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高峰——追念老师冯友兰先生

冯友兰（1895—1990）现代中国杰出的哲学史家和哲学家。河南南阳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中州大学（现河南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著有《中国哲学史》、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著作。

方立天 著名佛教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家。浙江永康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编者按：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礼记·学记》中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荀子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是培育人才的园丁，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受到学生的敬仰和爱戴。今天本报开设《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难忘师恩》栏目，旨在记取老师治学育人之风范，以滋养教育的今天和未来。

冯友兰、张岱年和任继愈都是我在北大念书期间的老师，他们对我的为人和治学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张岱年和任继愈两位先生去世时，我都写了纪念的文章，冯先生的纪念文章却一直没写，这是我心中的一个遗憾。这次《光明日报》约我写稿，我很高兴，能够弥补心中许久的缺憾了。

20世纪50年代后期，北大要求老教授为本科生上课，冯先生给1956级的本科生开中国哲学史课，57级的同学也来听课。我被56级二班指定为课代表。课代表的任务是要向主讲教师反映同学们的意见和要求，因此我也幸运地有稍多机会接触冯先生，近距离地体察冯先生的学术大师气象。

第一堂课冯先生就给我们带来了惊喜，他说：有两个中国古代哲学史，一个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一个是后人整理、研究、撰写的中国古代哲学史，是描述性的，不一定真实。这两者的关系就像颐和园和颐和园导游图一样。导游图有引导你游览的作用，但是看导游图不能真正领略颐和园的美景。所以，学习要读原著，要准确理解中国古代哲学原著的意蕴。

后来我与冯先生熟悉一点了，就问他怎么学好中国古代哲学。冯先生从书架上取下线装的《论语》，又告诉我要读原著。我想起小时候在村里跟最后一个秀才学习过的线装书《论语》，就给家里写信，家人很快给我寄到北大，这套书到现在我都保存得很好。冯先生说，研究中国古代哲学，要把中国古代哲学中好的东西发掘出来，加以继承和弘扬，那才叫本事。他这句话对我来讲有指明方向的意义，我这一辈子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学术研究的。

冯先生说，读书就好像游泳，老师只是把学生推到水里，游得怎么样，能否游到对岸，要靠学生自己的悟性和努力。

记得我第一次去冯先生家，是反映讲稿纸张质量的问题。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用的教材是把冯先生的讲义印发给我们。纸张质量太差，本子也小，装订也粗糙，用线缝在一起，翻多了会散。我讲了意见，冯先生说，现在国家有困难，没有那么多好纸，大家要理解国家的困难。

第二次去冯先生家，有一件让我记忆深刻的事情。这次我进了冯先生的书房，在他写字台的玻璃板下面看到一封信，信纸很大，字也很大，是毛主席给冯先生的亲笔信，冯先生展开压在玻璃板下面。我很好奇，也很震惊。征得冯先生的同意，我看了一遍这封信，其中一句话说“做人以老实为宜”。据我后来的观察，这句话后来对冯先生可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那一次，师母还给了我几块糖。几块糖在今天是微不足道，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当时，对一个学生来讲，还是很稀罕的。到今天想起来，还让人觉得非常温暖。

冯先生说话有时有点儿口吃，但是讲课条理异常清楚，文字表达一流，他能把不易懂、不易讲清楚的问题讲通透。他有很高的现代哲学素养，又有高度抽象概括的能力，善于以简驭繁，高度概括，对于难点问题，能作出通俗易懂的解说，且有很多创造性的阐发。例如他把先秦名家惠施的哲学“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今日适越而昔来”等十个论点，通过分析惠施揭示和夸大事物同异关系的相对性，强调事物之间的同一性，而把它归结为“合同异”学说。又指出公孙龙子的哲学《白马论》是强调“马”和“白马”两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的区别，《坚白论》是把事物和概念对应起来，否认各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夸大事物的特殊性，否认事物的共性，被归纳为“离坚白”学说。这都已成了定论。

冯先生也很关注唐代佛教宗派哲学和佛教哲学，认为佛教“包括哲学方面的根本问题”，他也关注唐代韩愈等人反佛教的斗争。他揭示出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唐代反佛教的儒家学者实际上也从佛教哲学中吸取了养料。

冯先生认为佛教的僧侣有上层和下层之分，比如慧能原来是寺院舂米推磨的文盲，后来创立了禅宗，是佛教改革运动，是值得肯定的。汤一介先生告诉我，“文革”中，冯先生也被批判，坐“喷气式飞机”什么的，那时候他就在心里念慧能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来缓解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冯先生把佛教哲学列入中国哲学史是有开创之功的。任继愈先生在《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领域里的贡献》一文中说：“把佛教哲学列入中国哲学史，是从冯先生开始的，冯先生虽然对佛教的部分自己感到不满意，但他的开创之功不可湮没。”（《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任继愈卷》413页）

还值得提出的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自1948年英文本在美国出版后，先后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成为国外学习中国哲学、了解中国思想的必读书。可以说，在推动中国哲学文化走向世界方面，冯先生不仅是一位先行者，而且其贡献之大，迄今仍使人望尘莫及。

现今人们如何看待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是有分歧的。我认为这要从历史背景中去看，从本质上看。冯友兰是现代最富有哲学思维、构建起庞大哲学体系的杰出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也是教育家，著有“三史”“六书”，辑有《三松堂全集》，为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一位文化巨人。

20世纪70年代，迫于形势，冯先生写了几篇批孔的文章，讲了一些违心的话。80年代后他常常为此引咎自责，内心很痛苦。他对张岱年先生说：“我现在的态度改为‘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庄子·逍遥游》）了。”这种转变，带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烙印、历史的印记，有其时代的意义。

最令我钦佩的是冯先生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他的爱国主义不是空谈、口号，是真情实感，是来自他对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深厚感情，他在《三松堂自序》中满怀激情地说：“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将来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也是最新的国家。这就增强了我的‘旧邦新命’的信心。新旧结合，旧的就有了生命力，就不是博物馆中陈列的样品了；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国自己的民族特色。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现在我更觉得这个展望并不是一种空想、幻想，而是一定要实现的，而且一定能实现的。”爱国的责任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民族的自豪心、文化的自觉性都跃然纸上。

冯先生还说：“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每一个中华民族的成员，都应该尽其力之所及做一点事。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看它是否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来源。”冯先生以毕生精力“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其成就之巨大，足以比作一座中国哲学思想的高峰。

（本报记者 李玉兰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