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改居”：农民的权益只能增不能减

        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之分，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它在适应当时经济发展条件和社会管理水平的同时，也在城乡之间横亘起一道壁垒，造成了城乡经济社会的严重二元化，导致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和农民权利的巨大损害，其本身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痼疾和瓶颈，一直以来广为诟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成为时代的呼声，也具备了实施的条件。

        全面取消农业户口，实施“农改居”，其巨大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我们党的执政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农民作为人民中的大多数，理应享有其应有的权利；也不仅在于，历史的欠账必须清还，农民为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必须得到合理合法和有尊严的补偿；还不仅在于，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当下，农民当然应该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而且还在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绝不能有二元社会的存在，绝不能有“二等公民”的存在。农民，将历史性地回归其本来之义，它是一种职业，而不是身份！

        全面取消农业户口，实施“农改居”，是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大决策和关键节点。因此，对待“农改居”，就应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来看待，从城乡居民权利同等化的要求来落实。实施“农改居”，关键就是要落实好“一体”和“同等”，就如人的身体各器官，虽然处于身体的位置不同、功能不一，但都是身体的一部分，都不可或缺，都要加以呵护，不仅营养要均衡送达，还要有针对性地固本扶弱。城乡之间亦然。面对城乡之间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平等和差距，如何让农民真正享受到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和保障，是“农改居”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下一步还需要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细则，加大对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延伸覆盖，逐步弭平城乡居民福利待遇方面的差距，创造条件不断改善农村居民在教育、医疗、就业、养老、卫生、文化等方面的弱势和不足，着力消除各种或显或隐的福利差距，让好政策真正落地，让农民有一种明显的获得感，如此方符合政策设计的初心。

        取消农业户口，实施“农改居”，农民的权益只能增不能减。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经济、政治权利，也是农民的基本权利和核心权利，是农民生存发展的“命根子”，任何人都不能侵害，任何人都不能打任何的“小算盘”！要坚决防止以“农改居”名义打农民土地权利的主意，更不得以各种理由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属性，严重侵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要坚决防止“农改居”后搞所谓的“以土地换社保”、强行要求农民退出承包地。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法赋权利，本质上是一种财产权，要不要退出，是他的自由，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就像任何人不能因为一个市民搬到乡下生活、就要求他退出城里的房产一样，任何人也无权要求一个进城农民必须退出他的承包地。当然，我们鼓励在城市有稳定就业生活的农民工有偿退出承包地，也相信只要我们保持历史耐心，会有更多的二代、三代农民工自动退出承包地。但请记住关键的两个词：有偿、耐心！任何退出都必须有偿，都要交换；任何退出都要有耐心，都要时间！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各地正在开展的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全覆盖，农民的土地权利将会牢牢地攥在农民自己手中。

        开弓没有回头箭。取消农业户口，实施“农改居”，是顺应时势、呼应民心之举，但宣布取消易，扎实实施难。而这不仅与政策意愿相关，还与经济实力相连，在经济新常态下这更是一个考验。因此，在政策确定之后，“落实”很重要，“扎实”更显功夫。不能脱离本地实际的好高骛远，不能不管经济水平的贪多求快，一定要量体裁衣，有多少米做多少饭，虽然不能一夜之间实现城乡居民权利福利真正一样，是很遗憾的事，但每天都有小进展，积小胜终能成大胜。

        “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这是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三农”的重锤响鼓。实施“农改居”，为增进农民福祉创造了新的契机，但农业弱质、农民弱势、农村发展滞后的总体态势没有改变，城乡之间的差距在短时期内也很难消除。因此，“农改居”之后，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只能增强不能减弱，农民的权益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这应该成为一种共识并始终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