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籍遇难工人曾捐19件元代国宝给故宫,网友纷纷转发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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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11时40分许，在石(石家庄)济(济南)客运专线工程工地，一台龙门吊在拆除过程中发生倾覆，导致6人遇难。其中一名遇难工人名叫何刚，《中华遗产》2011年第4期(特别策划“故宫文物，谁在捐赠”)曾对他做过专题报导。1985年，何刚在河南商水县老家盖房时意外地挖出“银镀金錾花双凤穿花玉壶春瓶”等19件高等级元代银器。何刚拒绝了文物贩子用一蛇皮袋现金购买文物的要求，与村长连夜赶到北京，将这批珍贵文物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完成这件“壮举”后，何刚又恢复了四处打工的生活。何刚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工人，却也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了不起的保护者，《中华遗产》杂志为他的逝去表示诚挚的悼念!

农民将文物捐给故宫之后

撰文/宋军 摄影/董建成

本文载于《中华遗产》杂志2011年第04期

镜头中的何刚，有些疲惫，不过依然平静。疲惫是因为劳累，而平静来自内心。

本文提及时间均为成文时间

很多时候，越过新闻，走近事件的当事人，我们能发现更多。

曾经有一条报上的新闻是这样的：“河南农民何刚家住河南商水县固墙乡固墙村。1985年，他在自己的院里盖房时挖出一个大缸，内装‘银镀金錾花双凤穿花玉壶春瓶’等19件造型华美的元代银器。何刚立即与本村村长一起连夜赶到北京，要求将其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经专家鉴定为十分罕见的元代窖藏银器，这填补了故宫银器收藏史上的一项空白。为了更加完整地收藏这批银器，在故宫文物管理处梁处长的建议下，何刚又一次不辞辛劳地赶回河南，将其盛装银器的缸送到了故宫，其行动令梁处长至今回忆起来，依然感动不已。”

这则新闻涉及两个主要当事人，何刚与梁金生。

何刚，今年48岁，和当前众多中国农民一样，现也在外打工。他打工的地方，是浙江绍兴的一处高铁建筑工地。不过，这份临时工作即将结束，他将面临的是继续寻找挣钱的机会。

梁金生，自1984年开始，就在故宫文物管理处工作，近三十年中，一直在同文物捐赠活动和捐赠者直接打交道，经他亲手登记的文物捐赠次数超过百次，因此被媒体称为“大内总管”。

两个原本毫无关系的人，因为捐赠文物事件而相遇。也应该随着捐赠事件的结束而结束，曾经的捐赠只停留在回忆里。然而，他们的关系却远没有结束。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然而一谈到向故宫捐赠文物的人和事，梁金生自然而然就想起了何刚。还说何刚最近一次给他打来电话说，家里又有人病了，孩子结婚也急需用钱。

何刚家里有事，为什么要对梁金生说?

联系何刚极为不容易，因为在这个通讯发达的年代，他却没有手机。幸好，他的工友有。

今天的何刚和众多走向城市的农民一样，在工地上辛勤劳作。

因为没有休息日，所以只好等下班后再聊。说好了晚上7点，我等他的电话。结果，等到晚上快7点半，何刚的电话还没打过来。就在我快要失望的时候，手机响了。何刚是用一家小店铺里的公用电话打来的。我问他怎么晚了，何刚说：“我想7点你可能在吃饭，怕打扰你，就晚一点打了。”一个小小的细节，流露出何刚的纯朴与善良。

提起向故宫捐赠文物的事，何刚的语气却没有兴奋的感觉，相反甚至还有些低落，似乎要说的是一件和自己关系不大的事情。而且，虽然是捐献文物的话题，何刚的开场，却不是文物，而是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前两个老婆的去世。

何刚说，这些天来他身体一直不好，腰、腿、胳膊都在疼，虽然在工地上，却干不了重活儿。从1985年将文物捐赠之后，先后娶的两个老婆都死了。第一个老婆，是喝农药自杀的;第二个是得了尿毒症，花很多钱治病，但最后也没能治好。

我问：“这和那些元代银器有关系吗?”

在我的想象里，前两个老婆的死，也许与何刚捐赠文物之后的家庭矛盾有关。果然，何刚说，应该有关系吧。

然而接下来，却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回事。何刚所谓的“有关系”，用他的话来说，是“因为风水被挖破了”。原来，当年在村里，何刚挖出宝物的事情传得神乎其神，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则预警说，这一挖，可是把何刚家的风水给挖破了，这不是好事。而后，何刚先后两个老婆的去世，似乎验证了这种说法。

是不是风水问题且不管它，但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说，挖到这样一批珍贵的文物，本身就是一件足以给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事情。

回忆挖到文物的过程，何刚稍微有点激动。他说，爷爷给他讲过，他家现在的房子在几十年前还是别人家的，那家人有一天晚上睡觉，突然看到屋子里地板上发出火光，男主人赶紧起床，点着煤油灯就着微弱的灯光，用铁锹挖开地板向下挖去，可是什么也没有挖到。后来，估计那家人又挖过几次，仍旧一无所获，就放弃了。后来何刚家和那家人换了房子，结果还真是就在这间屋子里，挖出了宝贝。

这正应了一句老话：是你的终究是你的。但接下来的事情，却又应了这话的后一半：不是你的终归不是你的。

从自家屋子地下挖出的文物，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总则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对于这一法律条款，很多人恐怕都不知道，或者说仅仅是听说过却未必有真切理解。而且这里还涉及到土地政策。在中国，土地属于国家，所以即便是自有或购买的房屋，房屋的主人都只有土地的使用权。也就是说，在自家屋子下面挖出文物，和在野外任何一处挖到的是一样的，文物均归属国家。但就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来看，这一规定并不好理解。

没想到，何刚却很清楚。何刚说，他知道文物属于国家，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把这批文物据为己有，更没有想过要卖。当时，何刚挖出宝物的消息传遍了十里八村，文物贩子纷至沓来，找到何刚，要求购买这批文物。何刚回忆道：“有人说，你要多少你说话，给你一袋子钱总够了吧?就是那种蛇皮袋，那能装很多很多钱。”甚至东西捐给故宫两年之后，仍然有人找到何刚，要求购买。何刚说：“那不能卖，卖了以后就被弄到外国去了。这可是中国的东西。”

说来奇怪，何刚是一个仅有初中文凭的普通农民，为何却会有如此清晰的文物保护意识呢?原来，何刚有一个叫老于的老乡，老于的战友老崔，当年在故宫保卫部门工作，正是这个老崔，在得知何刚挖到文物的时候，第一时间转达了国家的相关政策，才使得何刚有了如此坚定明确的认识。也正是通过老崔，何刚等人才联系上了梁金生，并携带文物来到北京故宫，找到梁金生，办妥了捐赠事宜。

梁金生说，虽然是无偿捐献，但当时故宫给了何刚一笔钱作为奖励。

群众挖到文物后上缴国家，到底应不应该给奖励，该给多少合适，一直令相关管理部门头疼。类似的情况并不鲜见。2005年，《黑龙江日报》就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情：

2005年7月，黑龙江省庆安县新胜乡一户农民家盖房，帮工村民挖地基时，意外挖出一箱“银元宝”，随即被村民一抢而光。据鉴定，“银元宝”系纯白银，每个重量1900克，光绪年间打造，属于国家三级文物。

之后，文物工作人员连续两天向村民宣传《文物法》的精神，动员村民上交元宝。最后村民共交出了17枚，文物管理部门给村民出具了收条，盖上了公章。两个月后，政府给上交元宝的村民每人发了100元。村民认为给得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文物法》第七章第二十九条明文规定，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者上缴，使文物得到保护的，由国家给予适当的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在地下、内水、领海及其他场所中发现文物隐匿不报，不上缴国家的，由公安部门给予警告或者罚款，并追缴其非法所得的文物。

对此，有关专家表示：出土文物归国家所有，不管农民还是谁发现都有义务上缴国家。国家鼓励无偿捐赠，对捐赠者颁发证书或物质奖励，但没有明确奖励标准，大多以颁发证书这样的精神奖励为主，这对上报和捐赠行为是种肯定。但奖励偏少，对文物保护是不利的。具体给多少，需就个案来判断。上缴文物的每个人的觉悟不同，动机不同，所以要视情况而定。另外，还要看交宝人是否是主动上缴，如果是被做了工作后才不得不上缴的，恐怕要比主动上缴得到的奖励少一些。

何刚是主动上缴的，而且他说，当时没有多想，根本没想过要钱，只是觉得“能把我们来回的路费报销就行了”。而故宫，也没有亏待何刚。梁金生说，本来准备奖励1万元的，但那时候社会上正热捧“万元户”，故宫为了不要太张扬，没有给何刚1万元，而是给了8000元。

经历过1985年的人们，应该不会怀疑何刚的动机和故宫的诚意，那个年代，虽然有了“万元户”，但金钱并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那是一个精神和荣誉至上的年代。

然而时代在变，如果是今天，何刚还会捐赠吗?对此，何刚的态度倒很坚决，他说，即便是现在，也一定会捐出来，原因很简单，还是那句话，“文物属于国家”。

没有人会怀疑一个农民纯朴的信念。梁金生后来把何刚当作朋友，有些时候，何刚遇到一些生活中令他感到困惑的问题，尤其是政策方面的事情，都会打电话来请教梁金生。如果两人之间关于文物的故事就此结束，那真会像文章开头新闻要表达的意思一样，这将成为故宫文物捐赠历史上的一段佳话，给人留下一个完美的回忆。

可惜的是，事情却并没有结束。

何刚带着挖出的文物来到故宫，达成了捐赠的心愿，又带着意料之外的一笔钱回到家乡，他心中的欣喜不难想象。但钱是不经花的。何刚说，2003年，他第二个老婆患尿毒症，看病花了很多钱，还借了外债。万般无奈之下，何刚想到了故宫，于是，他又来到了北京。依旧是梁金生接待了他，经过研究决定，故宫给了何刚5万元。

此时，距离1985年，已经过了18年，这18年里，何刚的生活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的是，当初的几千块钱，比这次的5万块，似乎更经花。因为仅仅3年之后，何刚又一次找到了故宫。

2006年，因为老父亲要做腿部的手术，急需用钱，所以何刚再次找到故宫，故宫又一次给了他5万元。

何刚说，在他周围，好多人都和他说过同样的话，那就是“你亏了，如果那些东西不交上去，管花好几辈子了”。甚至何刚自己的亲生女儿也会拿这事奚落他，比如他向女儿要钱还债时，女儿虽然每次都给，但有时也会扔过来一句话：你管国家要钱去。对这，何刚说他一点也不后悔，而且相信自己真有困难的时候，国家能帮他解决。

现在，何刚似乎又一次遇到了困难。

何刚说，他近况不太好，又欠下2万多块钱的债，不知道如何还。这趟来绍兴打工，总共也就是能挣1千多块钱，腰、腿、胳臂都疼，回去得好好检查一下。除了身体不好，家里的事情更让他烦心。老婆久病在身，偏头疼和乳腺炎，一直好不了，老得花钱看病。21岁的儿子也有三叉神经痛。最紧迫的还不是这些，儿子很快要生二胎，需要给村里上缴计划生育费，大概1万多块钱，这笔钱到现在没有交上。村支书前些日子打电话到家里，说让赶紧交，否则到下半年又该涨了。

我从北京打电话过去采访他，让何刚颇有些兴奋，而这兴奋之中又透露出些许纠结。也许对他来说，北京来的电话就意味着和故宫有关系，他这辈子和故宫算是结下不解之缘。面对生活的艰难，何刚自然而然又想到了曾经接受他捐赠的故宫。不过，这也正是最令他纠结的一点，前后两次，故宫已经给了他10万多块钱，再向故宫要，何刚说，真张不开口啊。可是怎么办呢?何刚琢磨着是不是能有变通的方法，他说：“我想让故宫给我出一个手续，让政府免了这1万多块钱的计划生育费。不知道行不行?”

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何刚说，2006年的时候，故宫方面送了他一本书，他从书上看到，在国外对捐赠文物的行为，有免除税收的做法。他想，中国是不是也有这个政策。如果有，税都能免，这计划生育费应该也能免吧。

何刚捐赠给故宫的19件元代银器中，最引人注目的“银镀金錾花双凤穿花玉壶春瓶”

不过据我了解，2002年出台的《文物法》对于捐赠文物之后的事情并没有明确规定，而在1999年制定的《公益事业捐赠法》里，也没有关于类似情况的明确条款。

最近接到过何刚电话的梁金生也感觉到了何刚的纠结。何刚要再来找故宫怎么办?梁金生说，在何刚确实在生活上遭遇到困难的时候，故宫是很有人情味地伸出过援助之手的，对其他捐赠者或者其后人也一样，但“不能没完没了吧”。

我国法律对捐赠有明确规定：捐赠应当是自愿和无偿的。于法而言，文物捐赠一旦完成，故宫并没有义务满足捐赠者或其后人的不合理的事后要求。但是，捐赠文物，在中国不仅是法的问题，也是情的问题。面对文物捐赠的“事后人情账”，梁金生有些无奈：“特别是有些捐赠涉及时间跨度太长，查证当年的具体捐赠情况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就算查证后，故宫也没有专项资金解决其索要的金钱。这让我们陷入了管与不管的两难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