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一村民山寨《咏鹅》获农民文学奖 1字556元
湖南湘阴第二届"农民文学奖"得主、新建村70岁的老农民危勇手拿获奖证书在自家大门前拍照留念。
湖南湘阴鹤龙湖镇古塘村中年农妇蒋慕平,在自家院子里喂鸡。蒋慕平的作品，都是围绕她的生活、遭遇展开的，寄托了她美好的愿望。鹤龙湖镇诗联文学会副会长张中一这样评价。
蒋慕平经常在这张破旧的木桌前熬夜写作。她说:"我一辈子都没有什么如意的事,只有在写作中我才能找到自己。
近日,湖南省湘阴县鹤龙湖镇年近七旬的农民诗人危勇所作的18字《咏鸡》诗，斩获湖南岳阳湘阴县第二届“农民文学奖”,获得万元大奖，被誉为“农民诗人”，另有10位男女村民获得农民文学奖“提名奖”，中年农妇蒋慕平获“特别奖”。
一些网友质疑这首平均每个字价值556元的18字《咏鸡》诗与唐朝诗人骆宾王7岁时所作的《咏鹅》“如出一辙,过于雷同”。还有不少网友质疑诗作的价值及水平,纷纷跟帖作出《咏鸭》《咏猪》《咏狗》《咏牛》《咏官》诗。
农民诗人,是农民,也是诗人。
他们作的诗价值几何?农民的身份标签背后,有着怎样的经历和情怀?一个湘北小镇发起“农民文学奖”,其初衷、意义何在?记者走进湖南省湘阴县鹤龙湖镇,探寻其中的故事。
身着一身军绿色列宁装的危勇从张一一手中接过获奖证书和奖金。一万元的钞票散着,大喇喇地夹在折叠的证书中间。危勇打开证书,钞票飘落到地上几张。他捡起来,重新夹回去,迅速坐回座位,表情严肃紧张。“你应该展示一下,不要着急嘛。”副镇长的口气略带埋怨。
22日下午,烟雨蒙蒙,在湘北小镇鹤龙湖镇政府会议室里,正在举行第二届农民文学奖的颁奖仪式。
说是仪式,未免过于隆重。9个农民围坐在会议桌边,对面是副镇长徐凌峰,以及特地从北京赶回家乡的农民文学奖和农村文化月“千村计划”发起人、湘阴籍青年作家张一一。
“下面开始颁奖!危勇!”徐凌峰喊。
“有!”身着一身军绿色列宁装的危勇站起身,走到桌对面,从张一一手中接过获奖证书和奖金。一万元的钞票散着,大喇喇地夹在折叠的证书中间。危勇打开证书,钞票飘落到地上几张。他捡起来,重新夹回去,迅速坐回座位,表情严肃紧张。
“你应该展示一下,不要着急嘛。”副镇长的口气略带埋怨。但他很快就念到了下一个名字:“蒋慕平!”
蒋慕平得了特别奖,也有五千元奖金。去年首届农民文学奖,她是得主,获得了八千元奖金。蒋慕平慢慢走上前去,颇有“经验”地露出一个微笑,打开证书,在台上站了几秒。掌声稀稀拉拉,毕竟只有11个人在场,并没有其他观众。
突然,手机铃声大作。一位农民诗人站起来走到门边,对着手机大声说:“我在镇政府,在镇政府领奖,领奖!”挂掉电话坐回去。不一会儿,手机又响起,他接起电话,反反复复三次。
副镇长徐凌峰并没有“搭理”这些“噪音”,他用更洪亮的声音继续念出提名奖获得者的名字,在每一次颁奖后把巴掌拍得更响,试图把众人的注意力拉回来。
被安排第一个发表获奖感言的并不是危勇,而是蒋慕平。她平静、聪明地用几句话结束了感言:“今天得了特别奖,非常高兴。感谢一一老师给我们发奖金,肯定我们农民的写作，我一定不辜负期望,写出更好的作品。”
下来后,她对记者说:“这些人里,我是在文学界发表文章最多的,县文化局的局长副局长都认识我,第一届的一等奖非我莫属。”
危勇第二个发表感言:“我本身是个农民,爱好文学,鹤龙湖是我的家乡,我要在以后的作品里多写写我的家乡。”副镇长徐凌峰带头鼓起了掌。
这次得奖的农民,都是鹤龙湖镇诗联文学会的会员。诗联文学会70岁的副会长张中一也上台讲了几句:“感谢一一,没有他出钱出力,就没有农民文学奖。今年还给我们出了有正式刊号的书。”
张一一略有些不好意思,他站起来接话道:“作为农民的儿子,很高兴能有机会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尽一些绵薄之力。希望大家不但自己坚持写，还能够继续发动周围人、身边人写作，能够在农村形成一种文化的氛围，让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充实。”
坐下后,张一一仿佛又想到什么:“大家以后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每个人都有稿费,明年的下届农民文学奖还会提高奖金。今年出十万字的书，以后可以出二十万、三十万字。”掌声十分热烈。
“感谢一一的表态,他以赤子之心回报家乡对他的关爱,下面,我代表党委政府讲三个方面的意见。”副镇长徐凌峰总结。历时十五分钟的颁奖仪式,他的发言占了七八分钟。
这是一场严肃而又略显滑稽的颁奖仪式。参加的人与鹤龙湖镇的其他农民一样,种田养蟹,打工糊口。和别人不大一样的是,他们把大半辈子的农余时间都用来看书写作。
“农民诗人?这是别人安在他们身上的记号,在此之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已经坚持写作几十年了。”张中一说。
用村里世俗的眼光衡量,危勇算是个“成功人士”。村里有德高望重的老人家做寿,能请来危勇即兴赋诗,是很有面子的事。“你读过我那首《咏鸡》吗?我都是即兴创作的,灵感来源于生活。网上有些人说我抄袭、炒作,我是农民,不懂那个。”危勇说
危勇是个精明的湘北老汉。他66岁,身材高大,面庞黑红,一身得体的列宁装,不说话的时候永远端坐着,双腿并拢,腰板挺得直直的。
他在鹤龙湖镇新建村的家修得漂亮气派,周围环绕着水塘、饭庄。如果是在十月份,很多长沙人会自驾游来到这里,垂钓赏荷,尝尝这里远近闻名的大闸蟹。
驱车沿着鹤龙湖镇新建村的主干道一路前行,一位村民指着最大的几个水塘说,“危勇家的,一共十几亩,九十年代他才花了六万块钱买的,现在可值钱了。”
用村里世俗的眼光衡量,危勇算是个“成功人士”。不缺钱、子女有出息、房子修得好,还好舞文弄墨,“高雅”得很。村里有德高望重的老人家做寿,能请来危勇即兴赋诗,是很有面子的事。
“星做蟠桃月做饼,江为歌带海为盅。潘程二老皆人杰,九秩双遐庆大辰。”
这是危勇在村民潘力生、程应球两位老人的寿宴上现场所作的一首祝寿诗。怕自己乡音重记者听不懂,危勇背了一遍又一笔一划地写在信纸上,“请惠存。”
“你读过我那首《咏鸡》吗?我都是即兴创作的,灵感来源于生活。网上有些人说我抄袭、炒作,我是农民,不懂那个。”危勇说,镇上谁家不养鸡,他家养了十几只,老婆子天天喂鸡,公鸡天天打鸣。“城里人,年轻人,哪懂这些?”
“有些网友模仿你这首《咏鸡》,作了很多诗。”记者说。
“我知道,张一一告诉我了。我还是有点古文功底的,平仄、押韵,都知道。我不光要咏鸡,以后还要咏鸭、咏猪、咏狗、咏牛。”
老伴儿在旁边听了笑,危勇停下来,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他从里屋拿出一册《华夏诗词艺术集锦》,熟稔地翻到一页,递给记者,“看,这是我的肖像,上面有我的很多诗。”
记者翻看,一首《渔村》里写道,“极目平湖韵味赊,宏开明镜照天涯。银鱼嚼绿堤边草,彩蝶叮红水底霞。兴教集资修学校,为公造富乐于佳。村民都住桃园里,无复仙河再觅槎。”
“没养蟹前,我养鱼,新建村就是个渔村。你看,我的诗,都是写农村的。平时没事,我就骑着单车看风景。农村最好的就是风景,看着看着,有了灵感,我就记下来。”
“都是农村人,劳动人民,不写这些,写什么?”张中一在一旁插话,“诗歌不是高高在上的,凭什么农民写不得?如果诗歌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像一座殿堂,它应该修在山水的旁边,村庄的大树下,在人们触手可及的地方。”
年轻时,危勇就爱写作,一有闲钱,他就翻报纸找刊物,把自己的作品寄过去。“我爹妈去世得早,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总觉得遗憾。总想着,自己的作品要是上了报,变成铅字,多光荣。”
少年时的危勇一边种田,一边坚持自学、写作,四大名著也是那时候借着看完的。十五六岁时,他的诗就发表在了《少年文艺》上。
80年代,危勇曾经花135元钱买了一本诗集,厚厚一册,沉甸甸的,现在还保留着。“那时候工人一个月才赚多少钱?我花一百多块钱买本诗集,都不敢让村里人知道。知道了,都要说我是疯子。”
老伴儿一度也不理解,“只知道写作费脑子,哪里知道还这么费钱。”后来拗不过他,只好作罢,“总比打牌输钱、买地下六合彩好。”
“对于我来说,有丁点儿诗意,有丁点儿浪漫,真是太难得了。我只有从创作里才能找到年轻的感觉,我的心在文字中变得丰盈起来,变得年轻起来。”每当丈夫埋怨、家务琐碎搞得她心烦意乱时,蒋慕平总会爬到二楼,关上门,拿出纸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以世俗标准衡量,53岁的蒋慕平活得并不轻松。她的脸上刻满了时间的痕迹,大半辈子的时间,她或者在种田,或者在城乡接合部给人擦皮鞋。获得首届农民文学奖的小戏《擦鞋》,就是生活经历所得。
“我一辈子都没有什么如意的事,只有在写作中我才能找到自己。”
蒋慕平的家庭是典型的留守家庭。两个儿子、儿媳在外省打工,一年回家一次。平时,她和老伴儿一个种田打工,一个照顾孙子孙女。
在鹤龙湖镇古塘村,蒋慕平家的房子是最老旧。房子是1990年盖的,水泥墙裸露在外面,大门是木头的,一楼养鸡,二楼住人。
“现在起一座新房子,要十几万块,我们哪里有这个钱。当年建房子的钱,一家人花了好几年才还完。”
高一时,蒋慕平就辍学了。1982年,她在父母的安排下,嫁给了从未谋面的丈夫。
“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哪谈得上爱情,没有爱情。对我来说,爱情只存在于诗歌里,书本里。”蒋慕平冷冷地说道。
丈夫不能理解她写作,她觉得苦闷。她爱看从前在乡村演出的小戏、花鼓戏,就在干完农活、伺候完丈夫孩子后,点着蜡烛写剧本。
“对于我来说,有丁点儿诗意,有丁点儿浪漫,真是太难得了。我只有从创作里才能找到年轻的感觉,我的心在文字中变得丰盈起来,变得年轻起来。”
1996年,她写了一个剧本《送公粮》,内容是一个村里发洪涝灾害,粮食收成不好,男人就想跟粮站的人套近乎,以次充好蒙混过关。女人知道了这事,赶紧赶到粮站坦诚一切,最后丈夫理解了妻子,夫妻俩高高兴兴地牵手回家去。
蒋慕平觉得自己构思不错,但还需要指导,就产生了拜师的念头。从没出过远门的她找到一个在长沙打工的同学,带她去了湖南省戏剧院。
“我胆子也大,无知者无畏,找到门卫,告诉他我爱好写作,想拜师学艺。门卫就把我领到大厅,找了戏剧院的领导,一位姓邹的老师接待了我。”蒋慕平说,对方答应把她的剧本留下,看看有没有演出机会。
半年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蒋慕平不甘心,写信过去打听,得知邹老师早已调离。“还好,剧本给我退回来了。”
“现在剧本还保留着吗?”记者问。“早没了,有一次,因为我熬夜写作,没把家务做好,跟丈夫吵架,他把我的两箩筐稿纸都烧掉了。”蒋慕平黯然道。
在鹤龙湖镇46个村庄中,古塘村是经济比较落后的一个。看见邻村的同学、朋友、亲戚,纷纷养鱼、打工,发家致富,蒋慕平不是没羡慕过。2001年,她卖掉家里养的鸡和猪,带着小儿子投奔在长沙的同学,学做烟酒回收生意。不想,自己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开店才几个月,就收到不少假烟、假酒,赔了不少。没多久,便心灰意冷,打道回府。
每当丈夫埋怨、家务琐碎搞得她心烦意乱时,她总会爬到二楼,关上门,拿出纸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家里的楼梯,常年上上下下,楼梯角早已磨损,露出里面的混凝土渣。踩着这些渣子,她默念鲁迅的诗,“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前两年,蒋慕平写出剧本《凤凰飞回了梧桐树》、《白发乡官》,又到长沙拜师。“我看到新闻里经常播,大学生到农村来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发家致富,总是想着,如果我们村里也能来个大学生、有个好的带头人,是不是也能富起来?”
“蒋慕平的作品,都是围绕她的生活、遭遇展开的,寄托了她美好的愿望,基本上都是主旋律、正能量的。”张中一评价,“蒋慕平有写作热情,有创作天赋。但要走出去,放宽视野,才能有灵感。”在张中一的邀请下,蒋慕平加入了鹤龙湖镇诗联文学会,经常和其他会员一起聚餐、采风。
张中一记得,有一次,一些省里、县里的作家来镇上采风,诗联文学会的几个农民诗人也去了,中午一起吃了一顿饭,交流了一下,蒋慕平不大说话。
“我觉得他们好像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也不怎么主动。”回忆起这次经历,蒋慕平说,“好像他们才是文人,我们是乡巴佬。但我觉得,雅的东西好看,俗的东西也好看。”
“我现在只想着,要是能找到人,一对一地帮助我,从写作技巧上提高一下,让我的小戏也能在家乡演出,这该是多么人性(方言,意为欣慰)的事!”蒋慕平眼神中都是向往。
张一一的鼻子也发了酸,“我想展开一场实验,通过对乡野作家、农民诗人的发动,感染更多人,影响更多地方,让农村人也多想想内心的东西,比比精神世界,比比谁看的书多,谁写的文章好。”“就先从家乡开始,从一个个蒋慕平、危勇开始。”
“农民文学奖”颁奖仪式结束后,张一一来不及和熟人们寒暄几句,就要启程赶往上海。大家上去和他握手告别,有人说,“一一是大忙人,又是名人,让他忙去,别耽误了正事。”
在他们眼里,张一一是干大事的人。
张中一2010年发起成立湘阴县诗联文学会,为了筹集活动、出书的经费,少不了要拉下一张“老脸”,到处“化缘”。“现在好了,张一一自掏腰包给我们出书。”
徐凌峰说,张一一给我们发起了这个农民文学奖,给农民出书，还搞起了“农民棋王象棋争霸赛”、农民才艺表演大赛，又出钱又出力,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丰富了。媒体的关注多了,鹤龙湖作为“中国第二蟹镇”的名气越来越大了。
为什么回家乡“折腾”这个农民文学奖”?张一一清楚地记得两年多前跟父亲的一场对弈,那是他跟儿时乡村的一次重逢,对未来乡村的重新打量。
2013年春节,在外漂泊十年的张一一回到家乡。在跟父亲下象棋对弈中,父亲连输三盘。抹掉棋子,父亲告诉他,现在下棋的人少了,自己“手生了”,大家不是打麻将,就是买马买六合彩,哪有人陪他练棋。
“我小时候的乡村,可不是这样。”那时的父亲,虽然大字不识几个,常给他讲三国、讲水浒。邻里之间,农闲时候下棋、讲书、看小戏。那时候的时光是美好诗意的。
他拿起手机,打给镇党委书记冯为,倾诉苦恼。冯书记也是个“文艺青年”,跟他说,管理大师熊彼特临终前曾说过,“到了我这个年龄,我知道仅仅有理论,想靠理论来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够改变他人的生活。”
这句话“像一颗炸弹”扔进了张一一心里,轰炸出他对家乡的一个“策划”。“我要办一个农民象棋比赛,办一个农民文学奖,给农民出书、捐书、赠书，弘扬一种文化的氛围，让过去的乡村都活过来。”他在电话里说。
危勇、蒋慕平、李红旗、张志明、潘俊权、杨科全、陈细根、蒋春芳、刘叔龙、熊稻波、张正超、……这些农民创作者星星点点地分布在鹤龙湖镇46个村中,通过镇政府的牵线,张一一、张中一将他们集合了起来。
写作是一个人的事,农民们却也渴望融入、认可。2014年,第一届“农民文学奖”评出后,农民诗人们都很兴奋。“有人知道我们、帮助我们了。”蒋慕平说。
21日,张一一把一本本还留有油墨香味的由国家级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农民诗人作品集《中国梦·农民梦》送到了大家手中。这是他通过在北京的出版社朋友,以最快的时间、最低廉的成本赶印出来的,一共三千本。
70岁的张中一老人接过书,有些激动。怎能不激动呢?2010年鹤龙湖镇诗联文学会成立后,每年都因为资金问题捉襟见肘。每年仅出的一本集子,还是没有正式书号的。第一年1700册,第二年1000册,第三年几百册。“化缘”艰难,每况愈下,直让人对农民创作冷了心。
“如今可好,我快干不动了,能安心退了。只希望大家有了条件,别失了创作的热情,发动更多乡亲们学文化、搞创作!”
张一一的鼻子也发了酸,“我想展开一场实验,通过对乡野作家、农民诗人的发动,感染更多人,影响更多地方,让农村人别‘买马’,别庸俗地只是比较谁家儿女有出息、谁家别墅起得高。也多想想内心的东西,比比精神世界,比比谁看的书多,谁写的文章好。”
2014年,有媒体评选的年度十大文化事件,鹤龙湖镇“农民文学奖”位列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排名第三,被誉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次成功实践”和“中国小城镇文化建设的典范之作”。
对于张一一、徐凌峰的这些“折腾”,分管旅游的候镇长看得清楚实际。“鹤龙湖镇被称为蟹镇,对我们来说,发展旅游,名气最重要。所以张一一要在镇上做什么,我们都很配合。最好他们搞得动静越大越好。”
“他们的诗,放在中国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异类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他们的诗烟熏火燎,带着河塘的泥土味,家长里短、发家致富,琐碎甚至铜臭。”
农民诗人,除去农民的标签,诗歌的价值何在?蒋慕华说,她的身份顺序应该是女人、农民、诗人。“两个儿子不在家,把孙子孙女托付给我,我要先照顾好他们。家里有田,不种好地,怎么过活,别人怎么瞧得起?”蒋慕平说。
对于农民诗人的诗作价值,张中一看得清醒。“他们的诗,放在中国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异类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他们的诗烟熏火燎,带着河塘的泥土味,家长里短、发家致富,琐碎甚至铜臭。”
记者问危勇和蒋慕平,有人对你们关注,是因为你们农民诗人的身份,因为你们的遭遇,而不是因为作品,你们怎么看?
生活已将蒋慕平打磨得直白而实际,她不避讳自己对好日子的向往,又在这“世俗中”坚守自己的一方天地。“如果你们在读我的作品的时候,忘记问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将尊重你。”
“任何身份的标签都不能凌驾于创作本身。”危勇说。
“任何标签都有局限性,而每个人都是丰富的,创作也是不一样的。”张一一这样评价。他说,农民能以身边的素材进行创作,观察生活,热爱生活,有一种文化的向往和追求,就值得鼓励和弘扬,而不应该对其作品的艺术水准和文学价值过于挑剔。
傍晚,记者即将离开湘阴,蒋慕平突然打来电话,“我还有话讲。你知道那个脑瘫诗人吗?什么秀华,也是我们湖南的。”
“是余秀华,她是湖北的。”记者告诉她。
“对!”蒋慕平说,“她可真火,要不是路途太远,我早就去会一会她了。我们都是农民诗人。”
“你不是说,农民这个标签不重要吗?”记者诧异。
“重要,也不重要。”蒋慕平停顿了一下说,“在张一一找到我们之前,我已经写了几十年了。我们知道,我们也是他的‘作品’,我不在乎。没有他,哪有人会关注我们。”
“能不能在报纸上宣传一下我写的小戏。”她的乡音很重,怕记者听不懂,她又重复了一遍:她的理想,就是写一个成功的剧本,在家乡演出。“让大家都晓得,让别人分享我成功的喜悦。”
编辑：赵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