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时政】从“去中国化”看“话语权”

今年教师节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去北师大、见师生代表，说：我很不希望把我们一些非常经典的古代的诗词文化、散文都给去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这些诗词都好。从小就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终生的民族文化基因。

总书记这一番委婉沉重又意味深长的话，直指当下中国文化教育乃至思想领域一种很悲哀的现象：中国的好坏要靠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只要涉及到词汇概念，必称希腊语如何如何说，拉丁语如何如何说;只要涉及到思想观点，必称康德如何说，黑格尔如何说。——这种用别人的文化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生活对错的逻辑，即便说得再高明、再有学问，也是笼罩在别人文化之下讨说法，用别人的标准判断我们对错的依赖心理。

这种现状不改变，文化自强自立的愿望就永远无法实现，从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的的跨越就无法完成。

我就一直弄不明白，难道《伊索寓言》中“农夫与蛇”，就比中国古代“东郭先生与狼”高明么?比较而言，我觉得远不如我们自己的故事更鲜活、更有趣味。

其实，中小学生古诗文的去留，不仅仅是知识量增减的问题，这是重拾传统、重构中国人自己的话语表意体系，重新找回迷失已久的话语权问题。

中国人说话，喜欢引经据典，常用“子曰诗云”，习总书记两年前履新，代表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十分钟演讲还要引《诗经》一句“夙夜在公”。

引经据典的好处之一：可以避免自以为是。

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句话，意思有些相近：不要主观臆测，不要一定如此，不要固执己见，不要自以为是。既要表达思想，又不要张口闭口“我发现，我以为，我觉得”，凡事都以主观论断的“我”为中心。那怎么办?就说“子曰”、说“诗云”，引古人之言。

引经据典的好处之二：经典具有权威性。

古圣先贤说的话，还不够有说服力么?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有时一百年、有时甚至几百年才能出现一个人中龙凤，这些古圣先贤，他们用一生的学识、一生的经验、甚至一生的教训，总结出那些人生智慧，传给了后人。后人用得好、再传，传了、再用，反反复复，直到今天。试问，用一个民族积累了五千年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百年人生，还不够用么?

引经据典的好处之三：“经者，常也，言常道也。”

所谓经典，谈的是人生寻常日用的恒常道理，最接地气，最宜于指导我们的生活。好比儒家的论题，很多是超越时代、不关政治、甚至与伦理无涉的问题。比如重视学习、立志养气的说法，“吾与点也”、“绘事后素”等等。自然科学要不断推陈出新，否定之否定;但人文社会科学往往关注的是人生永恒主题。只要人类还在、民族还在，这种文化，就不会失去意义。

引经据典的好处之四：经典，是一个民族共同的语言环境，是一个民族使用频率最高的文化用语。

当我们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当我们说“学而时习之”，不用翻译，大家都懂。而有些人非得用西方的人物和话语来表达，有时不过是“以艰深文浅陋”罢了，甚至是拉大旗作虎皮罢了，是挂“羊(洋)”头卖狗肉而已。

其实，引经据典、子曰诗云的最重要价值在于：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语言是思想的符号，没有无思想的语言，也不存在无语言的思想，连不说话也是一种态度，而一旦你说话：说什么话，就代表着你用什么文化思维想事;说什么话，就代表着你的语言文化背景是什么。

《诗经·邶风·旄丘》中有几句诗，是诗三百中，洗尽铅华之后最智慧的人生警句：“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意思是，你与什么样的人交往，意味着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能否长久地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就看一看我们是否依托于本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警惕“去中国化”现象，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重新建构起我们自己的语言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