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公祭日特别策划：李大钊与河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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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李大钊同志曾六次来到河南，并于1925年8月来到河南大学，为传播马列主义、指导工人运动、开展国共合作、创建河南党组织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1年春，李大钊来到郑州铁路工人夜校讲课，亲自和工人兄弟见面，宣传马列主义。为进一步推动河南的工人运动，李大钊利用与吴佩孚幕僚白坚武曾为同学的关系，曾分别于1922年7月、9月两次奔赴洛阳，与吴佩孚会谈。一个月后，即10月9日，孙中山派代表张继前往洛阳，同吴佩孚进行会谈。李大钊作为陪同人员，参与了这次活动。在此之前，李大钊已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国民党。

      李大钊两次来到开封，主要是为了推动国共第一次合作。1924年，国民党召开“一大”时，李大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当年年底，参加北京政变的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率军抵豫，就任河南督办。胡早年加入同盟会，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对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李大钊也十分敬佩。为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李大钊曾多次与冯玉祥、胡景翼接触。就在胡景翼到河南前，在位于苏联领事馆内李大钊的房子里，苏联顾问、李大钊等与胡谈判，准备“在开封设立军校，拟招收二千学生，其规模大于黄埔”等事宜。

      胡景翼抵开封后，立即派屈武（北大学生，于右任的女婿）等人赴京、津，邀请孙中山、李大钊到河南，以协助其制定治豫方针。孙中山因病滞留天津。李大钊为继续开展对胡景翼的工作，发展河南革命形势，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的身份，于12月下旬由屈武陪同抵达开封。

      到达开封后，李大钊受到了胡景翼的热情接待。在大约一周的时间内，李大钊与胡景翼就苏联军事武器在国民军二军中的分配、往国民二军派遣苏联顾问和大学生（多数系共产党员）抵豫工作、帮助整顿军队等许多问题，交换了意见。

      1925年初，苏联顾问团抵达河南，部分共产党员如刘天章、杨晓初等也先后抵汴。3月，胡景翼亲笔写信给李大钊，希望增派苏联顾问和大学生。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帮助和努力下，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河南的局面初步形成。中国共产党在河南的活动陆续开展，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日益活动，国民党的组织也逐渐壮大。

      靠着运来的8架飞机，国民二军建立起了一支航空队，这是河南拥有飞机的开始。同时，成立了以共产党员刘天章为队长的学生队（后改为学生营），学生营在开封成为当时比较活跃的一支革命力量。在党组织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仿照黄埔军校设立的国民二军 “北方联合军校”在开封成立，由国民党左派、曾任安徽督军的柏文蔚担任校长。李大钊与胡景翼的开封晤谈十分成功。就是他们这次会晤，促进了国共合作在河南的形成和开封革命新局面的出现。1925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李大钊的建议，派王若飞来河南开展工作。王若飞先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河南，组建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并担任区委书记。

      然而，1925年4月，胡景翼猝然病死。其继任者岳维峻表面上与共产党接触，但暗地里却与军阀势力勾结。面对复杂的河南局势，国民二军中的苏联顾问及时汇报了情况。为了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稳定革命局面，1925年7月，李大钊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的陪同下，第二次来到了开封。

      这次开封之行，李大钊主要是对岳维峻进行工作，劝说岳维峻不要杀“四门”（东打山东，南攻湖北，北战保定，西征山西），要求他继续支持河南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巩固统一战线的局面。此时，正值暑假，李大钊在听取中共中央特派员王若飞的汇报后，对在五卅运动中河南青年反帝爱国的高度热情特别关注。8月初，李大钊在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的六号楼三楼大教室，向开封各校学生代表作了《大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的演讲，提出了“尊重民权，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三大口号，勉励大家积极投身国民革命运动。8月6日，由中州大学学生马员生记录、署名李守常的文章《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在开封第一师范学校进步青年社团的《雷火》周刊上发表，成为在河南保存的李大钊珍贵文献之一。

      河南大学在纪念建校90周年之际，在六号楼门前西侧竖立了一尊两米多高（含底座）的李大钊塑像，以纪念这位党的创始人。

（据张绛《李大钊与河南党组织的创建——简述李大钊的六次河南之行》、魏东柱《李大钊在开封》、马国福《李大钊两赴开封指导革命回眸》整理。见《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开封日报》2011年6月3日、《河南法制报》2013年6月18日。）（魏东柱） 

      员生姓马，原名马霖，字员生。1906年农历9月出生于河南省辉县（今辉县市），祖上为乡间绅士。其父马和赓，毕业于河南高等学堂，为当时的“洋秀才”，辛亥革命后为河南首届议会议员并兼任《河南日报》编辑。1916年《河南日报》停刊后，又担任《新中州报》总编达十二年之久。员生三兄弟均为河大学子：大哥马云，字固生，为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第二届英文科毕业生，后考入复旦大学；三弟马雯，字卓生，毕业于中州大学。1921年员生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第四届英文科，是当年从1500名考生中录取的50名学生之一。1922年河南省在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中州大学，员生转入英文二年级学习至1926年12月。

      在校期间员生思想活跃，追求进步，受“五四”运动和身边进步教师的影响，并利用其父担任报社总编的便利条件，大量阅读全国各地报纸和革命书籍、进步刊物，如《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政治周报》、《创造》、《洪水》、《语丝》、《莽原》、《晨报》、《时事新报》、《三民主义》等，逐渐由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是河南大学早期革命活动中的参加者和组织者。

      1922年，员生和孟丙昌等几个学生办起了学生商店，销售革命书籍，宣传新思想；1923年和同学李汉杰、杨放之等人创办了中州大学第一张墙报，定名为《试刊》，并负责论文、短评的撰写。《试刊》在随后办起的众多墙报中影响力最大、办得时间最长（1923—1926年）、宣传效果最佳。

1924年员生组织并参加河南第一个革命青年组织“青年学社”。在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提出召开国民议会的口号后，河南组织了由各界代表参加的国民议会促成会。“青年学社”以革命青年组织名义，派马员生和韩源波参加，员生被选为促成会中外文版组的副组长，（组长为语文教员李静祥），负责公文往来工作。

      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兴起，“青年学社”为扩大宣传和影响，将国民革命思想和新文化工作及社会科学知识结合起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青年学社”成立了新剧团，员生任副团长，排练节目举行公演。其中有反军阀战争的“可怜闺里月”；宣传爱国思想的“山河泪”；反政客及恶事的“维持风化”等剧目，还有歌舞剧“葡萄仙子”，“月明之夜”等。演出引起轰动，获得成功，既有力地宣传了新思想，又为计划出版的刊物筹集了资金。之后“青年学社”出版了铅印刊物《雷火》。刊名“雷火”，意即声如响雷，势如烈火，打破社会上的沉寂，点起革命的火焰，烧掉一切陈规陋习。员生是《雷火》编辑组成员之一，负责与印刷所的交涉。出了几期之后，由于人力、资金不足，不能继续，最后出了一期为纪念孙中山逝世的专刊（名为《三月十二日》）后宣布停刊。就是这本由学生自己创办的三十二开本、每期十六页的小册子，在第八期刊登了由员生记录的李大钊在河南大学六号楼的演讲词即《大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使演讲精神广为流传。（该文已被收入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文集》，见797页至803页）；由此也将这光荣革命的一页载入河南大学历史。

      “五卅”运动高潮中，河南青年学生又相继成立了一些组织，为了防止青年学生运动的分裂，河南省委负责人李求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协调各青年学生组织统一合并为“河南青年协社”，员生被选为“河南青年协社”总社委员，担任书记。员生还是中州大学学生会干事，负责组织学生游行，抵制日货、英货；组织演讲团到市区、城郊、乡间进行宣传。1925年7月被选入开封市学联，后又参加筹备成立河南省学生联合会总会，为河南省学生联合会总会五大常委之一。

      1925年8月，郑州豫丰纱厂大罢工及袭击京汉铁路工人惨案发生，员生作为河南省学生联合会总会代表去郑州声援罢工，慰问工人，并见到在那里领导罢工的王若飞。1925年9月经孟丙昌介绍，员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河南大学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

      1926年12月，员生和孟丙昌一起被中共中央选派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大学是前苏联联共中央为培训苏联东方少数民族的党团员干部而建立的党校，兼为东方各国共产党培训革命干部，来自中国的人最多。对尚处在幼年而且处于极端秘密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东大的干部培训作用意义重大。鉴于工作、学习、安全的考虑，员生在俄国的名字叫毕托贺夫，所学专业为社会科学。1928年3月转入列宁学院俄文班学习。列宁学院是供当时世界各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学习的高级学校，直属共产国际领导，董必武、王若飞同在该校学习。王若飞是员生在河南的老熟人，入校后他和董老也比较接近，其学习深受董老赞许，特别是在他遇到困难时，董老曾积极热情地给予帮助。遗憾的是，由于前苏联肃反扩大化，员生在1930年、1937年和1947年先后三次被捕、判刑，牢狱、流放、劳改生活长达25年之久，受尽了磨难。但员生无论在何等艰难的条件下，都能保持自强不息的精神，始终热爱自己的祖国。他长期在工厂工作，1935年9月又曾考入伊万诺夫国立动力学院学习，为日后在工业战线上工作打下了基础。

      随着形势的变化，1954年8月员生任西伯利亚伊尔什机电修配厂技术科科长时，前苏联内务部下发了撤销其刑事处分，解除流放，完全恢复公民权的法令。1955年，他又获得前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指令：“取消案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中共中央的关怀下，员生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于1955年10月回到了阔别30年的祖国，恢复了党籍。

      回国后，员生一直在黑龙江富拉尔基中国第一重型机械厂任技术处处长，领导成百的工程师、技师等科技人员，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事业。在“文革”期间，他花了两三年时间用回忆录的方式写下了《旅苏纪事》，从少年一直写到1955年回国，时间跨度达40年之久，为人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资料。1977年，马员生在富拉尔基市因交通事故不幸身亡。（作者：赵秀凤）

      要明白英日帝国主义者之侵略中国，当先看帝国主义者如何进中国。广州是中国的唯一门户，尤为中国潮流荟萃之地。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人降服清朝，知识阶级当时虽说知道，但是被于利诱，都不可靠了，所以这种种族思想，全保存在下级工农界，被迫而全聚于南方，成一种秘密结社，这是一种种族思想的潮流。

      在当时还有基督旧教流入中国，亦先从广州进来。到清初这两种思想结合，加上明末之遗民，成了痕迹，后来就造成清朝第一次的民族革命运动——太平天国。

      帝国主义是什么？就是资本主义发展之结果。因为它要向海外找殖民地作它自己的贸易场和原料地，因为又要保护，便要武装起来，所以武装之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英国是资本主义，即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亦即帝国主义之发源地，至今英国仍是世界之大资本主义，所以仍是大帝国主义者。它最先到东方时，先侵略印度，因为印度地大人多，正是个最好的殖民地，中国较印度更好，在它得到印度以后，当然要谋及中国。所以它不畏艰难，经过许多困苦和牺牲，要来拿到手中。

      吾们看英国未来之历史，当先考中外交通史。一四九七年，葡人发现南洋群岛，认为最好之殖民地，乃以宗教之力，先宣传后开辟，作商业侵略之先锋，后复设总督，于是马拉克诸岛遂尽归之。一五一六年（明正德十一年），葡人复驾帆船至中国。一五一七年（明正德十二年），葡人复要求中国与之订商约，设海关，来船八只，态度极好，中国人与之感情亦甚好，后以其贪乃副上川岛与之（门外一小岛也），以后葡人在沿海一带来往经商，尤以宁波、澳门等处为最活动，此时在历史上最要者，亦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要者即为澳门，后来经过许多波折，中国人不堪其扰，乃划澳门与之，其余各处，则一概闭关自守。

      当时日本亦然，对西洋也取关门政策，划平户出，与中国同。当时中国所以只限澳门者，其说甚不一致。据日人记载，系葡人在中国内地，颇有暴行，中国乃均遣之海口。据中国记载，则谓日本之商家宗社，奉日大内艺兴之命来华通商，同时有僧人西川高欲争此权，迁瑞佐亦来，然无明之信符，二人相争于宁波，华人晏之，瑞佐以事先贿通市舶太监及市舶使（明之掌通商之官）竟得上座。宗社大怒，于是起大冲突。明帝得奏，遂废市舶官司，尽逐外人而送之澳门，行封门政策。然当时各种人均有，且中日关系尤密，公商既不准通行，于是私商乃出。彼私商兼营海盗，于是有倭寇之乱，即禁止通商结果。扰乱既久，更置教士于电泊县。一五三六年（嘉靖十四年），中国指挥黄庆，始许在濠统（即澳门）通商。自是澳门遂成通商口岸，定澳门为外人居留地。至此生租借关系，每年纳金五百两，至今遂为葡人殖民地矣。

      当一五二二年，西班牙亦来开航路，先至菲律宾，一五五六年（嘉靖三十五年），西占菲律宾岛。在马尼拉有华侨被虐待，中国海盗李有奔率中日两国人击之，大败，西班牙遂得占之。一五八○年（万历八年），西班牙派人来华，要求通商，葡人欲专利，战不得要领而去。后荷兰人脱离西班牙时，亦来华，因与葡不和，乃设东印度公司——即商国所靠侵略东亚之机关，初实起于荷兰，——付以宣战、媾和等全权，此为西洋人征服亚洲之始。成立后荷人东来不绝，至一六○二年，荷政府更允安置军队及一切行政权，在爪哇一带势力甚大，后驱西班牙及葡人，至今爪哇仍属于荷，后英国亦组织东印度公司为英帝国主义侵略之经济组织，于此吾人可知经济侵略政策之可怕。

      此时荷兰在日本亦如此，至一六○九年，更为发达，与日人感情亦好，日本之得西方文明，即在此时，至今日人犹称西学为兰学即由于此。至一六二二年，荷葡争澳门，荷兰先占爪哇，然葡萄牙至终不让，荷人无法，乃转赴福建附近，至澎湖群岛，及台湾一带。一六五六年，复派使来华，与中国交涉通商，中国允该国商船八年可来一次，每次只准四只。当时荷虽占台湾，在明末时候，中国郑成功自福建逃至该处，又将荷人逐去，后荷人怀恨，时谋报复，而终未能，直至清兵到时，荷乃帮清人铲郑之势力，仅借以泄愤而已。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荷人再派使臣来华，商定条约，而未得大利，故始终态度均好，且朝见时仍必行三跪九叩礼。然须知以上来者，均为小国，对中国无大害，此后英国即已来矣。

      英国本与荷同来，当初英国最注意印度，然当时以敌人太多，即西、荷、葡均已先来，故必与本辈争斗始可获得地位。一五八八年，先与西班牙舰队在海上相恃，结果败之，始得称霸。然以西葡合邦，且西班牙之财富多仰给于葡，故英欲进而颠覆葡之根本势力，而自树其在东方之商业势力，后颠覆荷兰在南洋之势力。一五九九年英人遂筹设东印度公司，一六○○年成立，代以前之东印度公司起而侵略，然当时规模极小，仅有一万几千镑，此为第一合资公司，亦英帝国主义侵略东亚之先锋。

      且看以后如何侵略。一六二四年，英使来华，在海上遇险未达；一六三七年，葡人允英国可至澳门，但不能得势，后又被拒，乃改而据虎门；一六六四年，东印度公司与反对清室之郑成功之子郑经订约，英甚得利。吾人须知，此时英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手段，已开始施用矣，其利用某部势力而寻门户，预备侵入内地，此时英国已有所谓领事裁判权，然中国关门甚紧，故终未得逞，但不久郑经又败，约遂失效。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英人在厦门建商馆；一六八五年，清廷下令开放海口；一七一七年，中国总兵陈昂，上奏言：“广东有红毛，即英商也”；一七二三——一七三五年，英人欲谋减税，另赴浙江谋定海，于是海门以外皆有红毛馆；一七五五年，英商由广东至，要求中国开放浙江门户，以闽粤总督之抗议未准；一七五七年，清廷令所有通商之外人，只限粤省一处，一面更在浙增税一倍，更毁红毛馆，以为抵抗之法。时英商洪化辉不服，走天津交涉，复被中国政府逮捕送之澳门监禁，至一七五九年复派人赴粤调查。一八○二年（嘉庆七年），葡人以税率轻重不同，压制英人，盖当时只有澳门一处为各国通商处也。英人借口防法，派兵占澳门，十年英使至广州，盖防法之离间也。于此吾人可知英法之冲突，实已甚久，后来在中国、日本、土耳其始终未曾和谐也，即最近亦然。此时英国战船既来，即武力、经济同时俱到也。一八○八年，英将兵白安尚来，伺澳门，在中国谢绝之，英兵愤，走虎门夺黄埔，——即今革命军所在地，劫当时广州特许通商之十三洋行，后由华兵打退，中国即对英及各国停止贸易。此盖中国对外之唯一方法也，因外人来华之目的，本在经济侵略也。后英人以吃亏太大，遂又变软，此潮乃解。

      在一七九三年，英人曾二次来华，至北京，被中国朝廷斥以冒昧，旋即退回。一七九六年，英舰又来，至天津，挂贡旗于船上，并赐以九叩礼，英人不肯，又被遣广东，与中国要求订约，中国又不准。后在广东，以中国人不准西洋女子居住问题，几生大冲突，后外人托故治病，始了结。故当时中国之限制外人，实严之极。后英人卖鸦片于中国，借治病口实，然遭中国人嫉恨，于是中英战事未久即开。中英鸦片战争之近因，为林则徐之焚烧鸦片，其远因盖在英国必欲在中国打开一门户，然后借条约限制，以保护彼之商人，得行其经济侵略政策。自一八四二年鸦片战后，英之势力，长驱直入，打进中国来，南方以经济压迫最烈，于是失业人数加多，社会上顿起不安之现象，此不安现象，终成太平天国。故太平天国，乃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使中国农民失业之影响，而以民族思想及耶教观念相合所成的大运动。此时外人以宗教主义彼树起反清之旗帜，爰外人之指导，以抗清，以谋外人之利益，同时更有英法联军直打入北京，来恐吓清廷，及清廷以“宁给友邦，不给家奴”之话，来对外人说出，造成最大之不平等条约。此时英人以目的已达，乃转而帮同清室，来打太平天国。诸位知道当时有所谓长胜军者，用新军火加入中国军队，在江南一带，大破太平天国，终而灭之，自是轰轰烈烈之民族运动，遂屈服而消灭于大英帝国主义势力之下！而英人遂得操纵清室在中国任意横行矣。

      自此以后，帝国主义者之侵略中国，盖完全采此手段，——即利用反革命势力以压制革命。中国革命之所以至今不能成功者，此即其大因。这种方法，即不用自己力量，只是假借人家力量，又可得最大利益，所以在他们看，这是最好的妙法。义和团本以民族革命运动，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北方后，社会经济上发生变动，以先以油灯，尽成洋油势力，机声、纺织声都被洋布压下，中国人愤恨之结果，造成一呼即应之义和团。不过农民知识简单，对于事情，不能观察，起一种仇洋的观念，于是弃洋枪大炮而不用，全以中国东西来抵御，而乡间所奉为唯一武器之孙悟空、关羽等神，遂相继出而应战矣。后卒以外人之压迫而消灭，更有八国联军之最大坏果，使中国人永远不能抬头，故至武昌革命起时，必首先宣言维持外人权利，始可成功。然以尊外人，不能对外，故更造成十余年，只能埋头内争之结果，外人以利此机会，处处压迫革命势力，对于南方更为显著。历年广东之乱，俱为英人在内作祟也，彼盖以北方已有军阀，代彼压制，故不足虑。此次沪粤诸案，英人对广东所以极硬者，盖即彼之传统政策也。

      我人之民族革命运动，第一次为太平天国，唯后杂入污物，故不甚好。洪秀全一八五一年起事，一八六四年灭之，正英法联军之时也。日本此时，与中国相同。孙中山先生即生于一八六六年，太平灭亡之二年。先生生于民族运动之发源地，于是一洗以前之污点，卒成造成民国，至今民族解放运动，还正迫行不止，孙先生言：“革命如山顶之石，不动则已，一动则非直滚至山脚不止。”故在此时期，大家绝无幸福可言，绝不能希望太平，任何事都作不成，只有大家都参加这种运动，以期早日作成。日本革命时，唱尊王攘夷复古三口号，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及民族解放，豆一十七年，费许多牺牲，当中曾换过十二次外交大臣，大隈并被炸伤，当时因帝国主义者正注重中国，故日本可乘机容易翻身。现日本已成帝国主义来侵略中国了，中国翻身将更要难，所以我们非全民觉醒不可。吾人之运动口号为尊重民权，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三条。再进一步言之，即非仅中国之问题，乃世界之问题也。帝国主义已至一定程度，将来中国革命成功之一日，即世界问题解决之一日，即世界革命成功之一日。所以我们希望中国的青年诸位，全都起来，参加现在之国民革命运动，使之早日实现。孙先生死时，嘱我们保存遗体，就是孙先生一眼望着我们的革命成功之后，他才安心的。诸位，我们大家当如何努力，才可对得起我们的先哲，我们的革命首领，为国奋斗四十年而劳死的孙先生！

笔记者附注：
一、此篇未经先生校阅，错误之处，想必极多，望读者诸君见谅！
二、原来此文甚长，因时间限制，李先生只能讲这些，唯闻先生言，他日当写出，供大家阅看，记者固极望能如愿也。
1925年8月
《雷火》第8期
署名：李守常
笔记：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