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关注】丝绸之路上的河南印记
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政府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起始段与天山廊道的路网”跨国系列申遗项目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段包括河南和陕西、甘肃、新疆四省区的22处遗产点。其中，作为这条连接东西文明道路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河南段包括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和陕县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4项遗产。
这是我省继洛阳龙门石窟、安阳殷墟、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中国大运河河南段之后的第五处世界文化遗产，向全世界彰显了河南在丝绸之路历史长河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丝绸之路”离不开河南
“丝绸之路”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古代亚欧大陆间，以丝绸为大宗贸易而开展的长距离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交通大动脉，是东西方文明与文化的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它以汉唐东西两京（洛阳、长安）为起点，经中亚向西到达地中海地区、向南延伸至南亚次大陆，分布于横跨欧亚大陆东西长约10000公里、南北宽约3000公里的区域内，是人类历史上交流内容最丰富、交通规模最大的洲际文化线路，为亚欧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员往来作出了杰出贡献。“丝绸之路”一词最早出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编著的《中国》一书，沿用至今。
河南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从夏代到北宋，先后有20个朝代建都或迁都于此。而“千年帝都”洛阳长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两汉时期，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之一，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发展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公元前138年，西汉王朝派张骞从长安出使西域，横贯东西的陆上交通大动脉由此开辟。西汉末年，王莽篡政，丝路阻断。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公元73年，东汉汉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重开丝路，并前后经营西域达30年，不仅稳定了西域诸国的发展，而且开通了沙漠丝绸之路的南线和北线。关于张骞与班超对于开通西域的贡献，许多专家和学者认为：东汉班超重新开通西域，其意
义不亚于张骞首通西域。西域与中原隔绝半个多世纪后重新开通，并且，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今罗马），大大扩展了丝绸之路的活动范围。
隋唐时期，通过丝绸之路和大运河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国内外客商云集洛阳，通商贸易、文化交流、人员往来日益繁盛。隋唐洛阳城成为当时世界上著名的文化和商贸中心，是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在中国古代都城史、建筑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有着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那些洛阳出土的色彩绚丽、神态各异的胡俑和骆驼俑无不向人们昭示着：踏上丝绸之路，避不开河南。
八年申遗路修成正果
早在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旨在关注起源于东西方交往并有助于形成亚欧民族的多元认同和共同遗产的复杂文化互动。这一项目引发了世界范围对丝绸之路的浓厚兴趣，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考虑将丝绸之路整体或部分地申报世界遗产。
2006年8月，来自中国和中亚五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50名与会代表在新疆吐鲁番召开了“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协商会
议”。这次会议确定了丝绸之路（中国段）的起止时间和主要路线：丝绸之路中国段始于中国汉代的东西两京（洛阳、长安），止于清朝末期；主要线路分三条，从汉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出发，向西经河西走廊、敦煌，在新疆境内分南、北、中三道，最终从新疆阿力麻里（今伊犁）和喀什葛尔（喀什）通向中亚。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正式纳入丝绸之路跨国申遗工程。此次会议确定了洛阳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标志着河南段丝绸之路申遗工作的正式启动。
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丝绸之路河南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迅速成立，并连续多年将丝绸之路河
南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列入省政府的《工作报告》。在国家文物局的有力指导和周密部署下，省文物局会同各遗产地政府及文物部门积极推进法律保障、管理体系、保护展示、遗产监测、研究传播等丝绸之路保护和申遗的各项工作。
经过多年充分酝酿和卓有成效的前期工作，2013年1月，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将丝绸之路申遗文本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当年3月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了“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跨国申报世界遗产项目遗产点名单。遗产包括丝绸之路沿线分布于3国境内包含中心城镇遗迹、商贸聚落遗迹、交通及防御遗迹、宗教遗迹和关联遗
迹5个遗产要素的33处遗址点。
未来的“丝路”更美好
通过多年的有效保护和管理，丝绸之路河南段遗产保存状况和稳定性良好，生态环境、人文环境优良，遗产所在地的各界人士对遗产事业都充满热情和自豪感。这为全面保护利用丝绸之路遗产打下了良好社会基础。各有关市县正在积极谋划发挥丝绸之路遗产的资源优势，以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省文物局局长陈爱兰表示，丝绸之路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进一步增强了中原文化在海内外的影响力，为传承创新华夏历史文明，建设“文明河南”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
特别是，我国政府提出共建地跨欧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给丝绸之路遗产保护和利用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我们将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切实加强遗产保护工作，扩大丝路遗产宣传，结合文化旅游、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等科学开展遗产利用，壮大相关文化产业发展，充分发挥丝路遗产的资源优势，通过丝绸之路这条文化纽带，加强丝路经济带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合作，把河南的优秀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成果推向全国，推向世界，助推河南更好地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河南，这位丝绸之路开辟、发展繁荣的推动者，申遗和保护传承的坚定实践者，正将“丝绸之路”这张厚重又靓丽的世界名片打造得更加璀璨夺目。
在丝绸之路河南段浩如烟海的文物遗存中，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和陕县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4项遗产文化内涵丰富，而且代表了丝绸之路上不同时期的不同类型遗产，是河南作为丝绸之路历史价值的集中体现。我们将其形象概括为“一城一门一关一道”。
一城：汉魏洛阳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是公元1－6世纪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个重要王朝的都城，位于中原地区的洛阳盆地，是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汉魏洛阳城遗址代表了东汉至北魏历代中原王朝的文明与文化特征，见证了北魏时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大融合所促生的独特城市文化，展现了城市形制的跨区域、跨时间交流，展现了佛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和本土化过程。汉魏洛阳故城作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上承灿烂辉煌的秦汉文明，下启恢宏昌盛的唐宋盛世，曾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繁华大都市。
一关：新安汉函谷关遗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汉帝国设立在中原地区防卫都城，以及洛阳作为东汉都城时自丝路起点都城西行必经的重要关隘遗存。函谷关遗址位于秦岭东段余脉涧河河谷，北依凤凰山，南眺青龙山，西有奎楼山，东望八陡山。遗址以现存的汉代关楼与关墙、阙台、古道遗址，建筑基址，长墙遗址等一系列人工设施遗迹，与南北两山对峙、两河交汇所共同形成的整体格局，见证了汉帝国大型交通保障体系中的交通管理制度、防御制度及其对丝绸之路长距离交通和交流的保障，揭示出汉代关隘设施控制交通的格局特征。
一门：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是公元7—10世纪丝绸之路东方起点都城洛阳城的南入口及街区遗址，位于中原地区的洛阳盆地、隋唐洛阳城遗址南区，是丝绸之路鼎盛时期东方起点城市洛阳城的代表性遗存。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门址的墩台、门道、隔墙、飞廊、阙台、马道和涵洞等遗存、夯土包砖的城门建造工艺，以及外郭城城墙、天街、里坊的规模和格局见证了唐帝国的城市建筑面貌及物质文明发达程度，而定鼎门门址南侧发现的骆驼蹄印，是丝绸之路沿线以骆驼作为主要运输工具进行商贸活动的独特物证，印证了西域与中原的密切往来。
一道：陕县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崤函古道是对古代中国自洛阳至潼关这段道路的统称，道路穿行于中原地区黄河三门峡河段南岸崤山之中，沟通了华夏文明两大核心地区——关中盆地、洛阳盆地，汉唐时期作为沟通洛阳、长安两大都城的交通要道而兴盛，民国时仍在沿用。本次申报的石壕段遗址位于崤山道北路，今三门峡市东约36公里的硖石乡至石壕村之间。经考古探明的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的古道全长1317米，共分为三段。古道上存留至今的古代车辙、蹄印、蓄水池等遗迹是丝绸之路长期、长距离交通和交流的珍贵物证。该遗址也是整个丝绸之路33个申遗项目中唯一一条“道路”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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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洛阳城与丝绸之路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石自社）
隋唐洛阳城是隋唐时期重要的都城之一，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的国际性大都市之一。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种和肤色、不同的文化和思想、不同的贸易和商品在这里汇聚、交融和传播，形成了东西方文化、贸易交流和传播的中心。隋唐洛阳城的规划和建设代表了中国古代都城典型的礼制特征，它的都城文化代表了东方文明发展鼎盛时期的最高水平，对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载隋炀帝即位后营建东都洛阳和开凿大运河，立宫阙，通漕渠，开仓城，建里坊和市场，使洛阳逐渐成为全国的工商业和漕运中心，使天下财富聚之洛阳，呈现出“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的繁荣景象，奠定了洛阳繁荣发展的雄厚物质基础。
隋唐洛阳城处于洛阳盆地的西部，四周群山环抱，西连崤山，东傍嵩岳，南亘熊耳，背依邙山，伊洛二河蜿蜒流淌，汇入黄河。水陆交通便利，地势险要，为历代帝王所青睐。正所谓“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大而言之，北起幽燕，南逾江淮，西对关陇，东抵黄河下游平原，位置居中，便于控御四方。
隋唐洛阳城始筑于隋大业元年，历经隋、唐、宋三代。其宫殿苑囿，宏伟壮观，画栋雕梁，金壁辉煌。史载隋炀帝继位后巡游洛阳，他登北邙，望伊阙，认为“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是帝王建都的理想之地。“命尚书杨素任营建东都大监，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愷为副监，大兴土木营建东都。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苑郁。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洛阳城建成后，隋炀帝率百官自龙门“阵法驾，备千乘万骑，入于东都。”
隋唐洛阳城以其“前直伊阙，背依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有河汉之象”的地理环境因素，宫城和皇城偏隅郭城西北部的独特布局，整齐划一、以里见方的棋盘状里坊布局而在中国都城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隋唐洛阳城主要由宫城、皇城、东城、含嘉仓城、郭城和西苑组成。郭城位于邙山南麓与伊河之间，洛河从郭城中部横贯而过，将其分为洛北和洛南两部分。隋唐至宋，郭城城垣曾多次大规模营建，其基本格局没有重大变化，平面略呈方形，南宽北窄，四面皆有城垣。与《唐六典》所记“郛郭南广北狭”的记载相吻合，隋代郭城周回五十二里，唐代郭城周回六十九里。
隋唐洛阳城内街道纵横，形成棋盘式布局。其中，定鼎门街最宽，约140米；其次是主要街道长夏门街、上东门和建春门街，宽约90米；再次是通往其他城门的街道和顺城街，宽约60米；第四是一般坊间道路，宽约15米。文献记载，隋代103坊3市，唐代120坊。里坊东西南北各广三百步，内有十字街，四面坊墙居中开门。坊内十字街，宽约5－8米。以坊间道路为准，各坊东西、南北各宽约500米。其规模、形制与文献所记相吻合。
皇城和宫城位于郭城的西北隅。皇城居宫城正南，北与宫城相接，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皇城内有南北向街五条、东西向街四条，将皇城格化为不同的衙署区。
宫城位于皇城之北，东与东城和含嘉仓城相接。宫城由多重小城组成，其中洛城居中，洛城北面有玄武
城、曜仪城、圆璧城三重隔城，洛城东西两侧均有隔城和夹城，与洛城形成拱围之势。
隋唐洛阳城自隋至北宋，前后沿革近五百年，且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设计理念、建筑风格与城市布局在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和东亚都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定鼎门是郭城的正南门，为三门道过梁式建筑结构，是一座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辅以垛楼，其间以城垣相连的一组宏大建筑群。此种建筑布局与敦煌壁画晚唐第138窟中所绘城门的建筑布局极为相似，是中原都城文化和佛教文化碰撞交融的见证。特别是在定鼎门外道路上清理出了密匝的车辙印和骆驼蹄印，印证了当时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丝路贸易的繁华景象。出定鼎门有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郩山南道、郩山北道、黄河北道、漕运通道以及官方驿道等。隋代在定鼎门外曾设置四方馆，管理东西方贸易和少数民族事务。唐代则将该机构移置于皇城内，并六部下设鸿胪寺主外宾之事，以接待各国使者。
应天门，是宫城正南门，隋称则天门。为一门三道过梁式建筑结构，是一组以城门楼为主体、向外伸出阙楼，两侧辅以垛楼，其间以飞廊连为一体的巨大建筑群。其规模宏大，气势壮观，充分彰显出了皇家的神圣与威严。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五凤楼晚望》中云：“晴阳晚照湿烟销，五凤楼高天泬寥。野绿全经朝雨洗，林红半被暮云烧。龙门翠黛眉相对，伊水黄金线一条。自入秋来风景好，就中最好是今朝。”当时在应天门也常举行一些重大活动，如迎接各国来宾等。史载武则天曾御应天门观波斯胡戏。皇城端门外还高高矗立着用铜铸造的“万国颂德天枢”，昭示着这座都城的辉煌和国际范儿。
明堂是宫城的正殿。隋代称乾阳殿，唐高宗时称乾元殿，武周年间改为明堂。明堂规模宏大，气势壮观。史载明堂共三层，高约88米。如此宏大的木构建筑堪称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在明堂内常常举行重大政治活动和接待各国使者。此外，在明堂北面还建有天堂，用来供养佛像。史载天堂三层即可俯视明堂，可见其规模之大，令人观止。
城内里坊区有南市、东市、西市三个市场，其中南市规模最大，隋称丰都市。文献记载，隋代“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市四壁有四百余店，……珍奇山积。”唐代“东都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开三门。邸凡三百一十二区，资货一百行。”来自各国的商品堆积如山，世界各地的商人们操着不同的语言在这里进行贸易。史载，为了炫耀大国的富庶，在外国使者逛丰都市时隋炀帝曾命“不取其值”。市周围的里坊内住着大量的外国人和胡人，并有许多胡寺、袄寺等不同信仰的寺庙。都城外围的邙山和原野还散落着许多外国人的坟墓，他们把这里当成了永远的归宿。而今出土的一方方墓志铭，鲜活地记录了他们在这座城市生活居住的印迹。
隋唐洛阳城，这座隋唐时期的东方中心，特别是隋炀帝和武则天称帝时期洛阳作为正都，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和贸易的最大汇集和传播中心，是当之无愧的丝绸之路东起点，是亚欧多元文明之间交流、碰撞、融合的历史见证。
汉魏洛阳城：见证“丝路”东端国际性商贸大都市的繁荣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钱国祥）
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作为公元1～6世纪中华文明发展史上重要王朝的都城，位于中原地区的洛阳盆地。它不仅是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时期的都城和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统治中心，也是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东端最重要的国际性商贸大都市，即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该城址的遗存代表了这一时期历代中原王朝的文明与文化特征，见证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大融合所促生的独特城市文化，不仅展现了佛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和本土化过程，也展现了中西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对中国古代城市功能性变化的整个进程，是中国古代本土文化和域外文化激烈碰撞的重要区域，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发展形成的重要中心地区，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
该城址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区东约15公里。除了部分城墙遗迹今地面上尚有残存外，大部分遗迹均保存在地面以下，古代城市的规模及格局信息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存。
据考古勘查，东汉洛阳都城为南北纵长方形，整个城圈接近14公里，大致合汉晋时期的30里，符合文献中洛阳城南北九里、东西六里的记载，即俗称的“九六城”。城址设十二座城门，城内主要有南、北两座宫城，宫殿有却非殿、前殿、崇德殿、德阳殿等。这种以南北二宫对峙的宫城布局形制，在汉代以前就已形成规模。城内有24条街道，东北还有太仓、武库，西侧有金市，在南郊有规模宏大的太学、明堂、辟雍和灵台等礼制建筑。城西，则有佛教沿丝绸之路东传中国内地后创立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东汉末年，洛阳城毁于董卓之乱。
曹魏和西晋继续沿用东汉城池，城门位置和数量没有变化，但名称多有改变。曹魏新修的单一宫城——洛阳宫是在汉代北宫基础上营造，而且宫前出现了都城的轴线大街铜驼街，宫城正门改曰阊阖门、正殿改称太极殿。另在都城西北角新建了金墉城。曹魏时期宫城“建中立极”和宫前出现轴线大街这种都城格局，改变了以往“前朝后市”的都城形制，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铜驼大街及铜驼的出现，则显然是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与商贸交流的重要象征，显示了商贸经济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洛阳城又一次焚毁。
北魏迁都洛阳城依魏晋洛阳城而修复、扩建，除西城墙北段新辟一座承明门，城门达到13座，基本沿用了魏晋以来的都城布局和宫城形制。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增修外郭城，置320多个里坊及大市、小市、四通市等商业区，使该城规模达到“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东汉和魏晋洛阳城变成了内城。北魏时期形成的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是中国古代都城的首创，不仅是当时帝王政治军事统治的需要，也是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商贸活动繁荣而出现的城市功能转变，这种变化对后代都城的发展影响也极为深远，之后的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以及东亚各国的都城，显然都受到它的影响。
东汉时期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入都城洛阳，北魏建都洛阳以后佛教又进入到一个发展高潮时期，不仅创造了极为辉煌的佛教石窟艺术，而且佛教寺塔建筑也进入到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在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发现的北魏永宁寺塔基遗址，其高大的九层木塔就是佛教建筑发展到空前未有的一个经典之作，在中国古代佛教发展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建筑史上都具有极高的地位。
丝绸之路自西汉开创以来，东汉时期又得以开通与恢复，这使得中原地区与周边异域的文化和商贸交流活动得到保证，促使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恢复，经济活动繁荣发展。到了北魏都洛时期，这种文化和商贸交流更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如北魏洛阳城除了西郭城内有大市、东郭城内有小市等市肆作坊区，在城南还建有安置周边异域人员居住的里坊和居所——四夷里和四夷馆，以及他们从事商贸活动的场所——四通市。其中从丝路西来的胡商最为活跃，“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乐中国之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这些显然是洛阳成为丝绸之路东端最重要的国际性商贸大都市的必要条件，也是丝绸之路繁荣发展和东西方商贸经济活动日趋活跃的具体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