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经济新思维的四大“组合拳”
习近平主席就任后，提出了在“新常态”下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新思维，打出了一组新经济政策组合拳。
首先，大力反腐，打破特权利益集团对资源和市场的垄断，使市场经济在有效配置资源、理顺生产关系、促进供给侧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打破垄断，是经济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
第二，紧紧抓住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发挥中国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在金融资本、产能制造、工程建设及营运管理等方面优势，积极引导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在全球范围内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和持续发展进行长远战略布局。
第三，提出了经济全方位发展的新概念，不仅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更追求质量，同时强调生态环境和人文经济的发展。在此前提下推动城乡一体化，从改变社会经济结构入手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克服分配扭曲。
第四，大力推动创新，具体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企业创新和科研技术创新。通过创新使供给侧改革落到实处，为经济转型夯实基础。
反腐的根本目的是反垄断，是经济转型的突破口
反腐并不仅仅是一场重建执政党形象、维护执政信誉、提高执政能力的斗争，更是经济转型、从而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突破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30余年的高速发展。但在此期间，中国经济长期以投资拉动的需求侧发展以及基础建设为主要动力。在法律制度不完善、行政权力过大、权力寻租泛滥的情况下，出现了大批政商结合、互相勾连的特权利益集团。他们在各个领域中对资源、市场以至分配等各方面形成了严重的垄断。垄断与腐败是一对孪生的怪胎——腐败导致垄断，垄断滋养腐败。
要推动经济转型，就必须按市场机制规律重新分配资源、规划市场，理顺生产关系，使经济的供给侧有效快速地发展，为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打破特权利益集团的经济垄断。否则，中国经济难以前行。
无独有偶。历史上的美国也曾通过反垄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南北战争以后，美国经济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由于当时法制社会尚未完善，迅速工业化中的经济发展也是以需求侧——交通、能源、建筑、基础建设——的发展来拉动的。到了十九世纪末，特权利益集团的垄断已然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在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新一代领导阶层，为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从1890年的休曼反托拉斯法案 (Sherman Antitrust Act) ，到1914年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Clayton Antitrust Act），花了近30年的时间、经过（共和党和民主党）三任总统，才最终压倒了以家族为核心的垄断集团以及代表其利益的政治势力，以立法形式完成了反垄断的历史任务，为美国经济的转型及战后大规模的“清腐”奠定了法律框架，为20世纪美国经济发展的新高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见，反腐败其实是一场以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斗争。特权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垄断——其特权利益的根基所在，必然做出殊死抵抗。反腐败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打破垄断，从而突破遏阻中国经济转型的瓶颈，进而按市场机制有效地配置资源、规范市场、合理分配，以此促进供给侧的迅速发展，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和持续稳定的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
顺应经济一体化趋势，中国经济面向世界“三箭齐发”
世界经济一体化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冷战结束后，市场经济通行全球，使得资本得以在世界范围内追求最佳利润，由此催生的世界产业价值链将全球经济日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这一大趋势，绝非任何一国政府的政策所致，也绝非任何一国政府的政策所能阻挡。中国快速崛起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伊始，便义无反顾地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今天的中国经济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却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休戚相关。
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经济长期注重需求面发展的弊端迅速显露。一方面，长期出口导向经济所积累的大量美元资本，由于种种的体制和结构性限制而长期得不到有效利用。加之西方各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的种种限制以及各发达国家对中国资本设置的政治藩篱，使得中国资本的投资范围十分有限，投资效率低下，而所承担的金融风险却高居不下。另一方面，需求面主导的快速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但却不均衡的工业产能。在出口萎缩、国内基础建设放缓的双重压力下，产能过剩造成巨大压力，不仅危及经济发展，而且也对社会稳定造成重大隐患。
但中国周边的亚太各国以及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却普遍面临资金不足、产能低下、基础建设滞后的困境。习近平经济发展全球布局的新思维，就是要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大力推动中国经济全面走向世界，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长远的战略布局。其目的是要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的金融资本找到更好的投资领域，提高投资效率，分化金融风险。同时，充分发挥中国在产能制造、工程建设和营运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同周边以及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中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正是在经济“全球布局”的新思维引领下，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中国经济面向世界“三箭齐发”。其一，促成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丝路发展基金等一系列新的国际金融投资机构，打通中国金融资本走向世界的“国际通道”；推动世界金融体制进行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改革；有效缓解分化中国长期以来承担的金融风险。
其二，大力推出发展“一带一路”的倡议，积极发展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太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充分发挥中国调动资源、工程建设、抗风险能力强等体制优势，与各国合作，积极开展以“互联互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经济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其三，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倡导建立亚太自贸区。同时签订了中澳、中韩等双边自贸协议，促进经济交往中的多赢、双赢局面，强化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
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积极合作，共同发展经济，不仅有助于克服国内经济发展中金融投资效率低、风险大和产能过剩的瓶颈，还为国内经济发展和转型找到新的动力和支撑点。更重要的是，通过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尤其是周边国家经济的共同发展，将进一步加强中国经济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中不可替代的枢纽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形成“同船共渡”的命运共同体，为中国今后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优良的外部环境，开拓更广阔的天地。
推动供给侧改革，全方位、立体型地发展经济
长期以来，由于注重需求侧发展，GDP成为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在此政策的引领下，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也使“两高一低”——高耗能、高排放、低附加值——产业长期主导经济发展。这不仅使大规模资源耗损不断增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也导致了发展失衡、分配扭曲以及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缓慢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显而易见，这样的发展难以持续。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任后，转变了强调GDP、片面专注需求侧发展的政策。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积极推动经济供给侧的改革和发展，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全方位、立体型地发展经济。其具体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将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改善民生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准。积极扶持“两低一高”——低消耗、低污染、高附加值——产业。在法治的保障下，大力推动供给侧的改革和发展，靠市场机制推动企业的升级换代，淘汰落后企业，从而全方位地提升供给侧的生产质量和竞争能力。
第二，将绿色产业和环保纳入经济发展的硬性指标当中。在大力发展可替代能源产业的同时，在政策上将治理污染、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重视人文领域的经济发展。积极推动并正确引导教育、出版、影视、旅游、娱乐等人文产业，不仅促进新兴文化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也同时端正社会风气，提高生活质量。
第四，在城镇化建设中“以人为本”。将户籍改革、福利保障、人口流转等保障民生的措施与城镇化建设同步进行。其目的不仅仅是为城镇化过程中的“创业”提供扎实的社会和资源保障，也是为了改变城镇社会结构，从而克服长期以来因社会结构不合理而导致的分配扭曲现象。
第五，强化“扶贫”政策，依照各贫困地区的具体情况“量体裁衣”，将各项具体措施落实到村镇，确保经济发展中所有公民共同进入“小康”社会。
创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概念
习近平经济新思维的核心概念是创新。在2014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必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首当其冲的是理论创新。通过反腐从体制上打破特权利益集团的垄断；带领中国经济走向世界；从注重需求侧发展转变到注重供给侧发展，从而推动经济转型，全面立体地发展经济——所有这些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都是在客观分析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挑战和新机遇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理论创新的政策体现。
二是制度创新。在经济新思维指导下制定的各种新政策、新举措，必须要有制度保障，否则，在国内外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必然出现政策扭曲甚至无疾而终。因此，制度创新是经济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改革的整体方案后，习近平主席在接下来的四中全会上首次向全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全面建立法治社会的主张。因为只有在法治的基础上，制度创新才有所依据，才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事实上，习近平主政三年来，在决策结构、机制、程序、监管、实施等各方面都依法做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从而从制度上保证了经济新思维在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中的充分发挥和有效实施。
三是科学技术创新。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保证经济竞争能力的核心因素。习近平在2014年6月9日两院院士大会上明确指出：“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为了促进科技创新，习近平要求“加强科技创新统筹协调，加快建立健全各主体、各方面、各环节有机互动、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聚焦国家战略目标，集中资源、形成合力，突破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重大关键科技问题。”
四是企业创新。经济发展离不开企业。而通过供给侧改革来推动经济转型更需要各级企业发挥主导作用。然而，中国企业长期以来被需求面的发展牵着走，这期间形成的企业管理和经营制度很难适应由供给侧主导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需求。因此，通过企业创新，提高生产率，提高竞争力，是供给侧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因而也使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所在。
新常态下的挑战与坚持
在习近平经济新思维的指导下，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保持稳定发展。但要成功完成由供给侧发展主导的经济转型，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
首先，反腐斗争还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尤其是作为经济发展核心的金融领域，反腐刚刚起步，改革与制度创新相互纠缠，甚至产生负面效应。这不但是因为金融领域技术含量高，内外关系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更严重的是金融企业是垄断和腐败的重灾区，是特权利益集团盘根错节最深的领域。在金融领域打破垄断、清理腐败，将是今后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
其次，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而供给侧改革则可能导致这一关系的进一步扭曲。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度不平衡——沿海地区的发展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内陆省份才刚刚迈入中等收入水平甚至更低。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导致了普遍的“政策扭曲(policy distortion)”：中央制定的任何政策，都很难获得全国各地的一致支持。各地都会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利益在不同程度上、用各种手段来扭曲中央的政策，“土政策”泛滥现象长期存在。如何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大挑战。
再次，分配不合理造成的贫富差距日益明显。有限的资源与无限的需求，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政治制度，其核心功能都是分配制度，体现的是一个社会是否能维持最基本的公平与公正。古今中外所有的革命或政治改革，皆因分配不均所起，以建立新政治制度——亦即新的分配制度——而终，无一例外。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因体制、经济结构、特别是特权利益集团的垄断所导致分配不均，已经日益成为重要的的不安定因素。经济在“新常态”下发展放缓，更加凸显了分配问题上的积怨。深化改革、促进经济转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课题，就是如何一方面通过反腐打破特权利益集团的垄断，一方面通过税制改革来有效平衡利益分配机制，使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较为平均地为整个社会所共享。
过去三年来，全球经济发展呆滞、国内经济发展因结构性障碍而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同时，大量金融资本得不到有效投资，产能过剩，生态环境恶化。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其经济新思维的指导下，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在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推动供给侧发展主导的经济转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依然面临着以上论及的种种挑战，但只要能够坚持反腐，坚持新思维下“顶层设计”的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坚持创新，定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实现“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