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位专家：谈依法治国的文化基础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习近平

习近平：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1.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侯松涛——中华优秀文化的积聚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积聚，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

大约在商周时期，定期公布刑书就已经形成定制。传统法治思想比较系统地形成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青铜文化代表的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春秋时曾铸刑于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非常强调法对于治国理政的意义。商鞅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韩非子认为：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法治思想体系，是中国优秀文化中传统法治文化的精华。

不可否认，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法治建设经历了一段曲折时期。这些曲折，在很大程度上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中国法治文化传统弊病的积聚以至全面爆发，是中国法治建设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阵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着力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从邓小平时期重新确立发展民主、健全法制的基本方针，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再到党的十八大在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对法治建设作出重大部署，直至今天正在进行的具有实践操作意义的新思路与新方案的规划，中国稳步进入法治时代。

在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底蕴的东方大国，从人权入宪到劳教制度的废止，每一步前进都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法治建设方面的艰辛探索与努力。

习近平：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2.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正是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1911年辛亥革命后，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事实证明，中国选择、坚持、发展和完善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借鉴世界先进文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伟大结晶。

虽然中国在商周时期就开始追求依法治国，但从来都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也始终坚持中华民族这个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要警惕“法律万能”，也要防止“道德至上”，真正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2000多年前，滕文公请教儒学大师孟子如何治理百姓时，孟子用简洁的话回答：“民事不可缓也！”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也启示我们，必须使我国的政治制度真正成为可以更好地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决不能允许西方金钱和政治联姻这种刚性的制度腐败在中国出现。

习近平：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丁冰——中国经济制度是在5000年独特的文化和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不是全部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既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符合我国现实经济发展需要的决策，也是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的经济思想文化。

今天的经济制度是在中国5000年独特的文化和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就传统优秀的经济思想文化而言，继管仲之后，最典型的莫过于先秦的陶朱公。他姓范名蠡字少伯，先官后商。他先是辅佐越王勾践成就霸业，继又任齐相，聚巨资后即退出政界赴陶经商，因商艺娴熟，财运亨通，拥有家财万贯，富甲天下，自称陶朱公。他把当时流行的天象五行之说与农业丰欠循环的现象联系起来，并用以观察自己从事的商业领域，遂发现市场价格波动亦有循环的规律，并提出如何适应规律要求的应对之策，以有利于治国平天下之目的。

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的经济思想便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桑弘羊提出并积极推行监铁官营政策，获利颇丰，满足了当时极其繁重的财政军费需要，减轻了税赋，大得人心。

值得注意的是，范蠡虽然还没有严格规范的市场规律的概念和供求均衡、价格波动等现代术语，但实际已有了朴素的思想意识和准确的表达，特别是已萌生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官府)关系的对策思想。这远比两千多年后出现的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片面主张全面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而认为政府管的愈少愈好，国有企业愈私有化愈好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和举措，要高明得多。

独特的农耕文化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经济现象和独特的经济思想。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引导经济生活，重视发挥中央政府对经济的作用，重视尊重自然、节俭、节制、诚信等理念。因而我们可以说，四中全会的决定，既弘扬了我国几千年来优秀的经济思想文化，也是抵制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

习近平：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4.北京语言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柏林洪堡大学访问学者郑承军——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要有中国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最核心的是文化素养的现代化。这是现代化进程的目标，是现代化发展的归宿。

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成为必修课。对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中国现代化始终走在中华优秀文化的大道上，不能也不会偏离中国文化的大道。

从历史维度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活水源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历来高度重视道德养成和人格修养，把社会理想与个人目标相结合，把宏伟设计与现实路径相结合，把教化引领与领悟自律相结合，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文化化人”的提升路径。

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千年不断演进与发展中，儒释道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演变为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综合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成为处理人和人、人和社会关系的文化底蕴和立足点。例如，《礼记·大学》中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三纲”，就是要努力达到道德上光明正大、思想上弃旧图新、人伦上完美至善的崇高境界。这反映出优秀传统文化将个人的修养、家庭的幸福与家国的命运紧紧相连，并付诸实践、修养自身、超越自我，并最终与国家共命运，从而达到至善境界。这样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依然显现出当代价值和时代魅力，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人的现代化进步依然在此规律中螺旋式上升，相互促进。

习近平：这次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就是要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5.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玉周——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离不开优秀文化的支撑和引领

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离不开优秀文化的支撑和引领。

历史上，优秀传统文化曾激发出强大的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成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丰厚滋养。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出现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一系列军事文化瑰宝。《孙子兵法》探讨了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胜败、利害等战争问题，其“韬略”、“诡道”深刻地影响了历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践。在漫长的历史中，我国形成了“以民为体”、“居安思危”、“富国强兵”、“寓兵于农”、“爱国教战”、“崇尚武德”、“不战而胜”、“安国全军”等国防思想和斗争策略。在这些思想和策略的指导下，中华民族抵御了无数次外敌入侵，甚至还出现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辉煌。

然而，到了近代，在西方列强的侵略面前，腐朽的统治者奉行“以军压民”、“贫国臃兵”、“愚兵牧民”国防思想，甚至采取“不战而败”、“攘外必先安内”的斗争策略，致使国家有海无防，有边不固，富饶的国土被蹂躏得支离破碎。

古人云：“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无论任何变革，变到深处就是文化。

习近平：改革创新社会体制，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

6.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李伟东——创新社会管理，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灵感

当前创新社会管理，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

首先，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可以借鉴传统文化智慧。在传统文化里，强调“士农工商”各有本位，“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官民关系是传统社会主要的关系形态，代表着政府和社会的不同行动主体。

其次，治理主体的行为规范可借鉴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强调士人作为“君子”的道德修养。担任社会管理主体的官僚集团多出身于读书科举的士人，其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的道德自律也就成为彼此皆有共识的基本规范。当然，借鉴传统文化对当政者道德自律的强调，不能替代强化外部监督、替代依法治国。

再次是社会自我治理的价值理据可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到一些脉络。古代社会自我治理的过程中凝结 的文化智慧也值得借鉴。比如在 村庄层面传统社会对耆老的重视，对缙绅阶层的倚重，对乡规民约的强 调，都突出了社会的自我管理。

最后是社会管理中可以挖掘、依赖一些传统理念。比如注意构建小规模共同体。传统社会强调乡情、亲情、友情，人与人之间情有意，而非简单的“金钱关系”。传统社会中共同体情谊是形成社会关系的重要心理力量，每个人都是有感情、有温度的实体。现代城市社会中会形成以各种需要、兴趣和爱好为中心的小群体，这就是传统文化中共同体的演进版。

习近平：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7.国防科技大学军事高科技培训学院院长刘戟锋——靠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中国历代科学界不断创造世界奇迹

量子力学领域著名的大师玻尔在设计族徽时，将中国的太极图放置在族徽的中央，以此表征他的互补原理。这也成为中西科学思想共通的重要佐证。

不管中国还是西方，世界古老文明的主要成果大都反映在思维科学上。东方人、西方人都在上下求索，问天问地，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中国人先后发明了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形成了系统完备的中医理论和先进科学的天文历法体系，为灿烂的世界古代文化增添了无与伦比的瑰宝。

有人曾以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为由，便怀疑中国有无科学精神，这是很值得我们警觉的。科学精神是什么？无非是贯穿科学发展进步过程中的一种科学态度、科学作风、科学理念，它在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表述，但基本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求真务实。

习近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

8.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过常宝——优秀传统教育理念，是我们发展现代教育的基石

中国古代有着多形式、多层次的教育。仁人志士本着启发民智、发展文化的伟大理想，无不热衷于兴教办学，形成了深厚的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也孕育了很多优秀的教育理念。

这些理念有：教育的意义在于“教化”，即通过教育改造社会，促进文明进步；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师道”，认为“师道”传载真理，与神权、政权、宗法伦理共同构成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础，这就是“天地君亲师”并称的意义；教育追求人人平等，“有教无类”，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并有通过教育改变自己、完善自己的可能；教育的内容是“传道授业解惑”，强调价值高于具体知识和技能，注重思想、人格、精神的培养，先“传道”而后“授业”，等等。

中国教育要有海纳百川的勇气，积极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但这必须有个前提，就是立足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来培养学生家国情怀、民族认同、文化自信，这样才能推动教育的健康发展，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育体系。

习近平：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是传递友谊的正能量，为亚洲和世界带来的是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

9.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主任、副编审庄俊举——中国外交理念张扬中国文化的力量

中华民族几千年对外文化交流融合过程，也是开放过程。历史上，中国同外来文化有多次大的交流，从张骞、玄奘、郑和的和平之旅，到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马窦传奇般地相识、相知，继而共同翻译和出版《几何原本》所进行的中西文化平等的交流，无不彰显出和而不同、协和万邦、“亲诚惠容”的对外交流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外交思想、外交战略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印度时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着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兼爱非攻”等理念。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亲、诚、惠、容的理念，在国内外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反响。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谐世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到“一路一带”，中国这些外交理念无不张扬着中国的文化力量。

当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和经历着深刻变化，中国如何处理对外关系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一个焦点。在塑造中国未来的国际角色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是一个必须加以继承和充分挖掘的宝库。中国的发展必须突破现存的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的逻辑。作为建立在权力与利益基础上对人与社会思考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我们并不适用。它既不能描述、也不能规范中国今天和未来的发展。因此，需要进行理论上的创造，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进行深入的挖掘与继承。

中国要真正走上大国之路，其实就是国内秩序向外扩展，并且在国际范围内被认可和接受的过程。中国要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应取决于军事力量，而是坚定地走“中国道路”。

10.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教授刘东超——充分借鉴中国优秀文化改革和优化人才治理体系

严明吏治。治国先治吏。如果吏治腐败，国家的治理就是一句空谈。实际上，这也是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个工作重点，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十八大以来深入开展的反腐败工作。这里面包含着对于历史经验的借鉴。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吏治，建立了庞大严密的官吏选取、培养、考核、监察、升黜体系。一些有为之君极为重视官吏的管理，充分利用这套体系塑造严明廉洁的吏治之风。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巡视制度。这套制度在汉、唐、明三代都发展得相当成熟。这套制度在历史上曾推动了吏治的清明，提升了国家治理的效率。

广开贤路。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是保证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根本之举。这里，建立具有创新精神和激发活力的人才制度，既是现代国家治理的要求，也继承了中国历史上许多政治家广纳人才的精神。从尧、舜到周文王，从秦穆公到战国四公子，从曹操、孙权、刘备到李世民，他们广求人才的故事早已为世人所知。甚至连这方面似乎不太著名的朱元璋实际上也做了大量广开贤路的事情。他在位期间曾多次派人访求天下贤才并予以重任。

综合管理。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既有专业技能方面的标准，也有人文知识、道德品性、心理人格方面的标准。2014年1月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就指明了对于人才的综合要求。值得重视的是，现代文明对于人才道德品行的要求并不低于专业要求，有时甚至可能更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这些，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也有大量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