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40名副厅以上贪官落马 人均受贿1430万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受贿案尘埃落定。

10月13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李达球受贿1095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从李达球落马到获刑，已过去一年多。十八大以来，更多落马官员的刑责追究正在路上，中纪委官网上公布的已判案件显示，有40个副厅级以上贪官案件已经审理，31个官员案件最终宣判。

最终宣判的案件显示，“李达球们”被认定的受贿金额差距很大，从4.6万到6460万元不等，总数近4.4亿元，平均受贿金额达1430万余元。

受贿金额最低4.6万元，最高6460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李达球受贿的1095万余元来自十七个单位或个人所输送的利益。

中纪委官网上公布的41个贪官案件判决显示，同为副厅级以上的官员，“赚”得比他多的大有人在—有15名，其中省部级干部有4名，其余都是厅官，与他同级。

受贿最多的是原铁道部长刘志军—6460万元，这名正部级官员，在去年7月因滥用职权罪、巨额受贿罪被判处死缓。

受贿最少的是湖南衡阳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胡国初，他在今年8月一审被判处5年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罪名是玩忽职守、受贿。判决书显示，他受贿4.6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判决书显示，有些贪官的受贿案中，收的钱不仅仅限于人民币。

如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法制办原主任武志忠在今年9月因受贿罪被判无期，他受贿545万元，但有2097万元人民币、19757港币、3474欧元、13万美元、865加元来源不明。

安徽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郭超（微博）在去年10月被判无期，他受贿人民币569万元，还有港币20万元。

总计4.4亿，人均受贿1430万余元

40名贪官案件，目前有31名贪官的受贿所得得到最终认定。

统计这些受贿所得发现，共有近4.4亿的金额被收入官员囊中，平均下来，每个人的受贿金额达1430余万元。

31名贪官中有6名省部级官员，其余均是厅官。判决书对上述贪官的受贿罪的表述，大多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对李达球的表述雷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说：“李达球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有的判决书更为具体，点明其受贿形式。如安徽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家坤在今年1月以受贿罪被判无期，他受贿2929余万元。判决书说，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特定关系人（情妇）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他的情妇还为此获刑13年。

今年9月，刘铁男案中，检方的指控显示，刘铁男在其受贿的3500多万元中，大多数是间接通过其子收受的。

新华社分析称，从一些受贿案件中，一些领导干部不再直接从老板手中拿钱，而是通过亲属子女输送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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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往往伴随滥用职权罪

梳理上述已经公布的贪官案件发现，一些贪官还负有其他罪名，往往伴随着“滥用职权”。

如内蒙古自治区原政法委书记杨汉中在去年8月一审中被控受贿4037.5万元，检方还提到，杨汉中因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损失4945.6万元。

去年11月，江西农机局原局长王绍萍一审被判处18年，他受贿700多万元，但因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则高达2200余万元。

此外，四川雅安原市委书记徐孟加在今年的9月一审中，被指控受贿548万元，但因此给国家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约1.2亿元，几乎是其受贿金额的20多倍。

受贿数额大，“贿随权集”是病根

如何治理受贿频频的贪腐行为？对症方能施治。导致权钱交易的“总病根”还是权力过分集中，突出表现为“一把手”频频成为贪腐案件的主角。

近期，海南共查处“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77件，涉及县处级以上“一把手”25人，占立案数的近两成；天津共查处领导班子“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33件，其中局级6人、处级27人；山东共查处涉及厅级“一把手”案件16件，同比上升近80%……

细数近期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腐败案件，当事人相当一部分也都是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一把手”，这些“书记”“市长”“董事长”“总经理”手握大权，不法商人则趋之若鹜，想方设法以利相诱。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完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没有根本转变，官员手中的资源配置权、项目审批权等确实能给商人“办事”。而这些权力一旦失去有效监督和制约，也就为一些希望“走捷径”的商人打开了“方便之门”。

“客观上有了机会，主观上有了坏的氛围，社会上又缺乏纠错的舆论氛围，对官商勾结形成了一种宽容忍，导致这个问题日积月累、屡治不除，终于成为顽疾。”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评价说。

应震慑商业贿赂和官商勾结

专家普遍认为，要根治“贿随权集”，关键还是要健全民主决策机制，加强对权力的有效制约，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建议，用制度管权、管钱，念好约束权力的“紧箍咒”，把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等公共资源交易，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形成“不能腐”“不愿腐”的机制。

高波认为，反腐败既要高举高打、动真碰硬，又要标本兼治，机关企业并重，不但要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紧箍咒”越念越紧，而且要严肃查办国有企业腐败和跨国公司“洋贿”，对商业贿赂和官商勾结等现象形成强大震慑。

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四方面改革任务提出了26项重点举措。方案强调，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关键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党委（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其他成员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要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这传递出一个鲜明的信号：领导干部承担的反腐职责不能“空对空”，一旦失职，必须追责。

汪玉凯表示，目前，大力反腐与深化党的制度建设改革相结合，正是“标本兼治”的好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