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步入新的政治经济发展阶段
经济领域的支撑策略还应该包括资本“走出去”、货币国际化等。其中，“走出去”的核心目的是以资本回报为主增加外部价值输入，在全球竞争中形成中国资本的市场主导权，这是经济强国的重要标志。
“新常态”是决策层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它明确了决策层的目标诉求及相应的政策取向，理解新常态的内涵对于把握中国的经济政策导向具有重要作用。但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向，似乎还应在更大的框架下进行。当前，中国的政经秩序正处于大调整阶段，需要跳出新常态的框架，透过经济运行与发展的细节，更全面地观察和判断正在形成的重要趋势性变化。
潜在增长率一路下行
绝不是必然趋势
根据官方表述，新常态的首要特征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这个特征既源于对中国经济的实践观察，更源于智库的研究测算。当前，中国经济的确在中高速的增长区间运行，更准确地说，是在7%至7.5%的增长区间运行。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7.4%，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7.0%，而市场对二季度经济增速并不乐观。从这些数据来看，与以往的高速增长相比，中国经济增速的确放缓了。
然而，很多智库强调“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一路下移”。比如，某智库近期研究认为，到“十三五”时期，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进一步降到6.2%。在既定的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下（即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翻一番”目标），潜在增长率一路下移是悲观的结论，根据该结论，反过来也意味着稳增长在高层决策中将具有压倒性的地位。但在笔者看来，潜在增长率一路下移绝不是个必然趋势。
首先，潜在增长率是一个趋势性概念，而中国经济增速实际调整却表现出断档式特征。从统计数据看，中国的经济增速换挡存在如下事实：从2011年的9.5%断档式降到2012年的7.7%。对于中国这么一个规模庞大的经济体而言，这种断档式下降要么是受经济周期的技术性冲击所致，要么就是经济增长引擎受到了机制性冲击。而这两种冲击均有可能改变潜在增长率，但不一定都会产生下移效应。更为关键的是，2012年的经济增速下降似乎可以从机制性冲击中找到更多理由，在宏观调控背景下，可以被理解为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即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4月与企业家座谈时指出的，“就是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经济增速的阶段性适度放缓对于长远发展来说是一件好事。
其次，从潜在增长率的来源来看，存在多种途径加以提升。潜在增长率主要取决于资本投入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通过改善生产要素供给和提高生产率予以提升。对于中国这个仍然处在转型阶段的经济体而言，关于潜在增长率的测算多数缺乏制度变迁的考量，最致命的不足就是忽视了正在逐步形成的改革驱动力和技术创新驱动力，而这两大驱动力的不断释放将构筑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
多数学者认同，当前正在开展的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最终都将抬升潜在增长率。从这个角度来看，潜在增长率一路下行的悲观结论是一种静态的片面认识，中国经济有望通过技术变革和制度变革源源不断释放发展潜力。基于此，当前的稳增长工作也需将各项旨在提升潜在增长率的政策措施作为核心着力点。
国内正步入新的政治经济发展阶段
要想理解新政治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在逻辑，必须先明白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多数观点认为，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遵循政府主导模式，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种模式下，形成了特殊的政企联系。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在30多年的磨合与演进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用于维系这种政企关系网络，这也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隐性规则。
整肃吏治是中国步入新政治经济阶段的催化剂。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反腐力度和官员纪律约束的不断加大，政府官员及公务员群体的目标诉求、行为方式正在快速发生变化。这一点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中已经有所反映，比如有的公务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心态加重，面对中央政令“积极但不作为”增加。在政府主导模式下，官员的这种反应将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整肃吏治犹如一剂普遍适用的催化剂正在引起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系列重要内在调整，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秩序大调整”阶段。
就经济而言，内在秩序调整主要有两方面，分别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以及政府和企业关系调整，它们是新政治经济发展阶段内在线索。
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必须关注到以下基本事实，整肃吏治由中央发动，由中央调控，其结束以及未来可能的制度化过程也由中央决策，中央体制仍然在为整个政治经济社会运行提供稳定基础。这决定了此次秩序大调整与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俄罗斯的大转型存在本质区别，可以说，此次秩序大调整是渐进式改革的必然阶段。但从经济影响来看，中央地方关系调整已经不局限于之前各方关注的财政关系调整，还包括更一般的决策执行机制实现，这将对中央的经济动员能力形成重要考验，也是当前经济稳增长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
政府和企业关系调整主要表现为原有的政企关系潜规则受到官员纪律约束失去操作空间，并且，整肃吏治通过内在的政经网络影响到与之关联的企业家。目前，企业家的心态正在发生微妙变化。整体而言，笔者相信政企关系会围绕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方向调整，新的政企关系将在经济法治的范畴内得以确立，而这将给中国带来强劲的软实力。
当然，上述观察只是现阶段的初步判断，目前各界对新旧秩序过渡阶段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对其中蕴含的风险仍然缺乏足够了解。
对外正处于建成全球领袖型国家的酝酿期
亚投行成立、“一带一路”战略等不断向外界传递出中国加强参与国际事务、建设全球领袖型国家的战略意图。当前要研究如何稳妥地落实战略意图、如何进行科学的战略布局。客观来说，建设全球领袖型国家的战略体系将会非常宏大，但对中国来说，最大支撑在于经济，最先布局的领域也在经济，这也是当前推行经济外交战略的逻辑所在。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制造、美国等消费、澳洲等提供资源的“三角循环”体系下，中国缺乏战略主导权，在国际收入分配、国际产业梯度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要素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充裕的资本优势正在替代劳动力优势，国民环境意识开始觉醒。这些都是中国着力转变全球化参与模式的内在动力。
除此之外，国家间的政治本土化和经济全球化冲突也在加速现行全球化模式的终结，部分发达经济体正转向经济合作区域化，主要国家在战略和战术层面的综合博弈正在不断强化。典型的是，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对中国形成了强烈的战略性围堵。可以说，中国当前采取的经济外交战略正是对这些内外因素的综合反应，可以预见，其实施过程将充满风险，需要中国不断“空中加油”，并完善其他战略支撑。
当前，最为重要的是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调整。全球领袖型国家的重要标志是有能力主导全球经济治理和经贸规则的制定。未来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变，但全球化的治理机制、实践规则将发生重大结构性调整，这为中国提供了机遇。客观来看，凭借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远未达到以一己之力主导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候，因此，必须通过进一步释放善意增进互信，在不同国家间广泛寻求和发展共同利益，以命运共同体代言人身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贸易规则制定。
2016年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是一个重要历史契机，但2016年日本将承办G7峰会，到时或将出现“中国对日本、G20对G7”的情况，甚至上演亚洲和全球的双重较量。根据不少机构预测，2016年美国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强复苏势头，而中国经济将继续面临下行压力，在此背景下，围绕全球治理权力和治理体系变革的博弈将更具象征意义。
当然，经济领域的支撑策略还应该包括资本“走出去”、货币国际化等。其中，“走出去”的核心目的是以资本回报为主增加外部价值输入，在全球竞争中形成中国资本的市场主导权，这是经济强国的重要标志。货币象征着权力，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则可在收取铸币税的同时增强对全球资本市场的掌控力和影响力。除此之外，中国还应该在社会、文化等领域谋篇布局，为建设全球领袖型国家积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