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在郑州报业集团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家屋,家居,家人
□杨澜
我至今记得那木板楼梯的狭窄陡峭。成年人必须把脚斜过来才不至于踩空。吱吱嘎嘎走到一半时墙壁上出现一个拉门,进去后在右手边有一根灯绳。一脚迈进去,千万别直起腰板,因为屋顶矮,会撞头的。五六平方米的空间,一张低矮的床,几只樟木箱,还有大大小小的坛子罐子。这就是外婆的阁楼。我三岁大时,因为父母下干校,就被送来上海跟外公外婆住。外公外婆曾是这栋临街的二层楼房的拥有者,不过现在楼里住着四家人。舅舅们都大了,于是大房间又隔出小房间。等我被送到这儿,唯一能多安下一张床的地方就是这阁楼了。
夏天热,外婆扇着蒲扇哄我入睡;冬天冷,外婆就在我的被窝里放一个热水袋;春夏秋冬都不缺的是入睡前好听的故事和歌谣。同样取之不尽的是罐子里各种吃食,一概是外婆自己晾制、腌制的:笋干毛豆、梅干菜、萝卜干、蚕豆、酱菜,有时还有香喷喷的酒酿……印象中外婆总是乐呵呵的,嗓门大,干活利索。长大了才知道,那时是文革后期,她和外公因为曾经拥有白手起家的小工厂,被定性为资本家,家里已被红卫兵抄了多次,所有值点钱的东西都被抢走。据说当年这条街上红卫兵前脚走,后脚就有人从楼上跳下去——不想活了。外婆把全家人聚在一起,说:“不管出什么事,我们家任何人不许自杀。我们曾经一无所有,现在也还可以用双手养活自己。”为挣一点生活费,她帮菜市场剥虾仁,帮邻居缝制衣服,还要忙活自家的柴米油盐。她永远是忙碌的,身边还有一个围着她团团转的我。但就在这间矮小的阁楼里,有了我童年最温馨的回忆。记得每到午睡时间,我搂着外婆的胳膊,闻着她身上淡淡的烟火味(家里烧的是煤炉),听着她轻轻的鼾声。就在那个混乱而又贫乏的时代,世界的这个小小角落,一派祥和安宁。
汉字中,宝盖头下面一个女,便是“安”了。女人往往是一个家的情感中心。不,家就是她一手创造的。她的爱是丝丝缕缕的,编织了岁月,也编织了家的记忆。你看每年春节那可以挪山移海的回家大军,他们心中的家大多有一位翘首以待的母亲。父亲的爱常常是抽象的,母亲的爱特别具体。我上中学、大学那会儿,衣服大多是妈妈亲手缝制的。家里一台蜜蜂牌缝纫机是她的宝贝。有机会去上海出差,她一定会到城隍庙的扣子店、花边店、纸样店、布料店拼抢一番,回到北京家里,比着,画着,剪着,缝着,绣着。偶尔大呼“糟糕”,那一定是把布样裁错了,懊恼不已。于是在风尚渐开的80年代,我有了蝙蝠袖的套衫,挺括的喇叭裤,领口带花边的连衣裙……还有一套上下分身的裙装,豆绿色的棉麻质地,里面配一件白衬衫,清清爽爽的,成了我大学里第一次上台主持节目的行头。和那套衣服一起送给我的,是妈妈的一句话:“自然大方就好。”那年我十八岁。
转眼间,儿子马上就要十八岁了。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是从他出生起我一直记录的“成长日记”。里面记着他出生时响亮的啼哭,第一次叫爸爸妈妈,第一次独立行走,第一次发烧打吊针被护士戳了好几次,第一个自己编的童话,第一次打架,第一次过万圣节,第一次看见妹妹时说“以后哥哥保护你”,第一次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在日记的最后,我抄录了纪伯伦的诗《论孩子》——“你是那张满的弓,孩子就是从那弦上射出的生命的箭矢……”当我把厚厚的一本递给他,好像十八年的日子沉甸甸的都在里面了。儿子拿回自己的房间去看,过了一个钟头跑来敲我的房门,推开门就给我一个大大的熊抱。站在我面前的不再是一个男孩,而是比我高出一头的年轻人。脸上留着泪痕,他说:“谢谢你,妈妈,我爱你!”作为母亲,眼眶也是立刻就湿了的——还复何求?他马上不好意思起来,做出很酷的样子说:“我去上大学,你不会频繁地来看我吧?”我立马回答:“拜托!你知道我很忙的。”我心里说,孩子,你的自由,才是我送还你的生日礼物。
我们每每提到“家”,有时候是指房屋,有时候是指家居,有时候是指家人。家屋是我们拥有的,家居是我们经营的,家人是我们爱着的。家,哪怕是蜗居,只要有爱,就不寒酸;生活,哪怕拮据,只要用心,就不乏味。生命在这里诞生,爱情在这里滋养,记忆在这里创造,心灵在这里安顿,日子,在这里酿成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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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禹亚楠 联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