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新阶段、新问题、新政策、新改革
改革开放到去年是36年，平均经济增长9.7%，我们的经济总量到去年达到了63万多亿人民币，今年有可能达到70万亿，如果增长7%再加上价格因素的话，有可能达到70万亿。按照63万亿这个总数算的话，折算成美金将近10万亿，占全球GDP的比重接近13%，排在世界的第二位。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初期GDP的总量是排在世界第十，占全球1.8%，30几年我们上升到了全球第二位，占全球将近13%。实际上我们是从2009年（按照当年的汇率折算）中国的GDP总量超过了日本，跻身世界前两名，这是总量。
人均GDP的水平，我们30多年下来，平均每年增长8.5，我们到去年年末的话，大体上接近5万人民币，按照平均汇率折算下来，刚才景源先生已经讲到了，现在达到了7575美元的水平。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人均GDP是180美元，当时我们是世界上一个典型的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国家。在世界银行统计的196个国家，按人均国民收入排序，当时我们是和世界著名的穷国扎伊尔并列排在世界189位。我们到1998年（按照当时的汇率）中国人均GDP水平第一次穿越了贫困线，达到了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起点，解决了温饱。按照2010年的汇率，我们第一次穿越了温饱进入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的起点线。
所以我们现在按照世界银行最新划定的标准，以7575美金，属于标准的当代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到了这个阶段之后，世界银行统计的分类里面，现在高收入的国家（1.2万美金以上的国家）是70个，人均GDP在4055美金以上的是上中等收入国家，到去年年底世界上是54个，人均GDP在1025美金以上的是下中等收入的国家（解决了温饱的），去年年底世界上也是54个。如果在1025美金以下的就是低收入的穷国，世界上有36个。
我们国家现在属于一个标准的当代上中等收入的国家。我们知道这70个高收入国家在历史上达到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到高收入阶段平均用的时间是12年4个月，在这70个高收入国家当中，有20个人口大国。就是人口超过1000万人口的，这20个人口大国实现这个阶段的穿越，平均用了11年9个月，中国现在有一个机会。从2010年算，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的阶段，给中国10年时间（到2020年）就要全面实现小康。拿到国际社会去比，中国的全面小康是不是相当于世界国际经济发展史上的，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的历史穿越。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
当然我们也知道有这样一个机会就同时面临着尖锐的挑战。刚才景源已经讲了很多方面的数据和具体的分析，归纳起来很要紧的是四个方面的成本上升：
成本一：劳动力上升。
成本二：土地以及其他的自然资源。
成本三：环境。
成本四：技术进步。穷的时候技术进步主要是模仿，模仿是成本最低的。到这个阶段靠自主研发，自主创新成本是最高的。
所以这四大方面的成本上升，导致这个国家的竞争力下降，这是供给方面。
到了上中等收入的阶段需求这方面的变化，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和过去的需求旺盛、供给不足（甚至经济短缺）相比，会出现相对的（甚至是绝对）疲软。这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困扰大家的内需不足的矛盾。需求疲软可能导致高失业，成本上升可能导致高通胀，一个社会如果是高失业的同时面临着高通胀，这个社会遍地都是干柴，非常麻烦，这就是为什么穿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困难。
二次大战之后，刚才景源讲只有15个国家穿越了，我看到有的材料讲到更少，只有两个国家和地区完整地穿越了（台湾和韩国）。大多数国家是没有穿越过去的。历史上七十年代的拉美是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的，到今天也没有穿过去，然后是墨西哥危机、委内瑞拉危机、阿根廷危机、巴西危机……，算下来将近半个多世纪穿越不过去，人们称为拉美漩涡。东亚的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上世纪八十年代达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也穿越不过去。不仅穿越不过去，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这些国家经济就进入了长期的徘徊。算下来30多年了，人们叫做东亚泡沫。
现在还在发生不知道什么时间结束的西亚、北非的这些动荡（突尼斯、也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这些国家经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是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的，穿越不过去，不仅穿越不过去，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打击下，政治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甚至军事危机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目前看到的局面，算下来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人们叫做西亚北非危机。
到了这个新的阶段上，我们有新的机会，也就是给我们几年时间，到2020年我们有可能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进。但是我们同时也面临着深刻的、尖锐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怎么办。
新问题（新失衡）：
经济增长从宏观方面发生问题是一个失衡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粗线条地分，从1978年到1998年20年的样子，除了个别年份（1889年、1990年）之外，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宏观经济失衡主要是指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经济短缺。所以它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生了三次大的抢购（通胀风潮）：
第一次通胀，1985年通货膨胀率达到9.3%；
第二次通胀，1988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8%；
第三次通胀，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4.1%；
这三次大的通胀都是发生在1998年之前，每一次具体原因不同，但是根本原因是因为那是一个短缺的年代、需求膨胀的时期，所以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担心程度非常高，稍有风吹草动，可能人们就去抢购。
所以那个时期的宏观政策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我们长期采取的是适度紧缩（双紧），就是财政和金融都同时收紧，过紧日子，目的就是把需求管住控制通胀。
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2010年的10月份，我们宣布从反危机的政策轨道退出，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除了2003年到2007年这阶段有一些特殊，主要是结构性失衡，投资领域里过热、消费领域里过冷，剩下大部分时间里面是需求疲软。首先是内需不足，包括工业消费品的内需不足，然后再逐渐地转向工业投资品的内需不足。需求疲软如果有出口支撑还好说，但是非常不幸在这段时间里面，中国经济先后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做了一个庄严的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所以为世界抗击亚洲金融危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的4万亿也好，9.8万亿的信贷也好，强力的刺激也好，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支撑着世界经济不再往下掉。但是我们说由此我们赢得了世界普遍的尊重，但是尊重是有代价的。我们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
在这种情况下内需疲软、外需受挫情况下，我们的需求问题就成为严重的问题，和这种情况相适应的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在这个时期主要就是扩大内需、刺激需求。特别是2008年以后叫做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力刺激。
从2010年10月，宣布从刺激政策退出以来到现在5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失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候我们用一句话概括叫做双重风险并存，既有通货膨胀潜在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严峻的威胁，学经济学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用了一个词儿叫双重风险并存，实际上就是类似以西方发达国家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现的滞胀。
一方面，经济停滞。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竞争力下降，失业率升高。
二方面，通货膨胀。特别是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双重风险存在就使得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你过去或者是通胀就全面紧缩，或者是经济衰退、经济下行就全面扩张，政策方向是容易明确的。现在不同，我们既不敢双松也许不敢双紧，也就是财政和货币既不敢全面扩张也不敢全面紧缩，全面扩张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但是会激发通胀。全面紧缩有利于防止通胀，但是会加剧经济衰退，怎么办？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一系列的新政策。
对于这种双重风险并存的问题，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想它可能是短期的，所以最早的时候刚才景源同志也讲了叫做换档期（刚才详细讲了如何换档）。换档就时间来说是短的，你一下子就切过来了。所以我们在2012年、2013年最开始讲的是中国经济进入了危机复苏之后的换档期，我们觉得它时间不会很长，结果2013年、2014年的情况表现出来不是换档期的问题，不是短期的问题，看来是一个长期问题，所以我们改了叫新常态。所以说这种新失衡看来是有它作为新常态下的阶段性的特点，不是一个偶然的、短期的因素，那就需要我们来认真对待。
发达国家历史上遇到了这个问题，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它没有解决，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采取了很多政策措施的调整，取得了短期的效果。但是问题是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它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为解决滞胀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有短期的效果，但是累积了大量的长期的积弊，最终导致了这次的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先是从美国所谓的次贷危机，然后借助于全球化背景，很快转变成所谓的全球的次债危机，进而导致全球的金融危机，然后冲击我们的实体经济。这次危机深刻到什么程度？二次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发生了多次的波动或者周期性的危机，但是没有任何一次导致全球负增长，而2008年这次危机导致2009年出现了战后首次全球负增长。说明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治理滞胀的政策，累积下来弊大于利。
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现在遇到了发达国家遇到的，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宏观经济失衡的新问题（我们叫做双重风险并存），怎么办？
新政策：
针对这种新失衡，我们的宏观政策作出了一些调整，怎么任何这个宏观政策的调整，怎么把握它，怎么认识它的效果。我们现在的宏观政策从反危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回到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很简单，财政政策是量的调整，不是更加积极，但是还是积极（方向没有变，还在扩张），原则上还是放松的，特别是财政支出政策。货币政策不同，它是从前一阶段反危机的宽松状态转为稳健的，而稳健的我们理解就是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是一个松紧搭配的宏观格局，既然是松紧搭配，说明这两大宏观政策的目标是不同的。
目标不同：稳增长和控制预防通货膨胀。
方向不同：积极的和稳健的。
所以目标不同、方向不同，这种政策的局限性最突出的是政策的效果由于矛盾相互抵消。
我们能不能把它统一到一块儿去，把这两大政策、手段的方向、目标统一到一块儿，现在看来有争议。我们知道统一到一块儿要么就是双松（就是全面扩张），你怎么控制潜在的通胀。要么就是双紧（全面紧缩）怎么遏制经济衰退和经济下行。这涉及到对当前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特点的重新认识，也就是说双重风险并存这个格局还成立不成立，如果说是双重风险这个大格局还是成立的，那我们现在的宏观政策它就很难做到双松或者双紧。
好象上个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经济形势研判，李克强总理最后发表讲话的时候总结讲了一句话，作为结论性的，我们下半年要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个判断做出来的话，我理解就从政府层面对当前宏观经济失衡当中的双重风险并存的格局，它的认识是认为它仍然是这个基本格局。如果仍然是这个基本格局的话，宏观政策很难作出大的、方向性的、结构性的变化。
宏观政策能够调整或者能够变化的，现在其实主要是量的方面，我们叫松紧搭配的力度。刚才景源同志讲的核心就是档位。我们今天政府工作报告其实讲得很明确，有一段话叫做我们的档位（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宏观调控的核心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上下线的确立讲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要考虑国民经济的需要和可能。
第二句话：还要联系国民经济的中长期发展目标要求。
第一句话确定我们的档位或者经济增长宏观调控的松紧力度，经济增长速度上下限的选择，要考虑国民经济增长的需要和可能。需要这里头有很多指标，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失业率，经济增长速度我们知道奥肯定律，经济增长速度和失业率之间是有一个有机的联系的，各国的经验不一样，但是它一定是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的。按照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看，我们这几年（包括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城镇登记失业率4.5%，实现这个目标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和经济增长的效率各方面的情况，不发生大变化。那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限要达到6.5%，大体上能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这是一个下限。上限是我们要考虑到国民经济的需要和可能，可能是指经济增长速度高了以后它带来的需求扩张拉动通货膨胀，所以你整个国民经济对于承受通胀的能力有多大，这就是所谓它的可能上限。也就是菲利普斯曲线，经济学上讲得很清楚，通货膨胀和增长率之间也有一个内在联系。
我们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的通货膨胀目标控制在3%左右（CPI3%左右），3%左右的上限，我们就算3.5%吧，从目前的经验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要不超过8%，我们通货膨胀率（CPI）不会超过3.5%。这样我们就大体上能给出一个松紧搭配，宏观调控的上下波动范围，就是你要实现你的起码的失业率目标控制的话，经济增长的下限不能低于6.5%，你要实现对你的通货膨胀目标控制的话，你的经济增长率不要超过8%。
但是我们还有一句话叫做，还要联系中长期国民经济增长目标的要求，别的不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目标，到202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GDP的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按不变价格计算，比2010年翻一番，要实现这个总量翻番目标，十年间平均每一年的经济增长增速要达到7.16%（说大数是7.2%），现在我们已经过去4年了，2011年增长了9.3%，2012年7.7%，2013年7.7%、2014年7.4%，都高于7.2，今后几年只要经济增长达到6.7%左右，我们如果时间表不提前，我们到2020年就能如期翻一番。
人均翻一番这段时间应该说中国人口还在增长，虽然增速放慢，人口在增长，人口峰值是2020几年，如果人口再增长的话，如果实现总量翻一番，同时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的话，恐怕增长速度比实现总量翻一番要略高一点，我们估算了一下大概7%左右。
这样我们就可能给出三个纬度：宏观调控松紧搭配的力度下限考虑就业目标不要低于6.5，上限考虑通货膨胀的承受力不要超过8%，中间值实现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的话，大概维持在7%这样一个速度上。这就是我们说新政策方向结构的格局很难大调整，如果说是双重风险并存没有改变的话，政策能够调整的更多的所谓精准调控，更多地从宏观总量来说，是松紧搭配的力度的这种调整。
我们也知道现在的问题在双重风险并存（特别是今年以来）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而通货膨胀的问题从现象上来看，实际上它是潜在的。我们知道从通胀看，我们PPI已经42个月是负的，我们的CPI说句老实话，考虑到统计误差，一个国家的CPI如果降到2%以下，其实是要考虑防止通缩了。那么我们前些年是个别月份（比如说前年10月、大前年5月）CPI降到了2%以下，但是今年不同，整个上半年CPI是在2%以下（1.4），也就是8月份才回到了8%。这样子的话，从现象上来看，实际当中已经成为一个稳定的现象。
我们现在的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为什么对反通缩很谨慎，我记得一月份CPI一出来1点几的时候，4月初小川行长就发表了一个谈话，大概的意思是说对于治理通缩我们要谨慎。这次通胀背后可能更多担心的是形成通胀压力的原因和过去不一样。我们这次通胀背后的原因，过去中国的三次大的通胀都是需求拉上的，我们国家的体制对于解决需求拉上的通胀是有优势的，因为你就往回收货币就好了，收货币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些银行（包括商业银行的）行长都是党任命的，你让他收就得收，你不收我就撤了你，我们连文件都不用发，打电话就管用。
1994年通货膨胀24.1%，不要紧，需求拉上的收，1995年就压到了12%，1996年压到了8%，1997年就压到了3%。1997年经济增长当时是8.8%（算是高增长），通胀3%（算是低通胀），所以我们当时对外宣布中国经济实现了以高增长、低通胀为特点的软着陆。但是我们这次通胀大家比较担心的是，它除了需求拉上之外，有的是成本推动。这个成本推动靠收紧银根没有办法、没有用，它甚至是副作用，你收紧银根以后资金价格上涨，企业的财务费用利息支出增大，这是增大他的成本，怎么办？所以这一系列的新常态下的新因素，虽然它现实并不高，但是央行很谨慎。所以从现象上来看，我们现在通缩的压力已经逐渐开始表现。这样子对于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松紧搭配的力度、调整，可能就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新改革：
也就是说实际上面对新的失衡、矛盾，我们现在新的政策解决的不是根本，只能赢得时间，所谓松紧搭配不是解决问题，是缓解矛盾。哪个问题突出我强调一下，这边更突出我再这边强调一下，它并不是在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经济失衡，双重风险并存这个问题的根子不是经济速度问题，不是增长速度的快慢问题，是结构，经济为什么下行？不是银行没有存款，经济下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产业结构没有升级的空间。
中国现在不是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缺乏支持能力，这个我们和欧美国家不一样，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在欧美国家首先是在金融部门发生的，金融烂掉了，它本身出了问题，所以它没有能力支援实体经济，而我们国家不同，我们国家受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是，世界发生了金融危机，实体经济有危机，传导到我们国家首先冲击的是我们的实体经济，我们的金融部门是有一道防火墙的。所以在中国这个市场上，金融部门是有能力的、有资金有投放能力，而实体部门没有有效的需求。没有有效需求当然有国际经济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内在原因是创新力不够（没有升级的空间）。就是重复建设，现在去产能的压力这么大，重复建设肯定死定了。你要投新的项目就要创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个问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导致投资需求疲软。消费需求为什么疲软？不是经济没有增长，关键是国民收入分配，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据，从2002年以来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中国的基尼系数都是在警戒线水平之上，最高的是2007年达到49.1%，这几年有所缓解，但是直到去年46.9%，这都是很糟糕的一种状况。收入分配结构一旦扭曲、一旦不合理之后，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降低了，消费需求当然疲软。投资需求疲软是结构问题，消费需求疲软是结构问题，这种结构
问题导致总需求不足，当然导致经济下行。
然后你再看通胀，通胀表现不高，潜在压力大，大在要素成本结构不合理。要素成本大幅度上升，投入产出结构不调整，还是用原来的生产方式，现在要素结构改变了，你当然没有竞争力了，当然这些东西就进入价格。
另外一个通货膨胀还有需求拉上的问题，流动中的票子多，多的原因可以去分析，和我们反通胀有关系，但是前些年的数据非常重要的是票子为什么多，M2为什么多，今年上半年130多万亿，排在第一位的因素是外汇占款，我们的外汇储备高的时候是3.8万多亿，这几个月又有所回落，现在是大概3.5万吧。这么大的外汇储备，结汇的时候我们就印出去大量的钞票，它是成为我们国家基础货币投放的首要渠道。为什么出这个问题呢？就是国际收支结构失衡。我们国家在国际收支领域里面，长期是收大于支。需要再均衡，这种结构再平衡推进不了，当然就刺激了货币印发量，倒逼基础货币的投放。
所以我们说真的你看通货膨胀潜在的压力，根子也是在结构（要素的投入产出结构、国际收支结构等等），因此我们说要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竞争力、可持续性，根本是克服结构失衡，而结构失衡的克服靠宏观政策解决不了，靠总量调整松紧搭配解决不了，松紧搭配只是解决总量和速度的问题，它不解决背后的结构问题，结构问题靠的是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我不多说，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制度重于技术。没有制度创新这个技术创新很难有保障，制度创新靠的是全面深化改革。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三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决议，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隔了将近30年，我们又一次提出来全面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核心解决的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再加上我们的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核心是政治体制问题，它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民主和法制。所以我们说在这种经济、政治体制全面深化改革制度创新，合理地解决政府和市场，合理地处理民主和法制这些关系的制度创新当中，我们才能真正地推动我们整个民族和社会的技术创新能力。
相信有了这种共识和全面深化各个方面的改革实际行动，我们国家的制度创新会取得新的进步，在制度创新条件下，我们能够推动我们整个技术创新的能力，推动整个结构的转变。使得我们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稳健、健康的发展有一个保障。
谈了这么多困难，但是我们说中国经济和其他情况还不一样，我们现在是一个上中等收入阶段，发展中国家，虽然有经济危机的影响，但是我们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们的工业化没有完成，我们在加速，预计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我们的现代化没有完成，正在加速，预计本世纪中叶（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的城镇化没有完成，仅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略高一两个点。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空间（正在加速）。我们的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现在已经是30%，城镇30%多一点，农村在37%的样子，正处在一个迅速改善的时期。这都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没有理由怀疑一个国家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没有完成的时期会出现长期的衰退，尽管我们增长速度不会像以往那么快，所以我们说我们还是处在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按照我们的发展目标，如果没有战争、没有特别的破坏的话，到本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实现所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完全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