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翘楚】戴锦华:打开天窗说亮话
现在的中国电影是被太多钱噎住了。电影艺术只能与资本共舞，是事实；但如果电影成了资本的独舞，那意味着我们失去了电影。如今电影产业扩张，资本过剩，是好事；但如果电影成了资本的假面舞会，那只有死路一条。
电影作为文化，电影作为艺术，原本在20世纪中叶已是不争的事实；电影同时是商品，但是文化商品。既然是文化，就必须有文化的内在逻辑，不是商品属性能简单取代。法国政府专门针对电影提出的“文化例外”，意在于此。制作电影当然有商业考量，但这宗商品卖的是文化，是艺术，不然你营销什么？不谈内容，不谈故事，不谈电影艺术，很可能满盘皆输。
说这些话的人是谁？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
她是一位老师，研究电影、文学、性别和大众文化。
她的话经常被媒体引用，在网络上叫好一片，但也非议四起。
坐定。戴锦华随手理了理衣服，温和地望着我，浅浅笑意。接着，她把手机设成静音。这是一个细节。另一个细节，来时的路上，我走错了方向，晚到了十几分钟，她发来了一条短信：“你在哪儿，我去接你吧。”
因为这两个细节，这次采访，注定轻松而坦诚。
在戴锦华看来，自由始终是相对的，行动也是修为。尽管目前的工作让她紧张、疲惫，但她依旧拥有沉静的时刻，阅读、写作，在旅途中、工作间隙，和学生们在一起时，在种种不自由中保持的思想自由，是必须，也难能可贵。
大隐隐于市，如果我不算愚钝，那么戴锦华说的或许便是这个道理。
“我梦想的世界里，人们尊重差异，不会用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不会以暴力改变他人。我的梦想，是始终拥有梦。”
去找戴锦华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在打鼓。
听说她是一个“有脾气”的人，网上关于她的文章不少，大多是学术性论文和电影评论，有人说她冷面孔、铁面无私，也有人说她热心肠，真性情。
距离2014年的国庆节只有1天了，北大校园静寂。戴锦华的办公室在靠近北京大学东门的李兆基人文学苑，一幢古香古色的中式小楼，推开石狮相守的红漆大门，抬眼一望，戴锦华正站在二层回廊旁，微笑地冲我招手。“我刚刚才搬进来。”走进她的办公室，一间有着老式木棱门窗的屋子，二三十平方米的房间里，高高摞起的书和印刷品挤满了书柜，铺满了桌子，甚至堆到了地上。除了书柜上的几张照片，房间再无更多装饰，唯有一些细节，看得出房间主人在繁忙工作中的生活品位。
讲台上，戴锦华迅疾得像一场风暴，总是含着笑意，轻松而诚恳，非常骄傲。这骄傲像一束光，让她可以被轻易辨识：她是中国电影理论、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三个学科的跋涉者，是最具权威的电影评论人。
戴锦华本可以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或者“巨匠”，却摒弃“深入一个领域直到成为老大”的学界“常识”，频频转向。最近十余年来，她的方向是第三世界研究，同时关注、参与新农村建设，她也自嘲地称为“已告失败的政治经济学转型”。她关心新农村建设，因为农民、农村、农业是国家、民众生存之本，也是现代化模式内解不开的结。
不到30岁时，戴锦华已经被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们尊为“戴爷”，现在，她是北大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每次上课都人满为患，连北大那只著名的哲学猫，也曾光临她的课堂。问及此，戴锦华说，那是她最大的荣幸。
用网文里的说法，“女孩愿嫁戴锦华”，因为她几乎满足了她们对“那个他”的所有想象：会在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旅程后陪你逛街，“对朋友随波逐流得完全没有原则”；也会以探询的眼光注视着你，一切了然于心悟；说话方式权威，并且，天真又决绝地，始终抱有“不成熟”的梦。
但是，戴锦华是个女人。她曾自嘲：Too straight（太直接）。她曾经不知道如何做女人，因为她的一切，都太“大”了。长得太高，学不会轻盈转圜，直来直去，直面挑战。
最后，我们谈起了梦想。
几十年前，问及梦想，纳博科夫说：“在未来的无云的世界，建筑之间有柔软的管道相连。”这是个含情脉脉的回答。戴锦华笑着说，听上去很科幻。科幻的梦近年来正迅速变为现实。而她的梦想，是人类拥有共同的未来。“我梦想的世界里，人们尊重差异，不会用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不会以暴力改变他人。我的梦想，是始终拥有梦。”我忽然明白，生命不仅是终点唯一、充满搏杀的漫漫长途，生命还可以是朴素的，温暖的，在洪流中守望着平等与幸福的梦想。
安全感是今日世界的匮乏，但安全感的获得，必须自己去寻找和获得：比如，真实的人和人关系；比如，慢下来的、丰满沉甸的生命。
尽管在别人看来，戴锦华的生命有着旋风般的速率，但对她自己说来，那是慢下来的内心节奏。是在那一场大病之后，戴锦华开始用更朴素的态度生活。
“结核病以后，开始对自己没有那么高的期许，不再野心勃勃，开始理解懂得生命的单纯。濒临死亡，才懂得放自己一马，用更朴素的态度生活。”
“1987年，我几乎死了。”戴锦华笑称。她没想到自己得了“传说”中的“肺结核”，一度成了此病的“专家”。
如今，戴锦华仍能侃侃而谈：患病那年，全国有几十万人治而不愈的结核病病人——因为病程太长，治疗费昂贵，更有人感染的是原发耐药菌——当全世界宣布战胜了结核病时，不再有新药的开发，“而一旦染上原发耐药菌，你的命运便仍如十九世纪：等着结核菌吃光你的肺，或肺主动脉破裂而死。”她告知，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多数都曾在不知情中感染过肺结核而自愈。因为结核菌的生命极长且顽强。一口带菌的痰，足以令细菌在空中飘数十年。
戴锦华在结核病院住了8个月，发现时已是“三期肺痨”，“胸片看上去极恐怖，满视野的结核病灶。两个巨大空洞，一个4cm×7cm，一个6cm×8cm。但我是个幸运儿，空洞都不是靠近主动脉。”医生认为，戴锦华从患病到全面发作已有4年的时间，但她完全没有意识到。
或许是年轻时自我期许太高，“那个时代长大的孩子皮实也坚强”，进结核病院时，按照检查数据，戴锦华是该被抬进去的，“但我是自己走进去的。”
戴锦华在38.4℃的体温下，毫无察觉地耐受了3年，直到会突然眼前发黑，站立不住。她曾蹲坐在路边，看着人们的脚从眼前匆匆走过，感到极端无助，“可我依然没去医院，认为不过是累。”严重的持续咳嗽，才最终被朋友拽去就医。
27岁，戴锦华因重度肺结核引起多脏器衰竭，心脏不堪重负，且没有手术机会，在医生看来已是濒死。“服的药都是20世纪50年代、副作用极强的抗痨药，如果无效，只有死路一条。”她又狡黠一笑说起了自己的幸运，“得自父母的遗传，自愈能力强”，入院3个月不退烧，医生已绝望。
戴锦华断定自己感染的是原发耐药菌，并开始计划自己生命最后的时间。一旦获得证实，她想即刻离院，以自己的方式度过最后的时间。但到3个月的第一次复查时，胸片显示，病灶明显开始钙化，巨大的空洞呈现闭合趋势，她是所有的病友中恢复最快的。她饱含情感地回忆着，医院走廊里传来高跟鞋踏出的清脆足音，主治医生几乎是冲进戴锦华的病房，举着胸片喊：“奇迹，简直是奇迹。”
戴锦华谈到对死亡的恐惧。获知自己病情的最初1个月，她几乎被击垮了，会狂想追问“为什么？不公平。”更年少时，她曾以为自己不怕死，够潇洒，“但死亡来得如此猝不及防、直截了当，感到的是纯粹的怕”。最重要的是，27岁，她对生命有无尽的规划和梦想，却尚未实现半分。
入院的第3天，一个同龄的女孩入住，两人一见如故，但4天后的傍晚，这位新朋友却突然肺主动脉破裂，撒手辞世。戴锦华讲到一个细节，极端脆弱和无助的时候：“常常是深夜，走廊里想起平车的车轮声——那是在运送死者。这种时候，每个病房会亮起灯，大家无言地坐在病床上，倾听这声音远去。那声音就像是死亡自身，无可逃脱地逼近，又远去”，“大家不知道结核病仍有如此高的死亡率，甚至完全无知于这种疾病仍然在收割生命。人们一边认定此病已成历史，而一旦你染上了这种病，仍像是‘佩戴了红字’——要承受社会的厌恶、拒绝和歧视。幸好，我很快学会了以一种黑色幽默来应对。”
少年时，戴锦华固执的梦是想在身后留下一本书，死亡的突然逼近，令她“写一本自己的书”的愿望变得急迫。但当时，医院并行两套结核病疗法——最传统的基础疗法：静卧、食物；新的药物疗法：定时确保摄入大量抗痨药物，运动、包括写作或棋类绝对禁止。
还好，戴锦华一向酷爱小说，来者不拒。那时，前来探望的朋友很多，带着各式补品和小说。“那几个月，我吃光一生的鸡汤、烧鸡、烤鸡、炖鸡、焖鸡……的定额。自此与鸡‘恩断义绝’，‘批量消费’了无数翻译小说。”
书籍一律有借无还，因为自知还回去的书会被即刻丢弃。状况稍好，戴锦华便恢复读理论。“那时集中读后结构、后现代理论。每本书都被不同颜色的荧光笔画得五彩缤纷。所谓‘语言学转型’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吧。”
医院里，每周的常规节目是测体重。体重的增加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好消息，因为肺结核是消耗性疾病，“用护士的说法是，体重增1斤，肺上空洞未必长1毫。”当时戴锦华身高1米75，体重只有45公斤，“风都吹得倒”。
8个月后，戴锦华空洞闭合，离开医院。“结核病院里入院治疗两三年是常态，我是自动离院的。”医生说，她出院胸片是入院标准，至少还要在医院躺一年。但她还是离开了。
戴锦华告诉记者：“自己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愧疚之一，是曾立愿为结核病、结核病人、医务人员做点什么，但至今并未有所作为。结核病以后，开始对自己没有那么高的期许，不再野心勃勃，开始珍视和重新定义生命。濒临死亡，才懂得放自己一马，用更朴素的态度生活。今天，相对于青年时代而言，我已经非常自我约束，当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拒绝浪费生命在角逐竞争上。”
“我喜欢面对面，人与人，生命对生命的交流方式。”
比起媒体的邀约，戴锦华更愿意接受公共演讲。
让戴锦华自傲的，是生命经历的丰富。她始终在走新路、学新说，见识并开拓不同的人生，“世界在不停地激变，但一个人文学者的追求，无外乎行万里路，破万卷书”。
近十年来，除了本职之内的教学、科研，戴锦华深入参与了诸多社会活动：乡建、环保、绿色农业、世界社会论坛等等“一些没有利益可言，多数自掏腰包或捐款的活动”。
有很多个第一次让戴锦华难忘。第一次给农村妇女小组讲电影，第一次给打工的孩子讲文化，第一次为大学生支农调查做培训，令她感动而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当中从没有人说听不懂。
记得给农村妇女小组讲电影，课后一位中年妇女竟当面引用了戴锦华整段的话，“几乎一字不差”。这让她吃惊不已，“‘看不懂’‘听不懂’的批评追了我一辈子。那原来是一种‘姿势’。我深知，我对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实际帮助。但我希望能和他们一起重新发现和定义人的、生命的尊严和快乐的意义。”戴锦华希望和他们一起去探讨生活、生命的价值。
“我做我心安。”戴锦华说。
戴锦华给自己画了一条线，用来区隔这些活动与自己的学术生涯。她说，自己的学术当然极大地获益于这些经历和经验，“对于一个人文学者说来，没有无用功”，但她拒绝将其作为某种表演或资本。
这十多年来，戴锦华同从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朋友一起参与第三世界（即亚非拉）考察之中，做深入的社会调查和学术交流。此前，她到过许多国家，但活动大多是集中于大学校园。第三世界国家的“田野”为她打开了迥异的视野。
“那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交流，当然更不是旅游。”往往，一行数人的飞机抵达首都，即刻出发前往腹地，“山区、农村或贫民窟……”
戴锦华给我讲起类似的经历：在墨西哥，驱车数万里的收获；在委内瑞拉，颠簸在山崖边泥泞路上的“惊险”；在秘鲁，坐在摩托车后座上，在杂草丛生的小路上行驶半小时后，是一个小时的徒步山路。到了农民家中，“房子是用小树棍搭的，完全无法遮风避雨。外面大雨，里面中雨。”主人一句话：要不要上我们地里看看？接下来，是亚马孙丛林里一个小时的翻山越岭。炎热、尘土、荆棘，女主人手持砍刀在前头开路。
对于这些，戴锦华却不觉得苦，“我热爱的方式，是走异乡，行异路，寻找别样的人们。现在，我敢说自己有世界视野，有某种把握对世界性问题发言。因为我的参照不只有欧美，还有广大的第三世界。但我依然警醒的是：太多的事情、太多的世界，我不知。”
在第三世界国家，戴锦华常常会感动于那些“穷，但完全没有穷相”的人们，衣服上满是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理得平平展展，感动于他们不一样的价值和精彩的人生。譬如，拉丁美洲的游击知识分子。今天在大学里任教，明天可能深入丛林打游击，再以后可能从政，甚至竞选总统，同时还可能写小说。如此丰富和多样的人生，对于如今的我们，难于想象。
在最穷困的地方，戴锦华的相机里，记录下了美丽而善意的微笑。在非洲，她曾看到那些无望的城市和农村，没有资源，没有工作机会，充满暴力、政权更迭。“这时，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全球化”：联合国记录中最穷的国家，赤膊的年轻人坐在路边，但穿着肮脏破烂的牛仔裤，喝着可口可乐；在深山里，看到步行的妇女头顶大包购物归来，边走边打手机。“全球化没有外部，但却没有令卷入其中的多数人获益。”
经历着中国的巨变，戴锦华选择行动与行走。她在寻找突破，关于知识的突破，想象的突破。她说，自己近几年在思考一个很玄但是很真切的话题：未来，文明的未来，中国和人类的未来究竟是怎样的？
在印度农村，戴锦华曾造访村民选举大会，午饭是手抓饭，“没水洗手，也不会抓，但真的饿了”，菜汤在黑黑的手上趟过，冲出一道道白印。她也说起喀拉拉邦农家的好客，每家一块甜且腻的油炸食品和一杯浑浊的奶茶，不加奶时，可以看到絮状的悬浮物，她接受并喝干。当然，旅行的必备有黄连素，或者干脆就是大蒜。
“成功和失败是单一价值观的世界施加于所有人的暴力，但女人可能面临得更多，仅仅因为她是个女人。”
戴锦华常常冒犯“常识”。她认为，今天世界的大问题是价值单一，追逐成功，所谓成功又只能折算为金元数来衡量。常有人说，世界像一架向上开放的梯子，爬多高取决于你的能力和机遇。但戴锦华更喜欢另一个比喻：今日世界的游戏是一场永无终点的马拉松，起点处千军万马，但越来越多的人被甩下来。
戴锦华成长的时代崇尚英雄，她小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性别意识，17岁时的她，作为学生领袖叱咤风云。那时，她认为生命该是大波大澜，充满戏剧性的。最消沉的时候，她会喜欢这样的句子：我们在历史中学到的，正是我们从未在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
尽管如此，戴锦华生命的基调是拒绝悲情，拒绝自怜。生命平凡也广阔，人始终可能拥有并坚持自己的选择。
戴锦华说起她读到的一本德国童话，一座安详宁静的小镇上出现了一群灰衣人，他们建起了“时间银行”，鼓励大家节约时间，储存生命，高效率生活。但结果却是开始节约时间的人们发现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他们开始吃快餐、疏远了亲人朋友、自己变得焦虑不安。直到人们发现那些灰衣人根本没有生命，他们靠吸食、消耗他人存入的时间生存。人们摧毁了时间银行，以更多的时间享有生活，陪伴亲人，而后发现工作更快乐，生命也更充实。
现在，戴锦华活得越来越率性。她笑着说，好处是“追求一种率真的生活”，坏处也可能是自我放纵。她允许自己不断地处于某种沉溺状态，把其他一切置之脑后。
40岁后，戴锦华开始拒绝deadline（最后期限）文化，拒绝约稿，并因此而“声名狼藉”。愿意的时候，她也会彻夜工作，因为那是快乐，但她拒绝——预支或切割生命。哪怕跟所谓的“成功”相悖：为了自己的本心和初志，她有准备，成为失败者又何妨？
“成功和失败是单一价值观的世界施加于所有人的暴力，但女人可能面临得更多，仅仅因为她是女人。”
男权与性别的不平等是无所不在的。戴锦华说，她为学生推荐工作时，对方第一句话往往是女生免谈。各类遴选中女性比例越来越不能得到保证，可每度修法都伴随着“中国妇女解放是不是太超前”的议论。法律意义上男女平等，在现实生活中落差越来越大。
“王安忆，中国当代最好的女作家，或者说最好的作家，在小说中塑造一个挣扎着突破灵魂的困顿作家形象时，也会赋予它一个男性的角色。她小说中唯一的女性写作者不过写写日记，还在结婚时当作笑谈，付之一炬。”戴锦华说，女作家在现实中往往大胆勇敢，无视规范，但写作中她们却只能屈服于文化、书写规范。
戴锦华曾在《生为女人》中写过她少年时代从小说中获得的欧洲梦，“做女人何其快活——有人开门、接大衣，承受怜香惜玉的卫护，周末人人相邀，且不付分文。”随着年事见长，她看到了也体认了更多的东西。曾经，戴锦华的三个女友——都是欧美教授，接连坠入情网，并快乐地告诉她遇到了意中人。
但一段时间后，这几个人却陷于失恋。那些男人——她们的同行、同伴极端戏剧性地离去：一个午夜时分从床上起身直接离去，一个周日清晨扔下手中的割草机出走。理由是，他们需要经历成长，他们还吃不准自己能否面对婚姻。但不久，其中的两位又闪电般地成婚，都是跟社会身份、阶层比他们低的女性。
这些故事对戴锦华来说意味深长：男权的存在，并不始终采取迫害与侵犯的方式，更以选择和放逐的方式来“审判”。
“认知现实、接受自己，因此非常重要。”戴锦华13岁时就已1米73，满耳朵都是“长这么高以后怎么嫁啊”的声音，以及对她行为“男性化”的责难，这让她的少女时代充满困惑。“我也曾很自怜地感到自己备受伤害和排挤，现在看来依然真实，但我意识到如此深的伤害，一半是因为我自己在帮忙——我在内心深处认同他们的责难和标准。”
戴锦华最早在女性主义的著作中读到了身高与权力的论述，这让她明白，这不是她个人的遭遇，更不是她自己的错误。遭受偏见可以有两种办法应对，一种是反抗，但她认为更好的办法是置之一笑。现在，戴锦华非常坦然，她很清楚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女人，她拥有女人内心的和外在的全部财富。
“智慧、情感与仗义，是女人特有的品格和财富。”女人丰富的情感令她对世界保持着敏感、犀利的观察。她们多样的生命经验，令她们获取生命的智慧，令她们对世界保持着不同的思考。也许重要的是认知自己，从常识中解放自己。
戴锦华喜欢说，女人最仗义。仗义被视为男性的美德，事实上却是女性独有的品格。男性被深刻地绑定在权力结构中，以至于利益考量成了本能。只可惜女人的仗义多数为男人——戴锦华笑着补充。
戴锦华说，直到今天，多数人仍认为女权主义的意义是与男人为敌，或意图取而代之。而事实上，女权主义是一种与男权截然相反的逻辑，不是规范，而是差异，不是压迫，而是包容与互助。它让我们在了然女性遭遇困境的同时，了然于男权的僵局。“在这点上，我很老旧，我依然相信爱。不是爱情神话，而是人与人的相互需求与依存。”
相伴相守，相互维护，相互包容，才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以规范来否定自己，也不以规范来改造他人。“有了这一切，”戴锦华笑着引证：“婚姻是一次冒险，但值得一试。”
“爱情，是一份强烈的、也许是带有生物性的情感，但要维系爱的连接，令爱更生，是智慧的范畴。”度量亲密关系中的距离，不仅需要心也需要脑。不测试爱，不索取表白，去体认，去理解，去原宥、包容。穿越生命的意义是获得智慧。当一个女性步入老年，她能够、也应该成为一个智者。
末尾，戴锦华又不经意地提起那场病。死亡的临近让她理解和把握了生命的朴素和单纯。因此得到命运的眷顾，在30岁上嫁给她所爱的人，直到今日。她自觉幸福。在多重意义上一次次地经历生死，她放弃了张狂，学会了感恩，同时从心所欲。事实上，戴锦华始终感激她身边的世界对她桀骜不驯的宽容。
逆境总会遇到，直面，承担，受不住就大哭一场，然后笑自己，再走下去，“让时光的河流过，我接受，我认可。爱过，恨过，书写过。同时我仍然会在对不公不义的拒绝中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