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节日的狂欢性解读

中国自古以农为本。早在远古时代，我国先民就已掌握了反映农业生产特点的历法知识和农业生产规律，同时也为岁时节日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有些节日如立春、夏至等，就是由节气直接发展而来的。除此之外，节日的产生还来源于原始崇拜、禁忌迷信等。中国的一些传统节日渗透着一种“狂欢化”的民俗精神，但相较西方国家，又有其内在的、独特的狂欢机理，这就是人们更注重传达一种质朴的生命观念和生活态度，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一种有度的狂欢。

抛开等级绽放个性自由

“狂欢”一词在中文语境中的意思是纵情欢乐、癫狂忘我、放任自由。同时“狂欢”也是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具有代表性的是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在这里有颠覆、融合的意思，主要针对群体的精神状态。

颠覆等级制度是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巴赫金在狂欢节研究中发现，“狂欢节遂成为完全独立于教会与国家的真正全民广场节日的象征和体现，决定着普通生活秩序的那些法令，在狂欢节一段时间里被取消了。首先取消的就是等级制度，以及与它有关的各种形态的畏惧、恭敬、仰慕、礼貌等，亦即由于人们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等所造成的一切现象。人们相互间的任何距离都不再存在；人们之间随便而又亲昵地接触。”在这里，等级制度和社会礼仪让位于个人的自由，个人的行为及思想的放纵导致了群体狂欢的局面，表现为语言的非逻辑性、世俗化、粗鄙化，行为上癫狂忘我，思想上自由放纵。

从内在本质上讲，狂欢体现了人类最原始的生存观，“狂欢是几千年来全体民众的一种伟大的世界感受。这种世界感受使人解除了空寂，使世界接近了人，也使人接近了人，从而深刻领悟到人生的本质所在……”狂欢是关于群体的一种行为意识的表现，群体意识来源于个人意识的一种解放；反过来，群体的解放又使个人在群体狂欢下得到个人狂欢的体验，群体行为意识是狂欢研究的落脚点。

狂欢节是西方的传统节日。以巴西为例，狂欢节那几天，狂欢的热浪席卷整个巴西，男女老少穿红戴绿，载歌载舞。市面上除了药店、医院和酒吧之外，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学校放假，真可谓“谁也不属于谁，谁也管不了谁”。人们忘掉了富裕和贫穷，忘掉了忧愁和烦恼，忘掉了紧张和疲劳，只剩下欢和乐。此时，全国上下不分高低贵贱，不分种族肤色，都似一朵朵欢乐的浪花汇入了欢乐的海洋。这种欢乐的气氛也感染着来自异乡的旅行者，不少外国人也情不自禁地融入其中。

中国节日是有度的狂欢

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指出，人物失去主人公色彩，每一个个体都成了独立而鲜明的主体，个人的行为不受群体支配，甚至不受本人思想的控制，独立地展示自我个性。在这种人人独立展示个性的情况下，群体呈现多声部效应，达到一种群体狂欢的局面。

例如，我国彝族的火把节，节日一大早人们便在各自的村寨口，栽一棵大松树，作为昂姑咪的“化身”。树上挂满小火把，村中有多少人口，就要在树上挂系与人口数相符的小火把。下午用牲礼祭过“化身”后，由村中年岁最高的一老妇人将“化身”点燃。尔后，众人在老妇人的带领下，环“化身”跳起锅庄舞，歌颂昂姑咪献身传火的功绩。礼赞过“化身”后，各人相约成组，手舞火把，于村寨、田野、山林间放声高歌。祈求火神昂姑咪赐福，庇佑全村六畜兴旺、五谷丰登、村寨平安、事事如意。彝族的火把节完整、丰富地保留着人类群体文化演进的历史轨迹，其主题是对人类生命繁衍的讴歌，对族群生活理想的希冀，故而成为研究彝民族文化史和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角度。火把节作为盛大的传统佳节，渗透着一种“狂欢化”的民俗精神，传达着朴素的生命观念和生活态度。

中国传统节日的狂欢性有其独特之处。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受儒家、道家和帝王思想的影响深厚，人们注重尊师重道、伦理人情、礼义廉耻，难以在节日狂欢中突破等级、权威的规矩和秩序，更难达到癫狂忘我、自由放纵的状态。另外，中国节日的内涵注重人情世故，有它内在独特的狂欢机理，这就是人们更多地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还有亲情之间的感情归宿。

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节日时间之长、活动内容之丰富、文化内涵之深厚、参与范围之广泛，有目共睹。春节是辞旧迎新的日子，也是团圆的日子，人们在这一天会急切地赶回家中团圆。春节期间，几乎人人都会着意过上几天尽情享乐的日子，“吃喝玩乐游”指的就是这种全民性的春节生活状态。这首先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人们放下平日的负担，忘却痛苦甚至苦难，选择这种自在的心境和自由的生活。除了与家人团聚，春节期间，人们还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游乐活动，寄托着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人们相信，春节期间所展现出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会直接预示着来年的生活。春节期间，大家尽情地放鞭炮、吃团圆饭、举办各种社区活动，狂欢活动丰富多彩。但在春节中，人们的狂欢基于人际间的你来我往，以家族和社区为单位，人们总是在国家这个“大家”的环境下进行狂欢，因为几千年来人们注重的是一种和谐的氛围，所以中国传统节日不是颠覆的狂欢，而是有“度”的狂欢。

正确把握传统节日的狂欢性

中国传统节日与狂欢结合之间“度”的把握是需要我们重视的。

节日是与平时的日子相对而言的，应该说是一种生产生活的经验，这种经验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自然汇聚，这种不经意间的形成与时令、宗教信仰、礼仪等息息相关，但更多的是人们亲身体会的一种经验，是带有普世价值的时间节点。既然节日是一个时间节点，那么它就有时间段，人们在节日中的狂欢就会有时间的约束，是一种“度”的表现。这种“度”在每个节日上所表现的是不一样的。

这里所说的度并不违背社会正常秩序的要求，它是一种非常态的表现。比如，广东东莞市东坑镇的“二月二卖身节”，近年来已改名为“欢乐节”，游人爱在大街上用玩具水枪射水作乐，故又名“射水节”。欢乐节上的人们，都希望在这一天，让东坑之水洒一身吉祥，带回一身好运。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节日，不管是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免不了会被水“袭击”，进行着狂欢的体验。但是在平常的日子里，这样做是极为不恰当的，即便是想狂欢也达不到节日狂欢的度。我们这里所说的狂欢已不是等级社会制度所要求的秩序，而是节日狂欢所展现的度。

节日是群体性的活动，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可以说中西节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差异的。中国节日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极为深厚，尤其是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西方节日则很大程度上受到宗教的影响。中国节日的狂欢性特点和西方节日的狂欢性特点都是在自身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们所表现的都是一种时间节点的体验。不是所有的节日都要狂欢至极，它要符合节日本身的期盼值。我们只有把握好节日的相关历史文化背景，才能把握好节日狂欢的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