘在海拔近1000米的山口间，在飞虎关关隘前，一座总斜长51.5米、整体坡度30度，共有36个步梯的“天梯”，成为飞虎关“险、绝”的标志，而每一级“天梯”高约0.5米，步径宽约1.5米，全部由上百斤乃至上千斤的条石斜砌而成。

　　过了飞虎关，依山而建的飞龙、朝天、飞凤三关龙盘虎踞，这些由糯米汁与石灰黏合巨石构建的古关隘，雄伟壮丽，每一道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扼。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飞说，海龙屯上的众多关隘、城墙、屯道都由石块构成，这些石块轻则上百斤、重则数吨，没人统计过修建海龙屯耗费了多少石材，这些石材是怎么运上山，并征用了多少人力垒砌起来的。当地相传，播州末代土司杨应龙有根“赶山鞭”。每到晚上，杨应龙挥舞鞭子，驱赶巨石、巨木，自行往山上跑。

　　花费一个多小时后，记者终于登上了1300多米的海龙屯城堡核心区域，沿着数吨重条石铺就的台阶而上，纵横相连、规模宏大的新“王宫”遗址映入眼帘，厚重感让人惊叹。

　　1999年与2012年，文物考古专家曾两次对海龙屯进行挖掘，出土建筑构件、碑刻、瓷器、铁锁、瓦钉、钱币等文物上万件。

　　“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羁縻、土司制度重要实物遗存的海龙屯，完整见证了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政策从唐宋时期的‘羁縻之制’，到元明时期的‘土司制度’，到明代改土归流的变迁。”李飞说，海龙屯厚重的历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特别是它背后蕴含的“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是它能成功申遗的关键。

　　10年间曾三次游历海龙屯的湖南株洲游客吴定基说，每一次来都被这里的关隘、台基、屯道震撼，这些石砌的雄关、古墙、栈道在崇山峻岭间，屹立数百年不倒，具有非常高的艺术观赏性和历史考证性，凝聚着古人的军事智慧和建筑艺术结晶，非常的神奇与不可思议。

　　为更好地保护开发海龙屯，遵义市汇川区已投入近3亿元资金，搬迁核心区居民86户，征地1523亩，实施文物保护、水电改造、民居改造、园林绿化、安防监测、环境整治等项目29个。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对海龙屯关口、城墙等遗存的修缮保护，聘请高水平、熟悉海龙屯的专家学者，定期或不定期把脉文物安全、开展价值研究等工作，依法利用与合理开发好海龙屯，守护好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遵义市汇川区区长郭正勇说。(来源  京华时报 记者  张然)

下一页：盘点中国的世界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