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三次来三门峡

黄河是一条母亲河，又是一条忧患的河。千百年来，它从中上游的黄土高原出发，将十几亿吨的泥沙携带而下，许多泥沙淤积下游河床，形成高于地面的悬河，黄河经常改道，洪水泛滥所至，北到天津，淤塞破坏海河水系；南至淮阴，淤塞破坏淮河水系。多少代炎黄子孙，曾将根治的目光投向它，而最终都落得个摇头叹息，无能为力，它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
　　五星红旗升起之后，领袖们再次将目光投向黄河。毛泽东第一次离京巡视的就是黄河。面对黄河，他的雄心大略几起又几落，他无法像面对淮河那样挥笔写下一定要根治的豪言，而只能嘱咐一声“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他的心情半是不服半是无奈。
　　1953年2月15日，毛泽东启程去南方巡视，主要去视察长江，并顺路到郑州看一看黄河的情况。专列开动后，毛泽东看着图纸上的三门峡，问随行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三门峡水库修起来，能用多少年？”
　　王化云说：“如果黄河干流30个电站都修起来，总库容约占2000亿至3000亿立方米，这样算个总账，不做水土保持及支流水库，也可以用300年。”
　　毛泽东笑了：“300年后，你早就有重孙子了。”说得王化云也笑了起来。
　　毛泽东呷了口茶，又问：“修了支流水库，做好水土保持能用多少年？”
　　“用1000年是可能的。”王化云是极力主张修大水库的，他很希望毛泽东此时能拍板定下来。
　　但毛泽东在大事上是谨慎的，在没有弄清利弊关系之前，他不会轻易拍板。他的提问却使王化云始料不及。毛泽东问：“那么1050年怎么样呢？”
　　“这……”王化云搔起头发，脸上红了一下：“到时候再想办法。”
　　毛泽东发出一种胜利者的笑声：“恐怕不到1000年就解决了。”他抽着烟，思路又回到现实，问：“三门峡水库定了没有？”
　　王化云回答：“还没有定。”
　　毛泽东：“三门峡水库有四个方案，你认为哪个最好？”
　　“修到360米这个方案最好。”
　　“那么多移民往哪里移？”
　　“有的主张往东北移，那里土地肥沃，地广人稀；有的主张往海边或者绥远移；有的则主张就地分散安置，不一致。”
　　“你主张移到哪里？”
　　“移到东北去，对工农业以及国防都有好处，就是多花点钱，我也主张移到东北。”
　　毛泽东将视线移到图纸上，盯着三门峡的位置看了许久，说：“我再问你，三门峡水库修好后，黄河能够通航到哪里？”
　　王化云回答：“能通航到兰州。”
　　“兰州以上能不能通航？”
　　“目前还没有考虑。”
　　毛泽东再次陷入沉思……
　　在周恩来的日程表上，有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就是黄河治理问题。他的策略是把黄河大堤加高加厚，以治标辅助治本。1950年政务院讨论治淮工程时，有人就提出为何不同时治长江、黄河、汉水？周恩来说，原因是淮灾最急，而要治黄也不是那么容易，要有更大的计划，不是一年内勘测得清楚的。我们现在做任何一件事，必须要有材料，没有材料，盲目干就会出乱子。他还举了过去解放区有一位热心家在河北平原修运河，修到中间遇到沙滩而不得不半途而废的故事，说明没有充分的材料是不好随便下手的，需要知识，需要材料，需要勘察，需要统计，需要技术，总起来说需要时间。
　　1952年3月29日，他写信给毛泽东并其他领导人，请他们审阅批准1952年的水利工作决定。1953年是我国由经济恢复阶段走向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第一年。苏联政府援助我国建设的156个项目的主要部分正在磋商。在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要求下，经周恩来与苏联政府商谈，决定将根治黄河列入苏联援助项目。1954年1月，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为组长的专家组来华。他们在研究了中国各方面准备的基本资料后认为，现有材料已具备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条件。2—6月，中苏专家120余人，行程12万公里，进行黄河现场大勘察。苏联专家肯定了三门峡坝址。柯洛略夫说：“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
　　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后，周恩来具体负责三门峡工程机构的组建工作。当时，撤销了燃料工业部，分别成立煤炭、电力、石油部。成立三门峡工程局，首先遇到的是这个局究竟是姓“水”还是姓“电”，即由水利部领导还是由电力工业部领导的问题。因苏联未设水利部，所以按苏联专家的意见，三门峡水电站应属电力工业部。再说三门峡水电站归根结底是要发电的，是两个五年计划中规模最大的电力工程，电力工业部在改建小丰满水电站中已经培养了一支不小的施工队伍，三门峡应该姓“电”；而水利部的意见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他们亮出的一张王牌是，建国后的全国重大水利工程都是在水利部领导下进行的，经验自不待言，技术力量也很整齐，虽说水电站最终是要用来发电的，但建造水电站，首先要制服水，没有水，哪来电？三门峡应该姓“水”。两“兄弟”争论不休，“官司”又要周恩来来判决。为此，周恩来于1955年11月2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了两部的意见。12月1日，他打报告给毛泽东及中央，指出：必须集中两个部的技术力量和建设经验，共同负责，通力合作，各有关部门也必须大力支持……如果存有任何单干的思想则是错误的。他认为苏联不设水利部的体制不适宜中国，因为中国的河流很多，防洪、灌溉等水利工程的工作量极为繁重，而且考虑到电力工业的发展趋势，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水力发电比重将会超过火力发电，水电与火电的建设工作今后势必由两个部门分别管理；因此，水利部不仅现在有必要存在，将来除了农田水利外，作为水电工作的领导部门也是需要的。他建议，在黄河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下，由两部共同负责，并吸收地方党委参加组成三门峡工程局，统一领导三门峡的设计施工工作，局长、副局长应该是专职干部，建立首长负责制；为着加强政治领导，工程局不应该受河南省委的领导。周恩来根据两部党组的干部配备方案，拟调湖北省省长刘子厚任局长，黄委会主任王化云、电力工业部发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河南省委委员齐文川任副局长，12月6日，国务院批准了以上任命。来年1月初，三门峡工程局在北京开始办公。7月2日，周恩来同三门峡工程有关部门和地方的同志谈话，7月3日，他接见了三门峡工程苏联设计专家。7月27日，三门峡工程局移驻三门峡工地。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隆重剪彩开工。水利部、电力工业部在建国后曾有过分合的历史，在三门峡开工前，水利部曾正式提过意见，将水电总局合并到水利部，国务院没有同意，仍决定三门峡工程由电力、水利两部共同负责。因此，南宁会议上才做出两部合并的决定，以求两者矛盾在一个部门内部协调解决。人们说，在这以前的六七年中，水电建设的处境确实是相当困难的，如在夹缝中生长。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三门峡的矛盾还是不少。
　　当时三门峡的主体设计都委托给了苏联专家，设想思想是对黄河泥沙采取拦蓄为主的方针，首先以三门峡巨大的库容拦蓄，同时大力开展水土保持，以此来减少泥沙来源，从而维护干支流水库的寿命。根据这个设想，三门峡的设计蓄水位是海拔360米，相应库容647亿立方米，水库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原需要大量移民。对这个设想规划，主要是对三门峡水库的淤积问题引起一系列争论。一开会，或者是几方面人士碰面，一提到三门峡，就有人说：“这个水库很快地淤死了，那么还有没有修的必要呢？”
　　“怎没必要？”反对者说，“可以把坝再提高一下嘛，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又有人摇头：“不是不是。就是把全部泥沙都放下去，不发电，不灌溉，只要将洪水拦一下，然后再放出去不就挺好嘛！”
　　直到开工了，争论还在继续。陕西的同志要求重新商议设计方案。
　　事关重大，周恩来不认为这种争论有什么不好，只要时间允许，肯说话，敢说话，就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他特别搬来了两位对西北很有影响的人物——彭德怀和习仲勋，一起到三门峡工地参加讨论。本来这个会是要在北京开的，为了结合实际，吸收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他决定改变会址，到三门峡工地去开现场会。
　　时间是1958年4月21日。4月的三门峡春寒料峭，黄灿灿的太阳光透过干枯的树枝照进屋子，花花点点的。一开窗便有一股冷风刮在脸上，仍有着深深的寒意。周恩来到达三门峡不久，就来到工地，看望一万多建设者。他身着中山装，一会儿走到头戴安全帽的工人面前一一握手，一会儿停下脚步，同工程技术人员探讨问题。当他走到工地浮桥上凭栏远眺，眼前的景色使他顿生联想：工地上人如海潮，机器声震撼大地，一片沸腾；黄河犹如暴戾的恶龙，穿山破壁，气势汹汹地奔腾而下。三门峡河中有两座石岛，将黄河分为三股激流，由左至右，分别称为人门、神门、鬼门，“三门峡”由此得名。其下约400米，又有三座石岛挺立河中，右为中流砥柱，即古籍所载大禹治水“凿龙门、劈砥柱”的中流砥柱，中为张公岛，右为梳妆台，洪水之际，浊浪排空，惊心动魄，是黄河潼关以下最险恶的地方，素有“三门天险”之称。每次舟船从“人门”过峡，必须对准下游“照我来”（即中流砥柱石）直冲过去，方能脱险，否则必有船翻人亡之祸。望着无数巨龙般扭在一起的河水飞旋而下，然而一撞击突兀而立的中流砥柱，便粉身碎骨，化作千万朵雪团般的浪花，周恩来发出一声赞叹：“砥柱，就那么点大，冲刷了多少年还在那里！”
　　现场会也如同工地的情景一样，开得热烈活跃。人们认真听着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讲话，掌声如潮。陕西省来了不少人，他们一开口如同秦腔一般高亢，也不隐晦自己的观点：“三门峡水位高了，西安地区的土地碱化就会加重，粮食作物将会大面积减产……”
　　4月24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作总结发言。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开会的目的是要听取许多同志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这个会是有意识的要听取许多同志的意见，树立对立面。”他认为：“如果这次是我们在水利问题上拿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问题，进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争鸣下去。”
　　现场会上，有的同志对水土保持的速度和减沙效果估计过高，周恩来泼了冷水。他甚至说了一个一般人都避讳的词：“如果我估计保守了，我甘愿做愉快的右派。……有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后人会替我们解决的，总是一代胜过一代，我们不可能为后代把事情都做完了，只要不给他们造成阻碍，有助于他们前进。”
　　周恩来虽然指的是治水，可这由衷之言却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即一个“稳”字。诚然这与毛泽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气概相抵触，尽管他们的意愿是一致的。
　　三门峡的一个具体问题就是确定正常高水位。1954年定为350米，后来又抬高至360米，大坝泄水孔底槛高程为320米。而正常高水位的抬高，将增加土地淹没、泥沙淤积和移民问题。陕西省对此意见很大。周恩来支持中国专家多次提出的降低泄水孔底槛高程的意见，可苏联方面说闸门启闭有困难，修改设计可能要延长工期，认为降到310米比较经济合理。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说：“三门峡水库泄水孔底原定320，这就太高了。320就是高出库底42公尺，是不是能够降低？我们说可以减低到300，但是和苏联专家商量，最多让步310，不然关闸比较困难。……还可以继续争一争，看是不是能改到300，因为减低一点，总可以使泥沙多冲出去些。”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泄水孔底槛高程最后降至300米。
　　1959年10月12日，周恩来再次来到三门峡工地，并主持现场会。按他的老习惯，每到一地，只要时间允许，他都要看看第一线和后勤的普通工作者，往往他们最辛苦。他同他们握手，有时问候几句。许多人的手上还沾着油污，来不及擦洗，便被他握住。当他路过一座30多米高的塔吊时，恰巧女司机小郭顺着扶梯走下来。周恩来笑呵呵地握住她的手，问：“塔吊这么高，怎么上去的？一天上下几次？”小郭红着脸一一作答，周恩来高兴地点头。他来到另一座龙门吊跟前，朝上看了看，扶着梯子就要上去。跟随人员有些紧张：“首长，这太危险了！”周恩来笑笑：“人家一个姑娘都能上去，不要紧的。”他顺着扶梯上到顶，朝四周看去，整个工地全景尽收眼底。这时闻讯赶来的群众越来越多，都想看看周总理。一个小伙子嘴里嚼着馍，使劲往前挤，工作人员正要阻拦，被周恩来发现了，他招呼小伙子上前，问他吃的什么，小伙子不好意思，说是馍，周恩来从他手里接过馍，掰了一块放进嘴里尝尝，说好吃，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这次现场会有中央有关部门与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等省负责人参加，讨论了三门峡工程1960年汛期拦洪蓄水和以后继续根治黄河的问题。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根治黄河必须在依靠群众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大面积地实施全面治理与修建干支流水库同时并举，保卫三门峡水库，发展山丘地区的农业生产。他还就控制水土流失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1961年10月8日是周恩来第三次来到三门峡的日子。他这次是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来视察水电站的。这时的中苏关系已从蜜月到了冷宫，随着全国大批撤走的专家和停运的设备，三门峡工程也面临停顿的境地。毛泽东在迎接挑战，他号召全国人民咬紧牙关，勒紧裤带，一切靠我们自己。1960年大坝拦洪后，急需安装启闭闸门的350吨门式起重机，合同规定由苏联供货，苏方却有意拖延不供，我国自己也生产不了。周恩来决定我国自己设法制造，并亲自责成有关部门，为三门峡解决困难。太原重型机器厂承担了此项任务，解决了三门峡的燃眉之急。苏方还将大型水轮机的全部焊接技术资料扣留不给，使得运输困难而铸成两半的水轮机转子运来后也无法安装。焦急的周恩来亲自请来沈鸿、李强、冯仲云等人，研究具体解决方法。他在三门峡工程局上报的试验计划上批示，把全国各地有丰富焊接经验的老工人和专家集中起来，集体攻关。他让机械部和水利电力部的负责人到现场指挥。结果在沈鸿主持下，找到了解决办法。在周恩来陪外宾到来之前，已经开始焊接。周恩来一到，就来看水轮机转子，他前后左右地打量着，用手使劲推了推，问沈鸿：“焊接牢不牢，会不会出毛病？”这可是发电机的心脏，任何一点隐患都可能铸成大错。
　　沈鸿回答：“估计不会。”
　　周恩来擦擦手上的油污，点点头：“一定要保证质量。”
　　三天以后，水轮机转子焊接完成。第二年的2月，第一台发电机组安装完毕，并进行了试运转。后来三门峡改建时，将其拆除，把它重新安装到了丹江口水电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