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挖坑业主”曾卷入官场窝案全身而退(图)(一)
李宝俊
原标题：华商调查“挖坑业主”李宝俊辞去徐州人大代表
1月31日下午，徐州市人大常委会确认“人大代表李宝俊的辞职报告合法有效”。这意味着李的人大代表资格已自行终止。此前，李宝俊首度就北京德胜门内大街（以下简称“德内大街”）塌陷事件向公众致歉，称是他妻弟所为，承诺赔偿，并称将辞去人大代表职务。
“闪电辞任”并未平息来自公众和媒体的质疑，至今尚未露面的李宝俊却仍和被挖塌的德内大街93号院一样，深陷泥淖与迷雾中。
据北京市住建委及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的资料，李宝俊在北京德内大街93号的四合院和其他两套别墅，购置于2008年至2010年之间。
李宝俊闪电辞职，来自公众和媒体的质疑却仍在持续：卸责内弟是否“金蝉脱壳”？内弟有何能耐骗取德内大街的施工许可证？为何施工1年多，群众多次举报未获纠正？挖塌德内大街岂能从容进退？行贿官员为何涉险过关？李宝俊身后的贵人有多少？重重迷雾，仍待深究。
华商报记者在北京、江苏徐州等地的调查发现，过去的十年间，李宝俊曾卷入徐州官场腐败窝案，因行贿徐州市泉山区落马区委书记被调查，名字被写入公诉文书，最终却全身而退，而海荧集团旗下多家公司诉讼缠身，2014年11月，李甚至因债务纠纷被徐州市中院“限制高消费”。
闪电辞职
塌陷事件时逢江苏两会请辞人大代表被指“危机公关”
隐秘施工13个月后，这个已探挖18米，几乎与北京地铁7号线等深的地下室工程止步于一场轰动京城的塌陷事故。
据官方消息，塌陷最早发生于1月24日，抢险过程中，再度发生塌陷。1月28日，实名认证为北京日报的微信公众号发文《这位人大代表，你赔我们的德内大街》，“人大代表李宝俊”的名字随“德内大街93号四合院被挖塌”的消息在网络间迅速流传，持续发酵。
这一天，正值江苏省两会进入第三天，接近江苏省人大常委会人民代表工作委员会的知情者透露，这则消息引起了江苏省主要领导的重视，当即要求徐州市有关方面“妥善处置”。
一个令当地尴尬的事实是，提供舆情监测的平台数据显示，1月28日起，关于“江苏两会”、“人大代表”、“徐州人大代表”的监测结果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是“人大代表李宝俊”和“挖塌德内大街”，在百度搜索，人大代表李宝俊的网页高达11万条。
徐州方面当即进入应急状态，迅速启动了李宝俊“主动辞职”的危机公关。1月30日午夜，李宝俊致信媒体，宣布将辞职。1月31日上午送达辞职报告，12小时内，泉山区、徐州市两级人大常委会完成了同意辞职、上报资格审查委员会，从法律上确认了李的辞职。
知情者称，“诚恳道歉、闪电辞职、卸责内弟”在当地被认为是一次“有高人指点，无缝衔接的危机公关”。
宣布道歉、辞职的时间选择与递交辞呈和接受辞职均在12小时内完成。通过辞职获准，“人大代表”将离开舆论靶心，“诚恳道歉、承诺补偿”至少可以部分平息民愤，而“因病入院”和“卸责内弟”则解释了李没有及时现身的原因。
事实上，据同为徐州市人大代表的一名知情者透露，李近年忙于在北京和徐州间穿梭，无暇履行人大代表职责，在今年的徐州两会上并没有合格议案。1月30日，徐州市泉山区人大常委会人民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武宝福在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称“对李宝俊的议案没有印象”。
官场窝案
行贿时任区委书记曾被调查最终全身而退
江苏徐州市泉山区，位于东、南三环交界的七里沟街办，李宝俊的中国汽配城坐落于此。
苏北重镇徐州扼守京沪、连霍要道，以煤炭化工、工程机械、水泥建材、仓储物流、电子信息为主导产业。李宝俊及其海荧集团几乎涉足了上述所有领域。
公开资料显示，李宝俊曾于1975至1980年供职徐州市王庄煤矿，1987年后投身商海，先后担任皮塑工艺厂和彩印厂厂长。海荧集团成立于1995年。江苏省工商局的企业登记信息显示，海荧集团旗下10余家公司业务涉及汽配城、仓储物流、混凝土、4S店、电子商务。
多位知情者向华商报记者证实，李宝俊的发迹始于徐州汽配城的改制。徐州汽配城原属徐州市交通局下辖企业，因毗邻客运南站、旧车交易市场和多家大型商贸物流市场，2001建成运营后成为“苏北最大的专业汽配集散中心”。
2003年，徐州汽配城启动改制，李宝俊最终入主汽配城，并获得巨额土地租金减免和银行贷款支持，不久将之更名为汽配城（中国）有限公司。其时，李宝俊被指与汽配城所在的泉山区时任“一把手”董锋过从甚密。
5年后，被指“一夫多妻”的徐州市泉山区委书记董锋因发妻举报落马受审。2008年11月底，检察机关的公诉文书中出现了李宝俊的名字。
华商报记者获得的这份公诉文书指控：“2003年至2008年间，被告人董锋多次利用职务之便为中国汽配城有限公司购买徐州交通局汽配城、办理贷款、减免土地使用租金等方面提供帮助。2008年6月，该公司董事长李宝俊为感谢董锋的帮助，以与被告人陈文合作开办‘徐州上品商贸公司’的名义给董锋派送干股。在董锋、陈文未实际出资的情况下，李宝俊为董锋、陈文出资，贿赂其干股人民币30万元。”
公诉书显示，董锋案中，参与行贿、买官的企业主和官员达30余人，其中仅处级官员就达10余人。在坊间，董案也被称为“官场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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