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岁作家张贤亮去世：时代的拓荒者和弄潮儿

1936年生于南京，祖籍江苏盱眙，中国新时期以来的重要作家之一，代表作有《灵与肉》《土牢情话》《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

上世纪90年代，创办镇北堡西部影城，获得巨大成功，《牧马人》《红高粱》《东邪西毒》《大话西游》等电影就拍摄于此。

他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拓荒者，他是上世纪90年代最早一批下海的弄潮儿。他的个性像他的作品一样大胆直率，甚至让人惊讶得目瞪口呆。他就是张贤亮。

9月27日下午两点，这位78岁的著名作家在银川去世。同一天，宁夏电影集团与上海电视台签约，将联合投资拍摄由他无偿献出版权的40集电视剧《灵与肉》。

文学与电影，构筑了这位当代作家创作的一生。

文学，人生命运的拐点

张贤亮这个名字，似乎一直与争议相伴。但不可否认，在新时期文学和电影史上，这个名字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文学，是张贤亮几次命运转折的拐点。1957年，他因为一首诗《大风歌》被打成右派，后来又“升级”成了“反革命分子”。这顶“帽子”，一戴就是22年。而摘帽，靠的也是文学。

1979年，文学刊物《宁夏文艺》还是双月刊，可就在那一整年的6期刊物上，接连发表了张贤亮的4篇小说，篇篇都引起反响：《吉普赛人》《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当他的第三篇小说发表时，宁夏主持宣传工作的一位老干部发现了他，经过调查后，张贤亮终于得以平反。他的创作从此一发不可收，几年间写下了《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代表作。

从发表作品到今天，张贤亮所创造的多个“第一次”，都饱受争议。他曾说：我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造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这话虽然显得不甚谦虚准确，倒也反映出他在文学上最大的贡献——写作内容方面的突破。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的那一批作家都如同拓荒者，一只手捂住尚未愈合的伤口，一只手在新时期文学的荒原上播种。

不过，内容突破还是其次，在很多人看来，张贤亮的作品，更是因为对苦难的“真实呈现”而打动人心。“他的作品反映了时代、国家和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却并不灰暗，小说中肯定了人性的善良，正是这种善良，给了人活下去的勇气。”与他同一时代的作家王蒙如是评价。

那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刚刚从历史伤痛中走出来的人们，迫切需要倾诉、需要宣泄、需要呐喊，文学成为最好的途径。不仅是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在那个年代，即使是普通大众，对文学都非常关注。

“如果有人读我的作品，对那段历史有所认识，那我将非常高兴。因为这正是作家的使命。”张贤亮曾这样说。

影城，“出卖荒凉”的立体文学

有悖于传统文人的做法，张贤亮很少掩饰对“功名”的追求，就如从不讳言那些“第一次”为他带来的荣耀。但最令他感到自豪的“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举荐导演张军钊到银川镇北堡拍摄了电影《一个和八个》，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古堡。

“一片荒凉，两座废墟”，满股羊粪味。镇北堡，本是明清时代的边防戍塞。1961年，正在劳改的张贤亮偶然发现了这座古堡。别人眼里破烂不堪的大羊圈，张贤亮却“从中感受到一股不屈不挠的、发自黄土地深处的顽强生命力”。如今的镇北堡已成为国家5A级景区——镇北堡西部影城。出银川火车站25公里、出银川河东机场48公里，到宁夏的游客，第一站往往选择这里。

1993年，张贤亮拿出自己78万元版税，选址镇北堡，创办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后来，他被人们称为“文人中最会经商的人”。

“带着一帮泥腿子玩文化”，张贤亮专注于影视城，“如果说，我创作的小说是‘平面文学’，西部影城就是我创作的‘立体文学’。”在他看来，自己并未远离文学，而让影视城能成功地化腐朽为神奇，也是文学的力量。

在后半生，张贤亮的精力大多放在了这个“立体文学”上。据说，镇北堡影视城的布局与很多细节，都是他一手打造。以《绿化树》女主人公马樱花命名的茶楼，就是他自己设计的，花纹是他趴在地上去画，竹子是他亲自安排移栽摆放。

在这座影视基地，他第一次提出“出卖荒凉”的理念，在电影圈内，镇北堡成功地成了“苍凉”的代名词。对于新时期电影，尤其是第五代导演的电影，镇北堡默默地做着见证。在这里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一个和八个》，被公认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而被认为是第五代最后一部作品的《红高粱》，也是在这里诞生。还有《黄河谣》《边走边唱》《红河谷》《东邪西毒》《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有人认为，它见证了“华语电影的黄金20年”，正如影视城大门内的石碑上的标语：“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

“他创办的华夏西部影视城，对于中国电影有着标志性的意义。”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表示。

离开，让人难过、让人难忘

搞文字、做生意，无论干哪行，张贤亮不变的，是积极的生活态度。朋友眼里，他是个性情中人，直率而要强。

在戴着“帽子”、背负“成分”的时代，张贤亮去劳改队，把日常生活用品和书籍都带去了，别的书都被没收了，唯有《资本论》允许被留下。“其实这本书是临走时硬塞进去的，因为很厚，可以当枕头。”张贤亮曾如此调侃。熟读《资本论》，张贤亮不仅为巨著中闪现的文采所打动，更重要的是，他有了走下去、活下去的希望和信心。

在平反之后，由于长时间的压抑，他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什么都想干，还曾宣布想办一份报纸。那种跃跃欲试的状态，在当时的作家中挺少见。王蒙与张贤亮都曾担任政协委员，在王蒙的回忆中，张贤亮对参政议政特别积极：“有时，按照会议安排没有他发言，他就马上叫嚷说有话要讲，一定要发言。在这个年龄的人中，很少有人会这么做吧？我并不介意，倒觉得他可爱。”

因为这份直率，他也惹过不少麻烦，王蒙还曾经帮他解决。用作家梁晓声的话来说：“他的心性里，还有大儿童的那一面。”而他的另一个老朋友、作家从维熙则认为，张贤亮的个性里，“极为真实的一面显得有点任性”。

而他的要强也是非同一般。刚得知他患肺癌的时候，王蒙打电话过去问候。谁料到，他并不像一般病人那样“悲情”，反跟老友辩论起来，说“得肺癌跟抽烟根本没关系”——因为王蒙此前常劝他少抽烟。“他就是这样不服输。他的离开，让人难过，让人难忘。”

72岁时，张贤亮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到90岁时方自由，才能说些不可告人的话。到那个时候，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他究竟有哪些话藏在心底？如今，这已成为他留给我们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