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审判详尽史实披露 追忆不为人知的细节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留下的这段话,虽经70多年历史风云变幻,但依然振聋发聩、令人深思。

　　“我们要告慰遇难同胞和抗战先烈的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后,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作为重大战争罪行,受到国际正义的严正审判和人类良知的普遍唾弃。”2016年12月13日,第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在讲话中说,那些穷凶极恶、双手沾满南京人民和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被钉在反和平、反人类的耻辱柱上,这是历史的定论。今天,我们公祭遇难同胞,缅怀抗战先烈,谴责侵略暴行,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是为了携手开创和平美好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战争、试图开历史倒车的言行,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国行公祭,法立典章。”《法制日报》记者梳理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司法审判史料,并从法律角度还原了当年对日本战犯审判的艰辛和严谨,正如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朱成山所说,“审判南京大屠杀战犯的印记永远不会被磨灭。如果有人试图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永远不会得逞”。　

　　国际法庭专项审理大屠杀惨案

　　1946年1月19日,由11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成立,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法制日报》记者查询相关史料发现,法庭自1946年5月3日正式开庭,至1948年11月12日终结,共历时两年半。这期间,共开庭818次,检察官陈述历时195天,辩护律师辩护历时224天,合计416天。受理法庭证书4336件,419名证人出庭作证,有779人用供述书和宣誓陈述作证。审判记录长达48412页,判决书长达1212页,这些细节都鲜明地彰显了审判过程的严谨。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本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七人被判处绞刑,其中松井石根、武藤章就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

　　在中国,审理日本战犯经历了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期。1946年2月15日成立的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主要审理了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战犯和其他日本战犯,共计有696名日本战犯被国民政府检察机关起诉,其中149名罪大恶极的战犯被判处死刑。1956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关押在太原和抚顺的1000余名日本战犯,以及从苏联引渡回国的战犯进行审理。

　　《法制日报》记者查询相关档案确认,南京审判是根据当时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的规定,由庭长1人,审判官4人,主任检察官1人,检察官1至3人,主任书记官1人,书记官5至7人,以及翻译、司书、军需文书等若干人组成。后因工作量增加,扩大了编制,增设了审判官、检察官、书记官以及翻译、司书。该庭庭长始终由石美瑜担任,审判官为陆起、李元庆、林建鹏、叶在增、孙建中、龙钟煌、张体坤、宋书同、葛召棠等,主任检察官为王家楣,检察官为陈光虞、李璿、李浚、徐乃堃、高硕仁、施冰等,主任书记官为丁家庵。这些审判官和检察官基本上都有着浓厚的法学专科教育背景,其中庭长石美瑜曾经担任过上海高院法官,并在上海沦陷后担任过上海高校法学教授。

　　虽然经历了多年战争的摧残,大量人证物证灭失,在当时的办案条件下,案件审理异常艰难,但从法律思维角度来看,中国的审判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样,毫无疑问具备无可争辩的公信力。

　　相关资料记载,检察官陈光虞根据国际红十字会提供的线索,亲自刨开丛葬坑,将尸骨一一验看,然后按被刀砍死、枪弹击中致死、身首异处、被钝器击死、火烧死及妇女遭强奸后被杀死六类情况,将尸骨装袋,又从中山码头、草鞋峡、燕子矶、东岳庙、斩龙桥等地取回大量证据,这些确凿的证据后来在法庭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开庭期间,有很多亲历大屠杀的外国人在大义面前挺身而出,出庭作证时义愤填膺,当面痛斥了日军暴行。

　　朱成山介绍,“有幸的是,这些审判档案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其中石美瑜的儿子石南洋律师,还将谷寿夫等案判决书底稿捐献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相关史料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编辑成书籍对外公布”。

　　朱成山认为,对侵华日军陆军中将谷寿夫的审理过程之严格是最好的明证。1937年12月12日,谷寿夫第六师团率先攻破南京中华门,他本人不仅亲自用军刀杀人,还强奸中国妇女10余人。谷寿夫及其师团杀害的中国平民和战俘至少达5万人。谷寿夫系被盟军总司令部逮捕,于1946年2月移交中国的乙级战犯。对谷寿夫的审理前后进行了1年多时间,检察官在1947年2月6日起至3月10日长达1个多月的公审中,指证谷寿夫及其师团所犯下的集体屠杀就有28案,零散屠杀858案,先后有80余名证人出庭作证,其中包括来自英国、日本、美国的三名外籍记者和一名美籍教授。

　　在审理谷寿夫案件时,被告人聘请了美国律师,按照当时国际法庭规定,还派来了美军少校赫伯、美国驻国际法庭的法官阿尔达克、霍西三人担任监审官。最终谷寿夫还是在大量证据面前低头认罪。1947年3月10日,谷寿夫被判处死刑,4月26日被枪决,行刑前他写下“愿献此身化瘀积,中国不再恨日本”的诗句,希望以他的死来消除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

　　中国法庭严谨公正审判日本战犯

　　《法制日报》记者还注意到,当时的中国媒体对谷寿夫审判进行了较为充分、公开的报道,彰显了案件审理的严肃、公正。1947年3月11日的《申报》第二版,就刊发了《谷寿夫判处死刑》的消息,还详细刊登了判决书要点,其中显示审判长石美瑜在判决书中引用的20多个条款来自海牙陆战规例、战时俘虏待遇公约、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等国际法律,最终认定谷寿夫犯有危害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判处其死刑。

　　记者梳理发现,法庭还引用了日本媒体和刊物报道的内容,直接作为证据指证战犯罪行。如丙级战犯向井敏明与野田毅在攻占南京前,就沿途进行了骇人听闻的“砍杀百人比赛”。《东京日日新闻》1937年11月30日首次对他们的恶行进行了报道,其中不仅时间、沿途地点明确,杀人过程及数字清楚,而且同时还配发了照片。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东京日日新闻》12月13日又刊发了两人进行新一轮杀人竞赛的报道,成为日军凶残屠杀的铁证。被引渡到中国受审的战犯田中军吉的杀人暴行,在日军刊物《皇军》中被刊登亲自挥刀斩杀平民,并在照片上标明了“曾杀三百人之队长爱刀助广”等字样。

　　2016年12月13日公祭日举行期间,担任谷寿夫案件具体承办法官叶在增的儿子叶于康、孙子叶恕兵也受邀来到现场。“对父亲来说,能通过审判让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得到应有的惩罚,可谓大快人心。”叶于康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叶在增受命前在江西九江等法院工作,被推荐到南京军事法庭担任法官后,深感责任重大,对证据要求必须确切翔实、无懈可击,期间先后开了二十多个调查庭,对被害的幸存者、被害人的亲属、目睹罪行的目击者、尸体掩埋者等一一具结,日本军人用以炫耀武功自拍的屠杀照片、屠城电影也被拿到庭上作证,在公审后又草拟判决书,字斟句酌,体现了良好的法学素养和能力,倾注了个人全部精力。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组成员、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倪征日奥　的女儿倪乃先今年已经75岁,再一次来南京看到纪念馆展厅内布置着她父亲生前使用的打印机,流连驻足,十分欣慰:“这些遗物能让后人铭记历史、面向未来,也圆了父亲的夙愿。”

　　这些铁证如山的史实,越来越得到公认。2015年10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官网上公布了最新入选的世界记忆名录,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入选。12月11日,《南京大屠杀辞典》等多部南京大屠杀历史书籍在南京首发,关于南京大屠杀文字史料至今已达5000万字。

　　12月7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三期扩容工程竣工开馆,并举行了“正义必胜　和平必胜　人民必胜”主题展,馆长张建军介绍说:“以胜利为主题的新馆落成,是对所有被日本帝国主义屠杀的同胞们最好的祭奠。”

　　涉及南京大屠杀诉讼案固化历史

　　虽然对南京大屠杀的司法审判过程早已载入历史,但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言论,却至今未完全平息。

　　朱成山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前后发生过四起系列案件,包括参与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日军士兵东史郎,因撰写出版《我们的南京步兵联队——　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即著名的《东史郎日记》)而被文中一人在1993年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的“东史郎案”、1999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右翼分子松村俊夫对其在书中诬蔑她是“假证人”的行为道歉并赔偿名誉权损失的“李秀英案”、2000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对日本右翼分子东中野修道和松村俊夫在其所写的《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南京大屠杀大疑问》中公然否认夏淑琴真实身份,称她是被人为刻意培育出来的假证人等行为,在中国法院提起诉讼,后又在日本法院成为被告,并提起反诉的“夏淑琴案”以及2003年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的遗属在日本法院控告《朝日新闻》当年战地报道是“开玩笑”而编撰,企图翻案的“百人斩案”。

　　“东史郎案件败诉,但他在去世前多次来到中国谢罪,与日本右翼势力进行了长期斗争。李秀英案和夏淑琴案都获得了胜诉,百人斩案被法院驳回。”朱成山介绍,日本右翼否认大屠杀的论调依然十分猖獗,但只要是通过法律途径去诉讼的,每一个案件都为南京大屠杀史实进一步固化起到了较大作用。

　　今天,86岁的幸存者夏淑琴受邀出席了公祭日活动,回想当年历时9年的诉讼过程,她依然激动万分:“尽管我通过法院告赢了日本人,但我一直会继续为历史作证下去,直到日本右翼真诚道歉,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等到这一天!”

　　78年前,8岁的夏淑琴亲眼目睹了祖孙三代7人被日本兵残忍杀害、强奸的最黑暗的一幕。2000年11月27日,日本右翼分子东中野修道和松村俊夫在书中公然否认夏淑琴的真实身份,在南京律师谈臻的帮助下,夏淑琴果断拿起法律武器,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状告两名日本作者及书籍发行人日本展转社株式会社侵害其名誉权,最终分别在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日本三级法院获得胜诉。

　　“这个案件至今保持着重要意义,对部分右翼分子罔顾事实,试图篡改历史的卑劣行径,通过法律手段加以驳斥,具有其他手段难以达到的震慑力。”谈臻律师认为,对日本右翼分子的斗争是一项长期的斗争,设立公祭日,是对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最强有力回击。建议进一步研究法律层面对“翻案”行为的惩戒追责问题,将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行为明确为刑事犯罪。　本报记者　丁国锋　马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