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适逢其时的好书：最了解香港的人，王捍忠新作《走近香港廉政公署》
作者:原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 陈佐洱
来源:中国青年网
回归祖国怀抱已经22个年头的香港,在举世瞩目下风采依然,更加繁荣稳定。世界普遍公认,香港之有今日,首先得益于“一国两制”方针的成功实践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全中国全面贯彻实施。
基本法规定,回归后成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都不变,法律也基本不变。香港政治社会中不少开埠以来具有生命力的机制、机构、规例甚至习俗习惯,都在回归后得以保留,不仅为700万本港市民所珍惜,而且与划时代的特别行政区继续同步发展,臻于完善,发扬光大;在这个过程中,也被全中国13亿人民逐渐熟悉。其中有一个既被经常点赞却又难以知详的机构,让人始终感觉有些神秘莫测,那就是两地同胞同称其“包青天”的香港廉政公署。
最近,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新书帮我们揭开了那层神秘面纱,书名叫《走近香港廉政公署》,作者是一位曾长期在媒体和香港工作过的学者、青年公共外交家王捍忠。
作者用了多年时间探究香港廉政公署的来龙去脉,搜集了它从成立至今的大量资料、数据以及各类代表性案例。他不止手不释卷翻阅资料,更是通过自己敏锐的思考,将廉政公署的成立与发展回顾、廉政公署的运作系统初探、对内地反贪工作的启示娓娓道来,全书共分上中下三篇,夹叙夹议,自然有不少精彩的心得之笔。
王捍忠在书中引经据典,用讲故事的方式介绍了廉政公署是怎样在1974年的香港应运而生的,那是基于广大市民长期以来一而再强烈要求坚决肃贪的呼声。60年代后香港跻身“亚洲四小龙”,在繁华的表象下港英政府、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盘根错节的贪腐与日俱增地膨胀起来,“走后门”、“茶钱”、“黑钱”、“派鬼”等等各种变相贿赂陈出不穷,渗透到了社会各个有交易发生的角落。市民们深受其害却又不能不委曲面对,几几乎“桌底下不掏钱就办不了事”。港英当局起初对此持睁只眼闭只眼态度,甚至把屡次反贪腐、诉求改善民生的游行示威定性为“骚动”、“暴动”,实行残酷镇压,但是反抗的怒火烧不能尽,以至1973年香港爆发第一次股灾后,破天荒地逾万名教师上街游行反对减薪和贪污,才让当局者慌忙“收回成命”,开始认真考虑严重的贪腐问题。当然,首先是要在政府内部肃贪,首当其冲恰恰是掌管着查处贪腐实权的警务处,焦点人物并不是所谓“贪污是华人社会传统”的小官儿本地人,而是刚刚提出退休申请的总警司英国人葛柏。葛柏原来就是个在“祖家”混不下去了的痞子,凭着白皮肤高鼻子到香港来却摇身一变穿上警服,“五毒俱全”,残暴镇压民众的“骚动”“暴动”,因此步步高升。关于他的劣迹早不是秘密,当局者接到过许多举报,连其它英联邦国家地区都知道,可就是“拿他没办法”。当局者只好下决心另起炉灶,筹建一个独立于警务处的肃贪机构,直接对最高当局者一人负责。这个机构就是翌年开张的廉政公署,打的首虎只能是葛柏。廉署一炮打响,很得民心,成百上千封举报信纷至沓来,而且75~80%是实名举报;那些犯事儿的人一听说廉署打电话来请“喝咖啡”,不管身份地位多高都会心惊胆颤。
王捍忠把香港廉政公署年复一年的运作及特色,展示在希望“走近”的读者们面前。廉署在逐步积累起的正反经验中,认识到社会上的一切交易运作都相互关联着,肃贪反腐光在政府部门搞不行,还必须涵盖到所有的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很重要的是必须扎根于广大社区的基层民众中,这样才能眼观四面耳闻八方。廉署还认识到,光搞肃贪反腐不够,更需要防范于未然,所以使命是调查、预防和教育“三管齐下”,于是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帮助政府各有关部门和私营机构制定了一系列防止贪腐的具体规定和相应措施,例如财产申报制度、操守审查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利益申报制度、财产管理制度等等,每年向私营机构提供的各种防贪服务平均多达300项以上,涉及餐饮、酒店、金融、房地产、中小企业、慈善团体、楼宇管理、学校等诸多领域,力争“有求必应”。随着运作的日趋成熟,香港廉政公署逐渐从中国特区走向了国际舞台,依据基本法规定,以“中国香港”名义与国际刑警组织合办了“跨域联手灭贪污”会议,加入了由亚洲开发银行及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联合推动的亚太地区防贪计划,使香港获得了“廉洁之都”美誉。
中央政府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的运作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一直给予高度肯定,并且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一个国家、一本宪法和基本法、两种制度和两种法律体系的框架内,香港廉署的一些成功经验值得内地有关部门借鉴和参考,始终鼓励推动两地相关部门加强司法互助,加强合作交流,以不断提升两地打击跨境犯罪的成效。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王捍忠的《走近香港廉政公署》一书,正适逢其时。这本书会引领内地各行各业的广大读者更多更深地了解香港廉政公署,并为监察纪检工作人员提供一份相当丰富的了解香港同行的宝贵资料。
