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天明：历史传承中的剑南春

    剑南春酒传统酿造技艺传承了绵竹人几千年酿酒历史时空中积淀的技艺精华，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宝库中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唐时宫廷酒，盛世剑南春”这句耳熟能详的宣传语并非随手而写，而是植根于古籍史实中。今天通过剑南春董集团事长乔天明主编的《剑南春图志》一书为你揭秘古籍记载中的剑南春，历史传承中的剑南春。

    一、蜀酒

    据考古发现推算，我国粮食栽培历史至少应在距今一万年之前，包括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华阳国志》说：“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从那时起，古代的蜀酒就成为“醴”，“醴”的酿造工艺不断发展，为尔后的复式发酵满下伏笔，成为蜀酒之源。

    《齐民要术》记载：“蜀人作酴酒法，十二月朝，取流水五斗，渍小麦曲二斤，密泥封。至正月二月冻释，发漉去滓，但取汁三斗，谷米三斗，炊作饭，调强软和合，复密封数日，便熟。”“酴酒”即为四川人称作的“醪糟”，正好说明早期蜀酒(发酵酒)在工艺上与现在的联系。

    《山海经》记载：“西南黑水之间，广都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广都即今成都平原。

    《绵竹现志·典礼》记载：“绵竹有龙潭五，一在县西二百里月映岩下，为绵雒之源”

    以上古籍描述了位于古蜀中心地带的绵竹、广汉早期农业的状况，其所产谷物至今仍是酿酒的主要原料，绵竹剑南春酒是蜀酒技艺和文化的主要传承者。

    二、唐代剑南烧春的记载

    从发酵酒(浊酒)到蒸馏酒(白酒，又称烧酒)，是中国酿酒工艺的一个飞跃。《唐国史補》(唐朝翰林学士李肇撰)：“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春”是唐人对酒的雅称，“烧春”犹言“烧酒”，已是蒸馏白酒。即唐代“剑南烧春”即为“名酒”。

    《旧唐书·卷十二》：“剑南岁贡春酒十斛，罢之”。这是唐德宗李适即位后免除宫廷酒税的记录。

    《唐书·德宗本纪》：“大历十四年五月辛酉，代宗崩，癸亥，即皇帝位于太极殿……，癸未，罢梨园乐工三百人、剑南贡生春酒……”

    两段记载提供了剑南烧春(生春酒)入贡的史实。

    杜甫《戏题寄汉中王》：

    “策仗时能出，玉门异昔游。已知嗟不起，未许醉相留。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终思一酩酊，净扫雁池头。”

    韦续《七绝》：

    “烧春誉满剑南道，把酒投壶兴致高。美满良辰添此物，诗情酌兴翻波涛。”

    唐代诗人如群星璀璨，其作品中涉及蜀酒比比皆是。杜甫诗中的“蜀酒浓无敌”则很可能指的是剑南烧春，因为他的好友韦续任绵竹县令，时有好酒相赠。

    三、宋代剑南烧春记载

    唐代奠定的剑南烧春的美誉，无疑促进了绵竹酿酒业的兴盛。延至宋代，仍有史可查。

    《宋史·食货志》：“(绍兴)十七年，省四川清酒务监官，成都府二员，兴元遂宁府……汉州绵竹各一员”

    《宋史》中的这段记载，说明宋高宗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的绵竹市产酒大县，因而有酒务监官。

    苏轼《蜜酒歌》：“西蜀道士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酽，余既得其方，作此歌以遗之。”

    此诗作于1082年苏东坡被贬湖北黄州时，杨世昌携绵竹蜜酒去看望他，并授以蜜酒酿法，诗中对此有细腻而生动的描述。《蜜酒歌》也间接证实了“醴”的酿造在绵竹一直沿袭下来，且工艺日臻完善。

    四、清代的绵竹大曲

    清康熙年间(公元17世纪中后叶)，精明的陕西商人看中了绵竹酒卓越的传统工艺和得天独厚的水质、气候与环境，纷纷举家迁来绵竹，开坊经营加入酿酒行业，其中以朱、杨、白、赵四家最为有名(天益老号即朱天益兴办)。绵竹大曲就是在清代产生的，并成为近代绵竹的一张名片。

    至清代，绵竹酒业发达的另一个标志是传统工艺的程式化，能一年四季周而复始的生产，对酒质和产量也有了相当的操控经验。据民国版《绵竹县志》记载，清代鼎盛时期，绵竹有规模的酿酒作坊已达十七八家，这种工商一体的产业形态标志着绵竹酒业的总体繁荣和工艺成熟。

    台湾版《四川经济志》载有：“四川大曲酒，首推绵竹……绵竹所产大曲、双料老酒及地窖酲色(烧酒别名)等，均脍炙人口，为川省内外人士所乐道，而尤以大曲为最有名……”

    五、当代的剑南春

    剑南春的酒质在行业中有口皆碑，深受消费者喜爱。剑南春酒传承优良的酿造技艺，在中国白酒历史画卷中续写华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