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抗战烽火中的中国文艺（之四）

李尔重

李英儒

刘知侠

王火

亚细亚的孤儿

吴浊流是继赖和、杨逵之后，跨越日据时代和光复后两个时期的台湾重要作家，他的小说在台湾新文学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吴浊流生于日据时期，目睹了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残酷统治，激发了他对日本殖民者的仇恨和反抗情绪，因此，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旧势力的不妥协精神贯穿着他的全部作品。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用意绪悠长的抒情笔调，展示了出身台湾乡间望族的知识分子胡太明的人生遭际和心灵历程。从胡太明漂泊的经历来看，他的“亚细亚的孤儿”意识不仅指产生于台湾被割让的屈辱历史中跟祖国分离的孤绝感，也包括由于沦陷为日本殖民地而面临来自祖国大陆政权、民众的警觉，乃至遭受拒斥的深重悲哀，夹缝生存的处境中产生的“孤儿”意识，这种“孤儿”意识弥漫着历史的沉重和悲凉，聚集着台湾人民特有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困惑感。在这部小说里，吴浊流以“孤儿”这个意象来说明在那个殖民统治时代台湾人民无所适从的、荒凉的漂泊感。多年后，歌手罗大佑写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即是从这里撷取的意象。“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

当抗战的硝烟散去，对抗战的书写却仍在继续。新中国成立初期抗战是当代中国作家坚持进行写作的重要题材之一。战争是非常态的，也许唯有在非常态下，我们才能对国家、民族命运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对人性有更为清晰的认识，也因此才能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岁月。在抗战爆发初期中国作家们还来不及对这场民族战争进行更深刻、更全面的思考，时隔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七十年的沉积、过滤、反思，当代中国作家对抗战的书写更加多元化了，也更加雄浑壮阔了、细致深沉了。从地域上讲，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孤岛、台湾、香港均纳入到写作的视野里。从涉猎的社会阶层讲，上至国家元首、将军、敌军将领、知识分子，下至普通士兵、流亡学生、土匪、妓女等等，几乎都纳入作家的文字中。从空间看，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争，从海战到空战、陆战都会触及。从战争场景的描写到人物心理的刻画，从典型人物的塑造到英雄群像的树立，从现实主义手法到解构主义，从少年的眼睛里看战争的血腥到从历经人世沧桑的作家、学者心里体会战争的残酷和凄苦……只有战争结束之后，文学才能走出战争的实际需求，而变成一种比较纯粹的艺术创造，才能产生出超越于战争的伟大作品。这就如郁达夫在战争开始不久的预言：“我想，反映着这一次民族战争的大小说、大叙事诗，将来一定会出现，非出现不可。不过在战争未结束之前，或正在进行的现在，却没有出现的可能。”

风云初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伊始，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的胜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创作要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推广到全国文艺创作中来。此时，新中国的文艺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就抗战文学来讲，以河北、山东两地最多，这大概是因为胶东半岛、冀中平原、太行山脉曾是革命老区，从军队、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对这些地域的战斗生活比较熟悉。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到一九六六年，中国文艺称之为“十七年的文艺”，涌现出了一大批革命英烈传。其中描写冀中平原的抗战故事有徐光耀的《平原烈火》、李晓明和韩安庆的《平原枪声》、刘流的《烈火金钢》、雪克的《战斗的青春》、冯志的《敌后武工队》、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孙犁的《风云初记》等作品，描写山东地区的有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赛时礼的《三进山城》、曲波的《桥隆飚》、冯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等。

这些中国作家在描述刚刚结束的这场抗战历史时均采取的是“宏大叙事”，即以国家崛起、民族振兴的视野来观照人物的命运。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在鲜血与泪水、死亡与毁灭之中，战争锤炼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民族性格。日本侵华，中华儿女认识到，日本人打的是中国人而不是哪一个省的人，因此，战争是民族意识觉醒的催发因素。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从而开始建设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书写中国人民的抗战史，再具体地说，展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史，宏大的历史叙事是必要的。从艺术鉴赏角度讲，“十七年”抗战历史叙事大多采用民间文化形式，这是继续从延安文艺而来的民族形式、中国做派，从而构成了十七年抗战文学的写作模式：革命加民族形式。革命是主题或内容，民族形式是大众的、地方的，被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方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战文学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彰显着鲜明的民间文化特征。而这一特征也是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爆发的全面抗战有密切的关系。抗战使中国文艺被迫向边缘地区转移，面对边缘区域的文化环境，作家的创作不得不做出重新调整，以适应读者群和地方性的文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依然保持着这种特性。地方色彩，就是在我们眼前展开一幅幅冀中平原水波荡漾的画面，或是出现一轴微山湖旖旎的风光美景图；民间文化特征，就是塑造出虎虎生风、传奇式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和中国古典小说或评书中的人物在性格、行为、语言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是套用传统的评书式的叙事模式。比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敌我双方的斗争模式，或者是美女加英雄故事情节的设置。总之，鲜活的地方风俗、浓郁的方言土语的运用、革命传奇的故事内容，成为十七年抗战文学的基本特征。我们记得《铁道游击队》里老洪飞车搞机枪的故事、熟悉芳林嫂与刘洪的缠绵爱情，喜欢《烈火金钢》中肖飞买药的精彩，开怀一笑于《敌后武工队》里“活捉哈巴狗”的描写。

总之，浓烈的英雄主义色彩、明丽轻快的喜剧式审美风格，是上述抗日作品共同的艺术追求。然而，不是所有的英雄一出场都有高大的形象、深邃的思想或较高的政治觉悟，而是他们几乎都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考验和成长过程，所以十七年的抗战文学很多将抗战题材融化在家族史、个体成长史里来完成。《平原烈火》讲述的是一支军队成长的历史，《小兵张嘎》描述的则是少年英雄的成长史，《战斗的青春》展现的是青年战士的成长故事。在这里我更愿意介绍《小兵张嘎》这部作品。它是军旅作家徐光耀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小说，以儿童视角来描写抗日敌后战争，后来被搬上银幕，成为家喻户晓的一部影片。《小兵张嘎》以一个儿童的成长经历来阐释民族战争，儿童的天真、活泼、淘气，甚至还带有几分恶作剧，平添了这部作品的喜剧色彩，让人忍俊不禁、捧腹而笑。加之拍摄成电影后，画面上一会儿出现辽阔的华北大平原、高耸入云的钻天杨，一会儿闪现冀中平原碧波荡漾的芦苇荡和渔船，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给人一种坚实、浑厚、淳朴的感觉。这恐怕是十七年文艺对抗日最轻松的一次展示。从四十年代的抗战文学到五十年代以来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其主导叙事与政治化的正史观基本同构，这种同构表现出来的是，突出和强调民族战争的党派性、国家性、集体性、正义性和历史必然性。《小兵张嘎》有了自己的风格，在当时抗战宏大叙事中，走了一条轻松愉快的喜剧路径。

然而，以上作品均不能代表十七年抗战叙事中取得的最高成就，在我看来，十七年抗战文学最优秀的作品是孙犁的《风云初记》。非常有意思的是，孙犁为他的长篇小说命名恰恰是和整个文学所要表现的时代吻合。五十年代以来，当代中国作家对抗战的书写，难道不是战后的风云初记吗？如果说现代文学里作家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亲眼目睹了一幕幕抗战“活报剧”，那么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流血的伤口正在平复，当代作家又该如何记叙战争？孙犁无疑是在继续他抗战时期的抒情浪漫主义写作风格，但同时又和其他作家保持了一定的距离。《风云初记》是“关于那一时期我的家乡的人民的生活和情绪的真实记录。”主人公芒种和春儿是冀中平原的普通农民，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这对年轻人的生活理想。芒种参加了抗日武装并很快成为骨干，春儿也为家乡救亡积极工作。小说在日常生活场景下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依然呈现的是冀中平原那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依然是那荷花淀里含情脉脉的美丽女性。孙犁小说里自然和谐的人际关系遮蔽了中华民族现实生活的深重苦难，血色浪漫的叙事鼓舞了解放区广大军民的战斗士气，温情诗意的艺术画面里洋溢着令人心醉的审美情致。毫无疑问，《风云初记》是抗战胜利后五十年代最早出现的抗战优秀长篇之一。它所表现的渴望和平、向往宁静、追求完美的人文理想，集中凸现了孙犁作品的浪漫风格，同时也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寓战争故事于优美抒情之中，便是孙犁抗战叙事的突出特色。

抗战时期，津浦铁路干线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支援南洋战争的运输大动脉，日军不仅在沿途火车站驻有重兵把守，而且在铁路两侧的村庄都建立了伪政权和“爱护村”，强迫当地群众看守铁路，一旦遇有八路军破坏，命令他们马上报告。同时在铁路两边重要地点都修筑据点，甚至在铁路两侧挖了又深又宽的封锁沟、筑了封锁墙。日本侵略者的这种防守和措施，自然对我们抗战造成极大阻力。为了破坏敌人的计划，在铁路沿线，我敌后游击队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讲述的就是破坏敌人铁路干线运输的故事。中国战场包括正面战争和游击战，《铁道游击队》描述的是敌后游击战，极大地支持了正面战场，阻止了日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充分显示了崛起于草莽中的英雄杀敌报国的爱国之心。小说描写生动、情节曲折，具有很强的民间气息和传奇性。

样板戏中的抗战叙事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文艺基本上是处于凋零的状态，而关于抗战的叙事也就主要渗透在几部革命样板戏中。在已有的中国文艺里，江青等人认为，京剧被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故事所占领，芭蕾舞则是更为纯粹的西方贵族艺术，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和意识，是很难在这两种艺术中体现出来的。从一九六四年开始，文化部在北京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汇集了全国十九个省市二十八个剧团的三十七个剧目，其中很多戏就是后来革命样板戏赖以改编的原本。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人民日报》一篇题名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的文章，首次公布了革命现代样板戏的作品，分别是：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一文，正式提出了“样板戏”这个概念，之后，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等被定为第二批样板戏。

在上述“革命样板戏”里《沙家浜》和《红灯记》是取材于抗战时期故事而创作的现代京剧。《沙家浜》取材于崔左夫的革命回忆录《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在五十年代后期，被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改编为沪剧《碧水红旗》，后在一九六○年公演时改名为《芦荡火种》，之后，在毛主席的建议下再次改名为《沙家浜》。这部戏讲述的是一九三九年秋，新四军某部在阳澄湖畔沙家浜留下了郭建光等十八名伤员，交给中共地下联络员——春来茶馆的老板娘阿庆嫂照管。“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和参谋长刁德一与日军勾结进驻沙家浜，搜捕新四军伤员。阿庆嫂与敌人斗智斗勇，将伤员转移进芦苇荡。郭建光等人伤愈后，打进敌人内部，一举歼灭了敌人。这部戏里“智斗”一场非常精彩，充分展示了阿庆嫂机智、敏锐的斗争智慧，以及作为老板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胆大心细、遇事不慌的个性，汪曾祺执笔的台词更平添了剧作的艺术魅力。“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对仗工整，声韵铿锵，内容丰富，环环相扣。

《红灯记》则是一部讲述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地下工作者李玉和一家三代，为向游击队转送密电码而前赴后继、与日寇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故事，热情讴歌了英雄的铁路工人。该剧最早取材于电影《自有后来人》，以东北抗日联军的事迹为背景、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故事。之后由哈尔滨京剧院率先搬上京剧舞台，当时名为《革命自有后来人》。最终改为《红灯记》。剧中的“赴宴斗鸠山”一场戏是全剧最富有民间趣味的高潮戏。鸠山与李玉和之间唇枪舌剑的斗智过程，充分体现了民间“道魔斗法”的隐形结构。

“文革”时期样板戏的抗战叙事，尤其是运用阶级斗争的学说去认识和理解战争，来阐释战争发生与发展的原因，这些对战争的本来面貌以及战争复杂性的揭示都是不利的。在表现方式上，这些样板戏均采用“三突出”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创作理念，和“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创作方法，这些创作原则和方法影响了样板戏的价值和魅力。把伟大的、广泛的、复杂的民族战争简单化，这本身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追忆中的抗战史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重写历史的浪潮纷纷涌来。马加的《北国风云录》、艾煊的《乡关何处》、陈其昌的《岛国情泪》等长篇小说，反映了知识分子走向抗日和革命的道路。李英儒的《还我山河》、梁修的《夜潮》等表现我党地下工作者艰苦卓绝的斗争。陈残云的《热带惊涛录》、杜埃的《风雨太平洋》等长篇小说，展现了南太平洋的共产党人及爱国华侨的抗战经历。然而，尽管涌现出这么多抗日的作品，但没有真正代表性的厚重之作。这种现象直到一九八五年以后才有所改变，出现了老作家王火的《战争和人》、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和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崔漩的《白洋淀三部曲》，以及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张廷竹的“中国远征军”系列小说（由于莫言、张廷竹的小说别有风格，后面重点介绍）。抗战题材作品在创作上的突围，是作家对抗战的严肃客观的创作态度带来的，也是他们对中华民族这次抵御外辱的战争深入思考的必然结果。在很长时间内，抗战文学对战争历史和精神的认识，一直停留在敌我双方二元对立的这种简单的战争思维模式中，新时期以来，重构中华民族的抗战史则是自然而然的，有力推进了抗战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抗战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获得突破性进展，其中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无法正确处理和解决国民党在抗战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这个问题。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诞生于八十年代中期，全书共六部，三百多万字，它是国内第一部大规模、全方位反映中国抗日战争全程的长篇历史小说，而且改变了传统历史舞台上抗战的主角，给抗战时期的国民党一个合乎历史实际的审美观照，对已有的抗战题材作品进行了一次较成功的超越。周而复在抗战期间，曾参加晋察冀边区工作，以第五文艺小组组长身份和聂荣臻司令员一同进行过“反扫荡”，后又分配到各军分区和军分区司令员以及团、营、连级指战员一起参加战斗，也曾间接或直接地与宋庆龄、冯玉祥、蒋介石、何应钦、张治中、沈钧儒、黄炎培等重要人物接触过。作新华社和《新华日报》特派员时，和国共两党高级军政要员有过往来。这些工作经历和生活阅历，为他写作《长城万里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生活体验。加之，又翻阅了大量有关抗战的历史资料，做过相当长时间的积累和思考，故此，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他更有资格将自己曾经历的那段历史写出来。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共包括六部，分别是：《南京的陷落》、《长江还在奔腾》、《逆流与暗流》、《太平洋的拂晓》、《黎明前的夜色》、《雾重庆》，作品视野宏大，格局开阔，勾画出了一幅雄伟壮阔的抗战历史图景。正是因为拥有丰富而特殊的人生经历，周而复不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丰功伟绩，而且还用了大量篇幅描写国民党参与的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大战、武汉保卫战，以及汪精卫投敌、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等大事件。描写了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朱德、叶剑英、聂荣臻、林彪等中共方面的重要领导人，赞扬了张自忠、梅一平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而对于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也有重点描写，对于汪精卫、裕仁天皇、近卫文麿、东条英机、冈村宁次以及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等高层人物形象也有所涉猎。毋庸置疑，对于政治历史人物的塑造，是一件极难而具有冒险性的书写，首先在政治层面上难以把握，其次是如何写出他们身上那种主宰战局又富个人生活气息的特点，这是很难兼顾到的。而作者在描写蒋介石谋略之际，突出了他个性中刚愎自用、动辄骂人的缺点，着实增添了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更重要的是，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就像作品的名字一般，站在宏观的历史角度，从政治上俯视战争全景，鸟瞰中华民族的万里山河画卷。因此，作品气势恢宏，具有史诗般的气势和追求，全景式地复现了抗日战争的全貌，整体把握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方方面面，无论其包容的历史信息量，还是所传达的思想意蕴和取得的艺术成就，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

老作家王火的《战争和人》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这是一部以《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三部小说构成的长篇史诗性巨著。与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不同，周而复的著作侧重于历史史实的表现，而王火的抗战书写则在总体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构思了许多生活的细节，是史与诗相结合的作品。小说以抗日战争和二战为背景，从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写起，一直写到全面内战即将爆发，国统区、沦陷区广阔的社会生活都进入到他的视野中。作者写战争与人，就是写战争与和平，写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爱与恨。三部曲的每一部都以一句唐诗为书名命名，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分别预示着不同的思想含义。标题的诗句在各部小说中有特殊的意义。作者是把诗句作为本部小说情节的一个点或一条线，也就是说，以这句诗的意境来概括主人公身处时代背景的历史氛围。无疑，在写出历史史实的前提下，王火要营造小说的诗境，他让主人公童霜威吟咏古人诗词，且作诗填词，以及书中大量景物的抒情描写，都体现着这部作品浓郁的诗味。

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是以编年史的方式写作，依次描写抗战中的重大事件，作品从历史唯物主义视点对抗日战争作了全息性观照，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但这部作品在战争史观上仍比较传统。张廷竹是新时期以来最早致力于国民党抗日小说创作的青年作家之一，在八十年代中期写作的“中国远征军”系列中长篇小说，曾产生了广泛影响。“纵观举国同仇敌忾，横扫敌酋嚣张气焰”，张廷竹从人的历史存在意义角度，对曾经浴血奋战的国民党官兵，给予了最为真实的理解和肯定。他在《中国无被俘空军》里写中国空军志士阎海文驾机轰炸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不幸折戟沉沙，跳伞迫降于日军阵地，但是他宁死不屈，击毙数名日寇后，自刎身亡，其军人风采迫使日军以厚礼相葬。《泪洒江天》讲述了武汉保卫战处于白热化状态时，中国海军军舰在长江布雷，遭到日机的狂轰滥炸，舰长萨师俊和助手二舅等官兵开炮还击，至死不离中山舰，最后沉没于长江。然而，张廷竹的思考何止这些？他的远征军系列作品《黑太阳》、《支那河》虽没有描写战士血染沙场的悲壮故事，但表现了士兵们即使胜利了仍然摆脱不了的悲剧命运。将战争的惨烈充分审美化，让人在心灵的震撼中感受战争的冲击力，这是张廷竹抗战小说创作的一种独特意识，就此而论，张廷竹的抗战小说已经深入到战争最复杂多变的内部。社会上的这种重新审视战争的思想潮流，也反映在影视创作中。电影《血战台儿庄》开始打破过去意识形态化的主流历史叙述，对国民党正面战争予以了肯定。到九十年代后，这种抗战叙事模式已成为新的抗战文学基本的主题和叙事方式，并且上升为一种新的主导性话语。

这个时候，受新时期文学“向内转”思潮影响，抗战文学从偏重于人物的外部行为描写，逐渐发展到对人物内心的挖掘。战争中的正剧也开始向悲剧转移，人性的复归成为八十年代后期抗战小说写作的追求。一九八九年，《芒种》第二期发表了陈放的短篇小说《最后一幅肖像》，最早揭开了探索敌人人性问题的帷幕。小说讲述的是抗战后期，日本人把大批抢夺来的中国文物集中在山中，准备运送到日本。为此，游击队派宋欣和他的女友米丽两位画家前往侦察，不幸两位年轻画家为日军所俘。米丽为保护男友英勇牺牲，这引起了敌人平三郎巨大的心理失衡。小说突出地想表现，敌人也有爱美之心、恻隐之情，这一情节的设置，以及人物内心的刻画改变了以往对日军固有的创作观念，在抗战文学人性挖掘方面有所突破和提升。

新历史主义的抗战故事

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受西方新历史主义影响，重新阐释抗战史已经风起云涌。在这方面较早做出探索的是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小说，而由莫言的《红高粱》改编的同名电影基本上也是坚持这样的创作理念的。《红高粱》是一部对抗战历史进行民间审视的小说，它以家族回忆史的手法来描写由余占螯组织起来的民间武装的抗敌故事，其中不乏充满原始野性的情爱描写。解构历史、消解英雄人物是新历史主义小说鲜明的特点，也可以认为是当代作家对历史的一种重新解读和思考，从而十七年文学中那种正统的文学创作观被消解，新的战争题材创作理念不仅力图以自己的角度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且让英雄人物回到人间、回到真实，写出他们身上的缺点，赋予他们人性，这正是八十年代后期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对革命战争叙事的一次大的策略转变，从而使历史不再是单一的阐释模式，反而赋予了抗战历史叙事多元化叙述的种种可能性，使抗战叙事成为开放性的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